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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恐怖杀手到北大校长的传奇(并非学术之一)

   
   ——读伍立杨《清末民初暗杀论》
   
    一、911事件后的联想
    有趣的是,当今世界“名人”、塔利班精神领袖奥马尔的经历,与北大校长蔡无培的经历有异曲同工之妙。表面看来,他们二人经历的区别仅在于“程序”的颠倒。蔡从清朝翰林到恐怖杀手再到北大校长,而奥马尔则是从伊斯兰学校的教师到恐怖组织首领的。这种“程序”上的颠倒,却分出了恐怖主义的两种性质,并且判若云泥。

   是奥马尔的“努力”,使反恐成为21世纪的第一个世界性的主题。“9.11事件”的发生,虽造成人类的恐惧,也使恐怖主义自己走向了末日。而此事件,也促使我们把目光折返到100年前,仔细观察20世纪之初的中国的恐怖主义。
    二、百年杀手出名人
    100年前的那一批中国的“恐怖分子”,几乎囊括了上一世纪中国的所有名人:孙中山、黄兴、蔡元培、章太炎、陈独秀、汪精卫、徐锡鳞、秋瑾、仇鳌、陈其美、陈炯明……这一批刺客当时组建了许多专职暗杀的团体,在他们的策划下,较著名的“恐怖事件”,如:
    1904年,吴樾两度谋刺陆军部尚书铁良未遂,后于1905年9月,在北京弹炸五大臣,以身殉国,孙中山赞“浩气长存”,柳亚子赞“吴樾一击,鼠首未殉,而鸾翮先铩,至今读者酸鼻”。这位时年26岁的“恐怖分子”吴樾,著有著名的《暗杀时代》一稿,该文的威力不亚于另一颗更大的炸弹,它鼓励革命党人把暴力直接诉诸于专制独裁者的肉体。
    汪精卫与黄复生、喻纪云、陈璧君等多人组成的北方暗杀团,专以慈禧、端方、载沣等人为暗杀目标,策划多起暗杀计划。1910年2月,汪亲自上阵刺杀载沣被捕。肃亲王因怕杀害汪精卫而引来更多杀手,使汪逃过一死,翌年全国光复,汪得以出狱。
   1907年7月,徐锡鏻在安庆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上,毅然拔枪,连发七弹,射杀巡抚恩铭。次日,徐烈士被斩首剖心。中山先生题曰:“丹心一点祭余肉,白骨三年死后香”。
    1900年,史坚如的暗杀小组挖地道进入两广总督府底下,内置炸药200磅,谋刺总督德寿。一声巨响,督府坍塌,烈士被捕。史烈士就义前坦白:中国专制如千年破屋,必须彻底推翻!
    1910年前后,刘师复、陈炯明等人在广州组织暗杀团,多次谋刺两广总督张鸣岐和水师提督李准。
    1904年,仇鳌等人在长沙组织暗杀团,多次谋刺陆军大臣铁良。
    1912年川籍党人彭家珍亲赴北京,到禁卫军头目良弼官邸,掷弹庭前,与良弼同归于尽。
    1911年4月,温生才借广州飞机飞行表演之机,怀揣五响手枪,计划暗杀李准,连发四弹,打死的却是副督统兼广州将军孚琦。后被捕从容就义。
    1911年8月,李沛基暗杀组刺杀新任广州将军凤山。
    ……
    辛亥革命前后,党人在立志铲除极权专制,建立民主共和的理念指导下,以有限暴力,打击专制独裁分子。当时国内和海外约有的暗杀团体数十个,最有名的当属1903年由黄兴、杨笃生等人成立于日本的暗杀团,随后设总部于上海,主要成员有蔡元培、章太炎、陈独秀等人。正阳门车站弹炸五大臣的吴樾,即属该团体。
    三、杀手的正义
    暗杀作为辛亥革命的手段之一,是一份很值得后人玩味的宝贵遗产。首先,人们在传统印象中,暴力暗杀是恐怖行为,是草莽武夫之作为,而辛亥年间的赴死义士,基本是文人学士;其次,中国人素来以为南方人秀弱,不如北方人威武慷慨,辛亥年间的暗杀烈士,70%以上都属于南方人士;再次,一般的成见,以为走入暴力的,多为底层贫民,是暴民革命,而辛亥年间的烈士,绝大多数出身富家,并且多数为海外留学归来优秀专才。这是一个很奇怪现象,但仔细思考,便也不再奇怪。
    他们的恐怖暗杀,虽表面针对的是独裁者的肉体,但实际指向的却是专制政体;暗杀的目的不在于个人复仇,他们与暗杀对象之间并无个人恩怨,甚至素不相识,他们的目的是追求共和宪政与人权理念。也正因此,辛亥年间的暗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恐怖主义,也不是一般人的作为,暗杀者的身份不是暴民而是追求民主、人权、宪政的战士,并甘愿为民主共和而“敢以颈血溅诸侯”的英烈义士。
    两次受到刺杀而未死的水师提督李准,在武昌首义之后,主动并率先向革命党投降,这不能不承认有暗杀震慑之功。但暗杀毕竟不是民主共和的主流手段,单靠恐怖暗杀也不能使帝制崩溃,共和建立。而且,在民初时期,暗杀手段也并非革命党的专利。宋教仁、廖仲恺、陶成章等人的遭暗杀,也充分表明,暴力暗杀的“正义限度”是很脆弱和很容易被超越的。
    伍立杨先生慧眼识珠,将清末民初的暗杀历史作为辛亥遗产加以整理,著成《鬼神泣壮烈》(副题《清末民初暗杀论》)一书,将有限暴力与宪政人权理论结合,从“书生义气与英雄主义的历史机缘”入手,进行深刻剖析,加之先生笔力遒劲,情感沛然,读之使人感奋不已。该书由陕西师大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印数五千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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