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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祸
·第一章:合作化引发灾难
·第二章:大炼钢祸延全国
·第三章:办公社共产风起
·第四章:吹牛皮乱放「卫星」
·第五章:办公社共产风起
·第六章:登庐山彭总上书
·第七章:施辣手「谏臣」获罪
·第八章 反右倾饥馑蔓延
·第九章 饿神州遍野哀鸿
·第十章 大灾劫咎由人祸
·第十一章 形势险左调稍敛
·第十二章 毛「皇帝」不知罪己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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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吹牛皮乱放「卫星」

  如今山东一带,二十多个世纪之前是齐国,那里有块叫「阿」的地方,在当地父母官「阿大夫」的治下,「田野不辟,人民穷馁」。但是阿大夫专门吹牛,虚报政绩,齐威王一度受骗,后遣人赴阿查明真相,将他下油锅烹了。有人认为齐威王这个一国之君,居然能探明地方官员的劣行,可见很有点了不起。其实,他手只有一个阿大夫在吹牛搞浮夸,要识破真相并非难事;要是下边的大夫们全部向阿大夫看齐,他大概也就被蒙在鼓裹,成为糊涂君主了。      一九五八年的中国,情况就是这样,全国两千馀县,几乎个个都出了「阿大夫」。

     大跃进的号角吹响不久,《人民日报》便从六月开始刊登各县的阿大夫们报来的牛皮经。先是河南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爆出小麦亩产二千一百零五斤的新闻,算是放了第一颗「高产卫星」。以后各地逐渐加码,到第二十九颗卫星出现在《人民日报》时,亩产已达七千三百二十斤。以后连地处高原的青海,也参加了这场吹牛大合唱,打出八千五百八十五斤的牌子,镇住了各路好汉。水稻就更神了,报上的数字一个比一个惊人,七千、一万、一万五,乃至湖北蹦出了三万七、安徽蹦了四万三的「奇迹」。到了九月份,一行特大铅字赫然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广东穷山出奇迹,一亩中稻六万斤」。为了说明此数字之不虚,那篇报导特地强调,省委秘书长在场验收,决非小巴拉子们胡吹乱说。至于整个大跃进运动的头号冠军则属广西环江县,中稻亩产十三万斤,可以说是《人民日报》在历史上留下的最荒唐的记载。

      虽然卫星都是某某生产大队放的,但大队书记还是农民,只有公社领导才是「国家干部」,只有他们才能令手下的宣传干事们编造谎言而脸不变色心不跳。至于调动报社的记者拍新闻照片,公社书记,社长的官衔又嫌太小了一点。真正在各地兴风作浪,将粮食产量几倍,几十倍地夸大的,是那班阿大夫的徒子徒孙--各县的县委书记们。

     八月间,湖北麻城县稻子亩产三万六千九百五十六斤的消息见报时,《人民日报》特别发布了一幅新闻照片,显示四个小孩站立在田间的稻穗上,照片下的说明是:「孩子们站在上面就像站在沙发上似的。」不过,这个奇迹很快又落伍了。一个月之后,又一幅照片问世,其说明为:「三个人站在上面也压不倒。」

     一九五八年八月间,《人民日报》还屡次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宣传「地的产是由人的胆决定的……条件论者可以休矣!」

     一言以蔽之,一九五八年的那几个月中,《人民日报》制造了不知多少贻笑千载的新闻。

     到了一九八五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表示他赞成刘少奇六一年关于「这几年的事情是中央领导一半,《人民日报》领导一半」(注1:见《记者文学》一九八九年五月号陈峰的文章。)的说法:「大跃进我们犯了错误,中央要负百分之五十的责任,《人民日报》要负百分之五十的责任。」理由是「如果当时没有《人民日报》同志的瞎吹一气,我们大跃进的错误就不会有后来的那么大。」(注2:一九八五年五月十日北京中南海,与香港《百姓》杂志社长陆铿的谈话。)

     这话似乎有道理。《人民日报》这份发行量数一数二的报纸,它推波助澜比共产党通过它的组织散发文件的效率更高,危害自然也更大。但问题在于:谁是《人民日报》?它不是「党的喉舌」吗?既然它不过是中共中央属下的一个机关刊物,而不是与中共平起平坐的什么机构,它怎么配与中央平分责任呢?

     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的成都会议上说过,「组织指导工作,主要靠报纸。」整个大跃进过程中,毛也是通过《人民日报》来制造「大跃进新形势」的。这裹有个例子。当时山西省洪赵县向中央报告说,将小麦和谷子嫁接,亩产可达到八万九千斤。要是再将小麦改良成一株多穗,产量将高得无法估量。中共中央对此报告不仅不斥之为无稽,反而大为称赞,转发全国,同时指示「原报可以在报上发表」。(注3:《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五十至五十四页,转引自《晚年毛泽东》第一六五页。)③所以,《人民日报》不过是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充当喉舌而已。说到「瞎吹一气」全国上百份报纸,统统与《人民日报》一个腔调,它们又该承担百分之几的责任呢?

     制造新闻的不光是报纸,还有党的宣传部控制的电影制片厂,尤其是党的一大喉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该厂在大跃进闹得最红火的时候制造了一系列荒唐透顶的消息,比《人民日报》有过之而无不及。它拍摄了一部《沸腾的广西》。这是一部纪录片,里面有这么一个镜头:一群头戴草帽的农民在割稻子,右边沉甸甸的稻穗上散乱地放著几迭茶碗,一只显然盛满开水的大木桶,桶上写著两个大字:「请茶」。 幕幕上出现这个镜头的同时,画外的解说词是:「罗城县创造了稻子亩产十三万斤的高产卫星。」这部纪录片还有一个同样惊人的新闻:某人民公社「放射了震惊全国的日产铁二十万吨的大卫星」。后来这部片子的摄制者还撰文介绍这个公社:「这是多么了不起啊!他们一天的干劲,等于完成全广西一九五八年全年的产铁任务。」(注4:《电影画报》一九五九年第二期)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还拍了一部《丰收曲》,其中有湖北某大队的一百七十亩稻子平均亩产万斤,河南某大队大萝卜亩产二十八万五千九百四十四斤的镜头,验收精确到了斤。再加上影片中还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亲临农村指导的场面,谁人还敢怀疑!

     一九五七年,数以千计肯说真话的党内外新闻工作者被打成「右派份子」,逐出新闻机构劳动改造去了。剩下的不是秋后寒蝉,便是墙头枯草,不可能指望他们在一九五八年挺身而出,历数人民公社的弊端,痛陈大炼钢铁之荒诞,抨击大跃进之无稽。当时《人民日报》社社长是饱学之士邓拓,他对大跃进的做法是不满的,但既然党的副主席周恩来、陈云都不能出面阻挡,他又有何本事扭转乾坤?他充其量只能借古讽今,用曲笔隐晦地表达自己的看法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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