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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现在是“放风”时间

   
   一
   
   1997年2月17日的傍晚,我家的电话响了,里边是一个男人陌生的声音:“你是秦耕么?”我愣了一下说:“是的。 ”“那你下来一下,我们在楼下等你。”我说好的,几分钟后我就下来。
   

   今天上午播出了邓小平去世的消息。因此我知道他们是谁了,我也知道他们找我干什么。
   
   接下来我继续把牛奶冲好,装在奶瓶里交给三岁多的女儿,然后把妻子叫来,交代她明天应该去买奶粉,并把如何辨别真假雀巢奶粉外包装的方法教给她。她不解的问:你要干什么去?我说:省公安厅的车就等在楼下,我不知我今天去了是否还能回来。她开始骂我,同时也发牢骚,并诅咒我干脆被拉去枪毙了才好。我说行啦,我要下去了——难道还要他们上来到家里吓着孩子吗?
   
   跟女儿说过再见后,我就下去了。果然有一辆公安行政车牌的旅行车停在楼下,车上的两个陌生便衣对我非常客气。我调侃道:怎么?什么地方还有水库没有修好吗?
   
   见他们不解,我就解释说:毛泽东死的时候,把四类分子全部集中起来到水库工地劳动,并由武装民兵看管——咱们现在就快点走吧。
   
   他们两个都笑了,年长的便衣说:秦先生很有幽默感哦。咱们今天交个朋友,走,咱们去喝茶!”
   
   果然,他们拉我到就近的酒店,在咖啡厅坐下。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他们和我很客气的聊天,五湖四海天上地下,但一句“接触”主题的话都没说,临结帐时,执意让收银员再去拿了两包红塔山香烟硬塞到我口袋。
   
   我说你们这可是在乱花纳税人的钱啊,见他们有点尴尬,我笑着说:你们放心吧,我这几天会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哪也不去,好不好?
   
   他们笑着说:没事没事,今天就是交个朋友,以后多联系。
   
   于是我们就此告别。
   
   二
   
   1997 年后半年,他们似乎特别重视我,只是我至今也不明白当时有何政治背景。不久我单位所在地派出所经常与我联系,我明白我的名字当然列在“重点人口”名单上 ——刑满释放人员、有劣迹的人、吸毒人员、外地来的暂住人员等等。先是找我单位办公室主任,把我的人事档案全部复印一遍送去,虽然那档案里一大半不过是我当年高考时的试卷;后又给我打电话,让我照一张全身照送去。我天生不爱照相,总是不记得;一天又把我叫到派出所,做谈话笔录。
   
   我问:我出狱七年多了,你们为什么还没完没了?这位姓刘的高个子警官,坦诚相告:这事永远不会完,除非你死了——中国的情况你不会不了解吧。“
   
   接下来他告诉我,对我的监控,近期从省厅六处移交市局,市局必须建立完整的“重点人员档案”,他并发出感慨说:这么重大的事情,市局里你的档案竟然是一片空白。
   
   在做笔录时,内容涉及到我的家庭生活,刘警官对我的夫妻关系紧张一事特别敏感。他脸上的表情十分忧虑。我明白他担心什么。离异可能使我这个重点人口变得更加危险,至少是更麻烦。因此我有理由相信,1997年11月11日下午16时我婚姻解体的这一时刻,他现在和我一样清楚吧。
   
   刘警官一口东北腔儿,高个,红脸膛,很英俊,让我想起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写的那个东北小伙儿,他把他比喻为一株红高粱。做完笔录后,他反复提醒我尽快把照片给他送来。
   
   几个星期后,我突然接到刘警官电话,还是为照片的事,他有点不高兴了。我也毫不客气:去派出所无公交车,我打的你报销吗?他提高声音:我对你一直很尊敬,按我们的要求,每两个月得跟进一次你的状况,但我都没有这样做,对你放得很松,希望咱们彼此互相理解。”我说:“你有工作,我也有工作,你总不能让我放下自己的工作替你工作吧?
   
   最后他口气缓和下来,催我快点送去照片。
   
   几日后,我办公室突然来了两个下身着警裤,上身着便服的年轻人,他们说:刘X叫你去一下。”
   
   天下着小雨,路上很泥泞。我跟着两个小警察到了一处地方,见门口挂着街道综治委的牌子。上了狭窄的楼梯,刘警官果然在等我。
   
   他诚恳又无奈地说:你太不象话了。
   
   说完不停的摇头。不一会,小警官按他的指示,叫来一个照相的人。于是我靠墙站着,被正面、侧面、半身、全身地照了一遍。记得我始终很开心地笑着——我希望今后不管何时,我都在某间屋子的某个文件柜的某个牛皮纸档案袋里笑着,而且不管哪个警官,只要他打开我的档案袋,首先看见我灿烂的笑脸。
   
   照完像,刘警官说:你给他十块钱。
   
   我说:咦?这才奇怪,我免费供你拍摄,不收你的肖像权使用费,你到反要我出钱?他也笑起来,就从自己口袋掏了十块钱给那摄影师。接着他在砧板上刷油墨,分别拓取了我的十个指模、两双掌纹、两双脚纹。我穿袜子时抱怨他未能提供洗涤用品——这样穿袜子肯定把袜子毁了!我假模假样地要他赔我一双袜子。
   
   他终于忍不住再次大笑起来。
   
   三
   
   我出狱十二年了。
   
   多年来,不管我浪迹萍踪、工作单位如何变换,以至于朋友失散无从联系,但他们总能在第一时间找到我。
   
   1992年,当我出狱两年,准备与几千里外的未婚妻结婚时,她所在地的铁路公安抢先一步找到她,问她为什么要和我结婚。
   
   结婚后两年多,妻子所在中学的校长,每次见到我都要告戒我:一定要小心!公安并不知道我和这位校长是好友,他们给他的任务是,把我每次去的时间、离开的时间、和谁接触过等等内容,记录下来交给他们。“我才懒得这么做!”我的校长朋友对我说。我笑着说:你这是背叛你知道吗?你得抓紧政治学习才行。
   
   1995年5月的一天,在南京的珍珠宾馆里,已经是凌晨四点多了,我突然对刚刚进行了一次长谈、彼此第一次互相有所了解、现正准备入睡的单位领导说:1989年我出过问题,这一点我觉得应主动向你说清楚。
   
   他大笑起来。见我不解,他说:两年前,你刚来两个月,就有省厅、市局的公安同志找过我了,把你的情况通知了单位,要单位掌握你的情况。
   
   当时我很吃惊。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在我走出高墙、重获自由之后,始终有一张我虽然看不见、却有形、严密的网络在监控着我。
   
   四
   
   女儿两岁时,有一次在酒桌上听朋友说“你在监狱如何如何”的话。她未吱声,但记在心中。一天她突然问我“爸爸你坐过监狱?”我大吃一惊,马上想起是朋友多嘴引起的。我懊恼万分:如何对女儿解释?如何让她相信爸爸并非坏人?
   
   我抱起她,说:小姑娘,爸爸不是坏人,你要相信,好吗?等你长大些,能听懂时,我再讲给你听好吗?她未置可否。
   
   在她不满五岁时,有一天,她又问起这事。我说:我说过等你长大些,可以听懂时我再解释给你听。
   
   她说:再过一个月我就要上小学了,你现在说出来试一试,看我能不能听懂。
   
   稍作犹豫,我尝试着解释说:爸爸是因为从事民主运动被关进监狱的。民主就是让老百姓自己看,你觉得谁好呢,你就选谁当领导;谁当不好就另选一个来换掉他。而咱们中国现在的领导不让老百姓选,有错误还不准批评.……..
   
   女儿叫喊起来:我知道了,那你是反对jXX了——对啦,你原来是反对dXX!哎呀,这事你再也不许对任何人讲了,即使我妈妈你也不要讲。如果你实在想讲,就讲给我听,因为我即使想去公安局告你,也不知道公安局在哪里。说完,女儿对惊呆了的我说:怎么样?就这你刚才还说怕我听不懂?
   
   这时我只好认真给女儿解释说,爸爸不反对任何具体的个人,只是希望把关系到老百姓的事能办得好一些。
   
   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一位朋友。他说决不相信。我告诉他:的确是真的,绝无虚构。
   
   我女儿八个月时学会说话,一岁时可以与人交谈,而且她一开始说话就可以说出较长的句子,还可以不时在句子里用一、两个成语——在她开口说话之前,我用成人的语言,每天和她不停地说话,所以她一开口说话,就直接使用着成人的语言。
   
   五
   
   十三年前,当我还在四堵高墙电网之内的一间黑屋子被囚时,我就想我要把这段生活写成一本书。但十二年来,我从未动笔写过一个字,六本《狱中日记》也扔在了几千里外一个朋友处。原因有二:写了无法出版——写了是白写,说不定还因手痒而惹祸。我总不能像《红岩》那样、像方志敏那样把自己写成正面角色、把公安干警写成反面角色吧?第二是写出来之后有什么价值?
   
   直到我在网上看到余杰说“我们要战胜内心的恐惧”、杜导斌的“勇敢说”及任不寐的“专制是对人民心内怯懦的惩罚”时,我突然明白我可以写这段经历了,我找到了主题:我要告诉人们,监狱并不可怕,我是面带微笑进去,又面带微笑出来的。我的狱中日记扉页曾自题四个字:爱狱如家。
   
   我要告诉人们:坐监狱一点也不可怕!所以我暂定的题目是《我在监狱里的快乐生活》。
   
   但愿不要写得太长。几十万字写起来很累,但愿我还能坚持下去,把它写完,与大家分享。
   
   是为序。
   
    5日-7月-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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