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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祸
·第一章:合作化引发灾难
·第二章:大炼钢祸延全国
·第三章:办公社共产风起
·第四章:吹牛皮乱放「卫星」
·第五章:办公社共产风起
·第六章:登庐山彭总上书
·第七章:施辣手「谏臣」获罪
·第八章 反右倾饥馑蔓延
·第九章 饿神州遍野哀鸿
·第十章 大灾劫咎由人祸
·第十一章 形势险左调稍敛
·第十二章 毛「皇帝」不知罪己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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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形势险左调稍敛

  进口粮食可以救急于一时,却消除不了灾难的根源。有两个小例子可以点明问题的征结所在。      一九六○年,在安徽的农民被饥饿折磨得濒于死亡时,宿县一位七十二岁的老农向公社党委书记要求,要带他有肺病的儿子到山里去生产、休养。他保证若产粮有馀便交给公社,若自食不足也不向公社伸手。获准后,这个没有牛也没有犁,只有一把铁锹和一把四齿钩的老农就进山去了。当年秋收,他除了留足自己及他生病的儿子的口粮、种子、饲料以外,还交给公社一千八百斤,超过了自己留的。除此之外,他又交给公社六十元现金(养猪养鸡的收入)。

     云南省弥勒县有一户农民,因为女的是日本移民战后留下的孤女,没有资格享受社会主义新生活,这家人也就成了当地唯一被排斥在合作社、人民公社之外的单干户。结果是大家都在挨饿,他们却不仅自己有吃的,还能拿出一些粮食周济眼看就要瞑目的乡邻。自然,凭这一家单干户的力量,救活不了几个人,但既然公社社员濒于饿死,而单干户却自给有馀,问题就十分清楚了。

     说穿了,要摆脱灾难就要先摆脱毛式社会主义,扯掉那件「一大二公」的漂亮外衣,给农民自由,让农民重新单干。然而这有违共产党的宗旨。作为共产党,不能不按照导师的指示去做:「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注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一三七一页。)

     问题只在于:农民自己是否愿意?如果农民不愿意,共产党是否应当用专政的办法逼使农民就范?马克思、恩格斯并未掌权,未置答案,而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的斯大林就是这么做的。作为斯大林的学生,毛泽东当然也要这样做。   对于共产党和农民的分歧,毛看得很清楚。自从共产党将土地分给帮助它打下江山的农民之后,农民和党的目标就不一致了。毛一九五五年五月九日对李先念,邓子恢说,「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他将这分岐说得再明白不过。要实行社会主义,就不能给农民目由。为了实行社会主义,不惜采取强制手段。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是斯大林的好学生。   苏联强行搞集体化的后果世人有目共睹。「一九三三年,当这一行动完全结束时,苏联的农业产量和家畜总数减少了一半以上。在一九四一年德国入侵苏联的前夕,还没有恢复到一九二八年集体化以前的水平。」(注2:《赫鲁晓夫回忆录》爱德华.克兰克萧的评语。)直到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之时,俄国的耕牛还依然少于一九一三年。」(注3:麦克尔.莫洛佐乌著《勃列日湟夫传》。)

     中共跟老大哥学,结果几乎一模一样。一九四六年,乌克兰一位集体农庄主席给共和国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去信,告诉他:「我们已经完成了上交国家粮食定额的任务。我们什么都交出来了,自己一无所有。我们深信政府和党决不会忘记我们,将会给我们援助的。」(注4:《赫鲁晓夫回忆录》。)但是党的援助尚未到来,素有粮仓之称的乌克兰便发生了大饥馑、人吃人甚至父母吃子女的惨事。   将一九六○年中国的大饥馑同它一比,我们就明白,学生毛泽东除了制造的灾难比先生斯大林制造的范围更大、死人更多以外,走的几乎就是苏联的老路,连制造饥馑的过程都一样,都是农民被迫把粮食交出去而后饿死。

     史大林至死都没再把自由还给农民一分,毛泽东也是如此。但是,这并不等于他们的社会主义就可以从此万岁了。事实是,中国的农民一直在向执政者要求自由。

     早在一九五七年初,即高级社成立不久,就有农民要求实行「包产到户」——按户包种一定数量的农田,每年交给集体相应的粮食,超产部份归耕作者个人所有。由于退社单干已不可能,包产到户是农民可争取到的最大自由。当时中共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在人民公社制造灾难之前,中共党内几乎是一致地予以反对。譬如邓子恢,他一方面攻击党内热衷于办几千户甚至上万户的大社的人是「社会主义狂」,(注5:《党史研究》一九八七年第一期第三十九页。)另一方面又指责「按劳(力)分田,包产到户,实际上退回到单干的做法。」(注6:见邓子恢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五日在全国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邓子恢在毛眼中已是一个「老右倾」,连他都不赞成包产到户,可见当时中共的决策层不仅一致地要搞社会主义,而且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差别也不大,都不赞成给农民以自由。

     中下层干部,尤其是身在农村的,有的同情农民的处境,自行实行了「包工到户」的政策。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有的甚至在地方党的刊物上鼓吹「包产单位越小越好」,「产量高,由户包」,主张「包工到户、包产到人」。但是真敢这样与中央唱反调的并不多,并未形成潮流。当时毛泽东的注意力正集中在公社干部中的所谓「五风」问题上(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对此暂时容忍了,未立即予以制止,庐山会议之后,他全力投入反右倾运动,便立即著手批判起「包产到户」这一政策来。

     十月十三日,在转发江苏省委《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产到户和包产到户的通知》的批文中,中共中央正式将「包产到户」说成「实际是在农村中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与此同时,党中央的理论杂志《红旗》也指责「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企图用所谓『包产到户』之类的形式来破坏集体所有制,恢复单干,使农村重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注7:一九五九年第二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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