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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治理是胡温的首先出路

   
   
   胡温政府为了减缓加剧的各种社会矛盾,稳固中共政府的合法性,对政府自身进行系列小动作改革,仅在政府管理内容、管理手段上进行小幅度转变,但在整个社会层面,政府职能与角色定位没有改变,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关系的根本上还是扭曲状态,温家宝几次开会强调行政程序法,可以看出其对政府治理有所追求的心态,但行动上仍然没有触及关键地方。
   政府治理的核心是公共权力的治理,公共权力我国通常理解为行政权力,怎样治理行政权力?当务之急是通过调整行政主体与公民社会关系,追求现政府的善治。
   政府治理是指基于一系列制度创新,对政府机构的组织设计及政府工作绩效进行分析,促成中共政府善治目标的达成。

   今天,中共政府面对着财政压力、传统官僚体制的低效以及对公众的回应能力低下等一系列内部问题,同时也面对着全球化、新技术冲击、公众需求的多样化等一系列外部环境的挑战,
   
    中共面对这种危机,只有改变中共建政后几十年形成的职能活动范围和运行机制,在政府与现代社会之间寻求更为有效地提高公民普遍福利及提升国家生产力、竞争力的现代制度和创新性民间组织。不断地调整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权力、权利与利益结构才是中共政府治理的正确取向,
   首先,在公民意识日益觉醒的信息时代,社会公共管理的责任应由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公民自组织等共同承担,重构政府与公民社会或民间社会的关系。
   传统的中共政府统治者始终强调,政府组织是行使国家事务管理与社会事务管理的唯一权力中心。政府组织依靠其强制力和权威,集中掌握与控制国家、社会事务管理的各种资源,几十年来中共政府不断地扩大其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的管理职能;行政管理权集中,中共政府各级组织,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决策、管理与服务的责任;中共政府组织自身的规模不断地扩张,常任职业公务员数量迅速增加,财政支出规模日益庞大。但政府绩效却越来于越小,制度性腐败带来社会不公的加剧,公共财产的流失,都造成了民间离心力度的加大,政府公权的威信丧失殆尽,特别是在立法、执法、决定重大的公共资源分配方向和维护公民基本权力、实现公平价值等方面,遭到国人的严重质疑,它不再是实施社会管理功能的唯一权力核心,中共政府权力被迫严重离散和衰减。
   与此相对,民间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社区组织、公民自组织等私营机构不断诞生,与政府一起共同承担起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信力服务的责任,这些组织的权力来于社会和公民的自然认可,政府控制的权力从集中走向分散。市民社会和民间的自组织将成为一种主要的发展潮流,公民的个人责任以及个人对自己决定承担的后果将上升为社会选择过程中的主要法则(孙志刚,孙大午事件),社会事务的管理则更多地由社会自组织承担起来。
   中共政府统治,基于传统经济模式,造成垄断、经济波动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及其贫富差距扩大与无势群体增加等恶果,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又出现严重市场缺陷,一直到今天,中共政府找不到管理市场和社会的合理界限,成为众矢之的,民怨所载。
   因此,通过多元化的制度和组织结构安排,承认民间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并首先由民间社会组织来完成相关的公共责任,减轻中共政府不承之重,是胡温新政的最佳出路。
    过去,中共政府自认为是具有全知全能、一贯正确的实体。既使面对着日益变化的高度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和民间不断产生多样的需求偏好状况,中共政府组织也依然自认为能够控制完全的信息,即掌握各种问题的性质,知晓问题发生的原因(非典之痛),明了公民的各种偏好选择(房产汽车股票泡沫),这就等于假定中共政府组织完全能够代表公民的意志和利益来行使社会管理权,权威地分配各种社会资源,由此确立了中共政府在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中作为唯一权力中心的地位。
   几十年的历史证明,中共政府作为一个由人组成的群体,同样面对着人类都必须面对的“理性无知”和“信息悖论”等问题。换句话说,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中共政府也只能了解和获得某些特定的知识与信息,而对另外一些信息处于无知的状态(民众的多元需求)。
   因此,中共政府全知的条件并不存在。另一方面,无论是中共政府组织本身,还是在政府机关里工作的政府官员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行为的基本出发点是要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为了获取效用最大化,政府机关往往追求预算的最大化,并不断扩张组织规模。所以,中共政府能否不折不扣地代表公共利益是一个巨大疑问(三个代表),而将所有期望系于唯一的权力中心(中央)则是危险的(多年来的政治、经济危机)。
   打破中共政府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神话。倡导发展多元化的、以公民社会为中心的、分权与参与的政府管理模式是胡温一代实现政府良治的唯一途径,尤其是以下这几个原则不能背离。
      最小政府的原则。中共政府组织应在经济、社会管理中的职能范围和活动空间全面的收缩,缩小政府的组织、人力与公共开支的规模,中共自我进行权力减肥,增加权力效益
      责任政府原则。建立全新的政府行为评价标准,以新的控制手段改造政府机关及行政官员的日常行为方式,以目标、产出成果和绩效的评估来衡量政府组织和官员行为,代替传统的投入和程序控制。这种结果与绩效的行动导向是以政府组织提供服务的实际成果、业绩和公众的满意度,来界定政府组织存在的价值、规模和预算数量,由此,对政府实行绩效评估、全面品质管理,是中共政府组织的的一道生命线。
   为了实现组织的品质绩效要求,在政府组织内部不断创建新型的行政文化和官员行为规范。将“做正确的事与正确地做事”的思想内化到官员的观念和实际行动中,使官员在组织目标上达成理解与共识;倡导“公众导向”与积极回应公众多样化服务需求的理念,发展官员必须承担行政责任的意识;
    竞争原则。通过政府对外透明化竞争制度的设计,引入竞争机制,以提高政府服务的效率。与国有公司外包和民营化趋势相配合(公司治理),通过允许社会自主组织管理,以多种多样的组织形式提供各种公共服务,使公民组织、民营机构与政府组织共同承担公共管理的责任。发挥社会组织和公民自组织在诸多社会工作领域的作用,逐渐形成公民资格和公民责任观念。
     这样不仅降低了政府和公营部门的支出规模,节省了纳税人的金钱。更是释放了民间活力,形成公民自主服务与政府服务相结合的、多中心的公共事务管理体系。
     
     分权原则。分解行政权力,大幅度改革与调整政府内部的工作程序,建立更加简洁、便利的行政工作流程,科学管理政府工作。
     这个过程既涉及到政府向市场和社会的授权与分权,也包含着政府内部不同层级的组织之间的授权和分权。
   总之,改变中共政府作为社会唯一权力中心的格局,通过授权和分权,将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和公民自主组织等多中心的组织制度化,使这些与政府组织共同承担起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责任。中共政府组织将更有效地履行那些它应该履行的职责,以更经济的和正确的方式实现其“掌舵”、“引导”、“监控”的管理职能。
   十年前,笔者曾加入的一个民间祖织,被中共政府定为反革命集团,那时,中共垄断一切社会权力,中共政府权威不容置疑,因为还没有政府治理这一理念。遗憾的是这几年里,江棋生、新青年四君子,杜导斌,刘晓波余杰等身上体现出强烈的对社会公信力执著追求的优秀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依然遭到的无情打击,进一步露出中共政府集权思维的体制硬伤,让人们对胡温进行政府治理的决心产生了很大怀疑,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信誉也降至冰点,社会活力压抑消失,中国的前途充满了悲观景象。进而造成整个社会的全员心理衰败。
   
    
   林青于北京理工大学思维所 2004-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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