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秦耕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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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耕文集
·序:现在是“放风”时间
·第一章:一次文明的抓捕行动
·第二章:在公安局里做客
·第三章:我在秋夜感到了手铐的冰冷
·第四章:我的第一个监狱之晨
·第五章:最幸运的囚徒
·第六章:丰满的土豆片儿
·第七章:“土铐子”的象征
·第八章:我的监霸长着黄胡子
·第九章:对自由的两种剥夺方式
·第十章:日子像连续不断的相似形
·第十一章:“新囚必打”规则的哲学
·第十二章:请你抽“狱”字牌大雪茄
·第十三章:把脑袋伸到整个监狱大院
·第十四章:设在囚室中的“影子法院”
·第十五章:为我创设一个尼采式的独立和自由
·第十六章:北半球的冬季属于我们囚犯
·第十七章:非常写实:囚室中的冷水浴
·第十八章:囚徒是“无蹄类”草食动物
·第十九章:一种犯罪行为的四种文本
·第二十章:我的朋友是一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职业罪犯
·第二十一章:为争夺“狱霸”地位而战
·第二十二章:我在监狱中的第二个遗憾
·第二十三章:戒具:自由的属性与金属相反
·第二十四章:高墙内外:我父亲的1989
·第二十五章:审讯中的交锋
·第二十六章:当官方报纸发行到囚室
·第二十七章:具体的自由
·第二十八章:我在监狱里最漫长的一天
·第二十九章:梦里不知身是囚
·第三十章:肥美的臀部像书一样向两边打开……
·第三十一章:观看一只监狱苍蝇的飞行表演
·第三十二章:我无法体会一个罪犯的那份自豪
·第三十三章:能够直接抵达监狱深处的爱情
·第三十四章:铁打的监狱流水的囚犯
·狱中纪实终结篇:仰天大笑出狱去
·附录之一:监狱:中国人的自由之门(外三篇)
·附录之二:2005年1月21日抓捕秦耕始末
·附录之三:狱中诗草二章
法治时评
·12月4日:“宪法日”变成了“法宣日”
·我与法官的亲密接触
·也谈“作为执政党的法理基础”——批11月7日的《南方周末》
·中国焚烧国旗第一案
·选举制度:中国人心中永久的羞辱
·《西游记》:宪政释义的儿童读本(上)
·《西游记》:宪政释义的儿童读本(下)
·宪政百年轮回:用脚“走向共和”还是用嘴“走向共和”?
·民间公民维权运动的法治主义原则
·公民宪法权利:从书面文字到日常生活
·“全国哀悼日”:争取公开表达痛苦的天赋权利
·“选举年”:世界民主地图上的香港
·给警察“更高信任”还是“更低信任”?
·公民的言论自由之“矛”与政府的言论控制之“盾”
·我国宪法中“罢工权”的存与废
·公共权力是如何自我扩张的?_____评车管所立法
·质疑政府的“道德教育权”
·宪政英魂草没了——谒宋教仁墓
·城市的羞耻:评上海“三月四日事件”
国际漫笔
·911周年:恐怖袭击的不仅仅是美国
·911周年:认识恐怖主义与国家恐怖主义
·911周年:美中反恐合作中的不对称
·朝鲜为何突然主动承认核武计划?
·民族主义还是民主主义?
·俄罗斯如果加入北约
·从美国《纽约时报》丑闻看中国的新闻真实
·车臣绑匪的人质与极权政府的人质
·“别开枪,我是萨达姆!”
·谁与缅甸军政权沆瀣一气?
·呼吁中国武力解救巴基斯坦被绑人质的紧急声明
·与巴格达人一起分享美军到来的喜悦
·“虐俘事件”是“美国的”还是“人性的”?
·联合国改革:从“二战思维”到“人权思维”
·从美国的“啤酒民调”到中国的“班级民调”
·麦卡西夫人在美国的“上访”
·欧盟对华武器禁运与中国对外人权拒斥
·在遥远的圣地亚哥见证政治文明
·亚洲流氓排行榜
海峡观察
·为什么民主自由才是两岸统一的真正障碍
·“直航”为何变“曲航”?
·台湾民众为什么要选择陈水扁?
·台湾大选后的两党政治竞争
·中国人的“日内瓦海峡”
·国民党可能的第四次政治生命 ——蒋经国17周年祭日感
·缘木求鱼:我看“反分裂法”
·在“反共”与“反独”之间——简评马英九的新中间主义路线
秦耕新作
·历史每天从眼前流过——回望2005
·广东政府:你应该拿什么来奖励郭飞熊?
·关键词:从塔利班到红卫兵
·“恶法非法”:从德国命题到中国命题
甘地与"公民不服从"
·非暴力不合作:比专制暴力更强大的力量
· 西方“公民不服从”理论初探
·甘地在1917
· 中国人对甘地的三重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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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与“甘地主义”


   
    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里,甘地是文学理论中所定义的“这一个”,即他是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独特性的统一体,他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存在,他同时又是印度民众的政治领袖和精神领袖,他甚至被民众当作活着的和看得见的神来崇拜,在他的后半生,他所承担的工作之一就是来到印度各地,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干——但别人却因此有事干了,这就是“朝拜”甘地。他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印度人,一个出身于印度教眦湿奴教派家庭的孩子,甚至是一个生性怯懦、拘谨、学习成绩跟不上而不得不退学的孩子,就在他从伦敦法学院修完法律专业取得律师资格回到印度从事律师业务时,也很不顺利,他在孟买的事务所开业不久就关门大吉,被迫回到家乡在兄长手下混日子。从这样一个并不优秀的青年成长为民众领袖以至于万民朝拜的神,其间的距离实在是人们难以想象的。
    要理解这个过程,就需要对他的生活有所了解,或者要理解“甘地主义”,就得理解甘地本人,而他自己把他的一生解释为追求真理的一个过程,在他的自传中,他只记录他体验真理的生活而没有去描述他为公众服务的政治活动。

    素食主义者:他的素食主义源于他出身的教派,印度教有很多教派,他所属的眦湿奴派是主张素食的,从小他在家庭中就受到严格的训练。他跟不上学校的学习提出去英国留学时,受到他母亲和整个家族的坚决反对,原因就是他们认为他一旦到了英国的生活环境,必然破坏素食的教规,据他们对印度英国人的观察,认为到了英国想坚持素食几乎是不可能的。母亲以死相威胁,家族的长老也召开种姓会议决定开除他的教籍,最后他确实被开除了,直到他留学回来经过努力才得以恢复。在他上中学时,曾短暂违反过教规,有同学引诱他尝试吃肉,同学告诉他,英国人吃肉才长得高大威猛,印度人食素因此生得柔弱,所以英国人才能成为印度的统治者,他就和同学躲到无人之处尝试吃肉。不久他就在痛苦的压迫下主动向母亲坦白并作了忏悔,在母亲担心他到英国会破坏教规,要他作出保证时,他说他的那次忏悔就是最好的保证。在此后的一生中,甘地始终坚持着他素食的教规,初到英国,因为找不到合适的食品,饮食习惯的不适应确实给他带来很大麻烦,他的身体几乎垮掉,留学几乎被他放弃,但他总算坚持下来,完成了学业。他的素食习惯后来在他的一生中都面临着不断的考验,有几次他病得奄奄一息,医生告诉他身体太虚弱,希望他改变饮食习惯,他拒绝了,连喝点肉汤的请求也坚决拒绝,他说他宁愿饿死也不会喝的。他甚至极端到拒绝打针,因为他怀疑针管里的液体可能是从动物身上抽取的。他素食的习惯发展到后来,坚持每餐素食品种不超过5种,如果吃过药,就减少为4种或3种。这就是我们看到印度人种先天肥胖而甘地却如此羸瘦的原因了。
    禁欲主义者:甘地十三岁时就在父亲的安排下实行了童婚,结婚初期他从男女之事中发现了无穷乐趣,终日沉湎肉欲不能自拔。令他终生羞愧的一件事就是他父亲病重时,他负责照料,一天晚上他叔父来了,他就把照料工作交给叔父自己趁机跑回房间偷欢,刚刚十分钟他就被喊出来,而父亲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死了。他年轻时也被朋友一起拉到妓院,使他和妓女单独相处,他紧张得面红耳赤汗流浃背遭到妓女的嘲讽,不得不狼狈逃走。到英国时,很多印度人羞于承认自己实行的是童婚,谎称自己仍然是单身,甘地也不能免俗,装出自己也是单身的样子,被人邀请参加很多社交活动。一次去普斯茅茨参加一个活动,期间有一个风骚妇人极力勾引他,他差点难以自持。他立即意识到自己必须从虚伪的生活中摆脱出来,他告诉那个女人,他已经成家并有孩子,然后提前退出社交活动独自回到伦敦。从1900年开始,甘地就有实行节育的想法,并不断尝试,他认为吃肉、喝牛奶、吃豆类可能会刺激肉欲,他的方法就是素食、参加体力劳动、甚至分床睡觉。1906年,当甘地结束朱鲁战争中的救护工作,回到凤凰村时,把他节育的想法告诉夫人,得到夫人的同意后,他就正式开始过起了禁欲的生活并坚持终生,时年37岁。在他的晚年,他的私生活在印度还曾经引起过一场很大的风波,以至于他被迫出来发表公开声明进行澄清。那是因为他和他一位正值妙龄的侄孙女同吃同睡。他的侄孙女摩奴决心追随甘地成为一个非暴力抵抗战士,甘地告诉她要成为这样的战士就必须训练自己,克服肉欲、对财物的占有欲等等,摩奴愿意接受训练,甘地就让她和自己一起生活,形影不离,晚上也睡在他身边,只有挨着男子的身体还能制服自己身体的欲望,才算训练成功。甘地的政敌就用这件事制造谣言诋毁甘地。甘地的禁欲不仅自己坚持,他还鼓励他的同事们共同训练。当然他把克服欲望也作为体验真理的过程。
    宗教平等主义者:甘地留学英国和旅居南非时,结交过很多欧洲朋友,因为他本人品行高尚,很多人也乐于和他结交,这使他有机会广泛了解其他人的宗教理念,他们赠送《圣经》给他,也带他参加基督教的活动,甚至经常就宗教问题进行辩论,他有很多次的旅行就是在宗教辩论中度过的。他还认真学习乌尔都语、泰米尔语,阅读《可兰经》,走访缅甸,了解佛教等。就是印度教中众多的教派以及非洲当地的教派,他也一律尊重,他认为宗教没有正邪高下之分,所有宗教都是平等的,“所有宗教只有一个共同的上帝”。这种“平等宗教观”就是引起不同宗教信仰者与他辩论的原因。1915年他从南非回到印度时,英国统治下的印度是一个印度教、伊斯兰教和锡克教三大教派共处的殖民地,不同教派之间的冲突、仇杀事件不断发生,甘地就致力于教派团结,他主动支持穆斯林的“哈里发运动”,呼吁释放阿里兄弟,甚至为此拒绝出席印度总督召集的会议。他的晚年也是印度独立前夕,他的工作主要是两个方面:争取独立和争取印穆团结,为此多次绝食。1947年8月14日和15日,巴基斯坦和印度宣布分别建国时,甘地这位印度独立之父来到加尔各答,在一年前被屠杀的一家穆斯林弃毁的破屋中绝食、纺纱和祈祷,他和加尔各答的一位穆斯林领袖24小时形影不离,互相用生命向对方保证,从而避免了200万人口的加尔各答在独立之夜因宗教仇杀而发生屠城之灾。印度虽然独立了,却不是他本来追求的样子。最后,他还是死于一个印度教徒的暴力——致力于教派团结,却不被自己的同教派兄弟所容,一生主张非暴力,最后自己的生命仍然不能免于暴力之灾。
    道德至上主义者:那怕是甘地的敌人,也不得不在甘地崇高的品德面前感到羞愧。甘地最后一次离开南非时,与甘地殊死对抗多年的南非总督史沐资将军也给他举行送别宴会,在甘地70岁时,史沐资还在伦敦感慨:上帝安排我和这样一个人作对,实在是我的荣幸。说得实在一点,甘地所谓的“真理的力量”,其实就是道义的力量,“非暴力”就是道德之力,用牺牲去感化敌手、用自己的无私去威慑比自己更强大的对手,用自己的爱去召唤敌人心中的爱,如果爱回到敌人的心灵,哪怕仅有一丝,敌人顷刻软化,变敌为友,暴力就是这样被战胜的。正因为甘地一生致力于个人的道德修为,使他的道德修养达到了常人所难以企及的高度,因而才凝聚了巨大的道义资源,获得了可以战胜暴力的巨大力量——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将引起成千上万民众仿效和行动,他就是这样获得“非暴力”这种特殊力量的。律师是世界上公认的“撒谎职业”,但甘地在从事律师业务时却保持着绝不撒谎的记录,他预先向当事人表明,如果隐瞒案件事实或指望甘地能向法庭撒谎,就请他另请高明。曾有一件已经胜诉的重大案件,甘地发现法官忽略了一处对甘地的当事人不利的证据,甘地不顾指导他的名律师的坚决反对,说服当事人冒着案件改判的风险向法官说明情况。因为坚持这种“律师原则”,他反而赢得更多当事人的信任,也赢得法官的敬意,使他的业务得以迅速发展。他1910年彻底放弃律师业务、全身心投入“为公众服务”的工作时,他在南非的律师业务的年收入已经达到6000英镑,这在当时是一个可以购买600亩土地的数字。在甘地身上,他被人们了解得最多的也就是道德至上,因此我这里就不多费笔墨了。
    把自己当作贱民:众所周知印度是一个划分为四种不同种姓制的社会,不同种姓之间有着严格界限,在这些种姓之外,还有一个广大的“不可接触者”阶层,这些被当作“贱民”的人,不能行走大路、不能入庙朝拜、不能与其他阶层共用水井。甘地出身于第三等级的“吠舍”种姓,而且他的祖父、父亲做过土邦首相、王宫法官等,但甘地从来没有什么优越感,心目中不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他认为把人分为不同等级,违反了上帝的本意。上帝本来是让人与人平等相处的。他不认为这些人“不洁”,种姓歧视要求不能与这些人同处、不能饮用同一口井,但他在南非的寓所里,不同阶层的人共处一室,同吃同住,他甚至可以亲自为这些人倒尿壶,并从内心感到快乐。他在晚年反省自己对夫人的粗暴时,提到一次他夫人为这些人倒尿壶时流着眼泪,因而惹怒了他使他差点把夫人赶出家门。他夫人说我可以按你的要求去做,但要我从心里感到高兴是不可能的。就是这一点使甘地生气。回到印度后,解救“不可接触者”阶层一直是甘地的主要工作之一,他创办的《哈里真报》就是专门为解救不可接触者呼吁的。为此他宣布自己就是一个贱民,并按照贱民的一切标准要求自己,他来到他们中间,与他们握手,住在他们家里,与他们过一样的生活。在他晚年,为了引起全社会对贱民的同情和注意,他来到印度西北最贫穷的小村子,随便选一个地方住下,当一个真正的“贱民”。他不仅停留在这种贱民角色的扮演上,在打破禁忌、鼓励接触的同时,也致力于改善他们的生活、卫生条件,争取他们的受教育权和政治权利。甘地自作“贱民”的方法,使他在印度的政治领袖中成为唯一可以始终与底层民众同声共气的角色,这一点在南非时就是他的专长,旅居南非的各阶层的印度人都能把甘地这位侨领和律师当作自己的一员,尤其他晚年时赤足在印度一个村子一个村子旅行,与他们谈话、一起吃饭、住在他们家里,这使甘地从广大民众中获得了最强大的“非暴力”力量。
    绝食专家:我曾经整理过一份《甘地绝食全记录》,其中介绍了甘地的14次绝食,绝食21天以上的三次,宣布绝食至死的也有三次。但这并不是真正的“全记录”,这只是甘地政治性绝食的记录。他一生的全部绝食次数恐怕他自己也难以说清楚了,除过政治绝食,他还有宗教绝食、医学绝食。他多次告诉人们,绝食是一种技术,不是谁都可以模仿的,要进行长达21天以上的绝食,必须是经过训练的人才行。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人类的绝食极限是43天——魔术师把自己关在玻璃箱中43天,但这是“商业绝食”,43天内卖出的参观门票据说高达数百万美元。甘地不是魔术师,他从小因为宗教原因,经常进行绝食,这使他得以训练有素,以至于长期由他保持着人类的最长绝食记录。宗教绝食是一种修炼行为,使人的信仰更加纯洁,意志更加坚定,使人在自洁与自苦中提升自己的道德,体验生命。对甘地来说,绝食也是接近上帝、感悟真理的方式之一。这同时也是一种技术训练,他所掌握的绝食技巧使他在政治斗争中能够得心应手的运用绝食的方式实施“非暴力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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