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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戰時期的越共外交風雲


   

作者簡介﹕

   
   威廉-杜克爾 ( William Duiker ) 在越戰期間曾是美駐西貢大使館的外交人員,獲美國佐治城大學 ( Georgetown University ) 博士學位。在1997年退休前﹐多年來他曾在Pennsylvania 州立大學任歷史教授,曾出版多本有關越南為主題的書籍﹐包括《 越南共產黨奪取政權之路 》 ( The Communist Road to Power in Vietnam﹐1981年 ) ;《 神聖之戰﹕國家分裂中的越南民族主義與革命 》 ( Sacred War :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a Divided Vietnam﹐1994年 ) ﹐《 越南﹕過渡時期的革命 》 ( Vietnam: Revolution in Transition﹐1995年 ) 與 《 胡志明的一生 》 ( Hồ Chí Minh : A Life ﹐2000年 ) 。

   
   
   
   

1, 越共取得越戰勝利的原因

   
   
   我們可以在眾多的歷史、軍事與政治等方面的學術研究中找到越共贏取勝利的答案。某些人把它歸咎於美國對越戰決策者的錯誤﹐與此相反﹐亦有人認為導致越共的勝利是在於越南共產黨人的領導能力與戰略方面。
   
   2000年出版《 胡志明的一生 》 ( Hồ Chí Minh: A Life ) 的作者威廉-杜克爾 提出﹐我們要認真的重新分析越戰勝敗的真正究因﹕不管是在華盛頓或在西貢的領導人在策略上所犯下的錯誤﹐我們不能否定越南共產黨人在越戰中取得的勝利是驚人的成就﹐並它也證明了越南共產黨人對戰爭的戰略戰術上的領導能力﹐以及越南人的民族意志與犧牲精神﹐以使他們推動戰爭得到了全越境內成千上萬民眾的全力支持。
   
   
   作者亦認為﹐在過去的二十年中﹐北越共產黨各領導人已成功的利用了國際環境對他們有利的形勢﹐獲得了共產黨與社會主義同盟國﹐亦包括世界上各國多個民族,儘管有時是勉強的支持,在感情上亦願意伸出援手。
   
   
   以下的分析主要取自 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社2002年出版﹐馬克-載蓀喬-博特 ( Marc Jason Gilbert ) 主編的《 為何北越贏取越戰 》 ( Why the North Won the Vietnam War ) 書中的一文﹐題目為 《 由其他途徑取得的勝利﹕越南民主共和國的外交政策 》( Victory by Other Means: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Vietnam )。
   
   
   直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南越西貢吳庭艷政權正加強鎮壓各反對派﹐某些對越盟 ( Việt Minh ) 有感情的南越人亦提出要堅決推行與保衛革命的意見。1959年1月﹐上述問題亦在北越越共黨中央的各次會議上展開熱烈的討論。
   
   
   越共黨內的一些領導人曾反對在南方增強武力鬥爭﹐理由是此行動不旦將會使河內的兩大同盟者蘇聯與中國的不歡﹐亦會受損屬於社會主義建設的一部分﹐預計用三年完成當時剛開始推行的農村合作化運動。
   
   
   當時胡志明採用的是儘量避免 “ 刺激 ”美國的政策﹔反而一位黨內領導地位正上昇的人物 --- 黎筍剛完成一次在南方的秘密視察行程並贊成發動猛烈的武力攻勢。最終﹐越共黨內達成一項妥協的政策﹕一致贊成在南方繼續進行革命戰爭﹐但是推行政治與武裝鬥爭的程度與進程如何卻在黨內爭論不休。
   
   
   繼之﹐胡志明北上莫斯科與北京向其同盟者解釋已定出的政策並尋找支持。莫斯科不作出肯定的答復﹐而北京亦表示慎重的態度。毛澤東對其來客說道在印度支那和世界上推行革命的時機未成熟﹔他認為越南的統一可能需要一百年的時間才可達到。當然這番說話並不是河內胡志明的“ 熱血 ”戰友們喜歡所聽到的話。
   
   
   要瞭解中蘇為何要審慎行動﹐那麼我們就要考察一下美國的態度。1954年日內瓦會議後﹐美國艾森豪威爾政府曾積極支持吳庭艷當政﹐他曾邀請吳在1957年正式訪問華盛頓。然而﹐當時美國十分顧慮在南越反吳風潮以及在寮國所發生的皇家政府軍隊與寮共巴特寮 ( Pathet Lào ) 部隊的衝突。
   
   美國曾就寮國形勢有揮軍入寮的意圖﹐為此河內當局亦警告巴特寮千萬不要把萬象皇家政府趕盡殺絕。
   
   與此同時﹐河內還有一個苦惱的問題須要考慮﹕中蘇意識形態的爭論。顯然﹐若果河內此時要同時保持與兩大國的友好關係﹐那麼﹐把統一國家的問題提出來就是不明智的舉止了。
   
   然而﹐此時河內亦作出一些新的調整政策。一個新的組織領導南方革命運動 ---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戰線創立。這個組織公開的目標就是要求美國顧問離開南越﹐希望與南越各中立民主派組成聯合政府。
   
   
   為爭取外國人的支持與安撫南方的中間派人士﹐這個戰線的組織宣言只字從未提及共產主義或者與共產黨有任何關連的觀點。若果這個組織成立的目標之一是意圖減少美國的顧慮與懷疑北越蓄意挑動在南越的反政府運動﹐此舉止亦並不是十分成功的。
   
   美國總統甘尼迪在當選總統後即刻下令成立一個特別研究專家組﹐專評估南越情況及其定出如何阻止共產黨南侵行動的策略。
   
   實際上﹐白宮真正顧慮的是寮國的情況。美國政府因不想派兵到寮國領土﹐而採取了在日內瓦和平會議來解決問題﹐勸說寮國各方停戰﹐實行中立政府。美國採用和平會談解決寮國問題﹐對於河內來看﹐這就是美國懷意撤退出印度支那的徵像。在各次會議上﹐胡志明曾向美國代表說道﹐美國在印度支那沒有保持安寧的利益需要﹐只須作一種“ 姿態上的表現 ”而已。河內當局抱著此觀念﹐儘量說服美國尋找撤退南越的途徑﹐一切問題通過談判﹐成立一個外表上中立的聯合政府﹐但暗示日後越共將會是佔主導的政府。
   
   
   但是﹐河內對此是過於樂觀了﹐並錯估了華盛頓的態度。其實﹐對共產黨的疑慮以及對多米諾骨牌理論的恐惧始終籠罩支配著美國的政壇。雖然在1962年夏季中﹐雙方曾互相探查對方的態度與底牌﹐但白宮很快就失去了耐性﹐判斷河內共產黨不會遵守由蘇聯作出的擔保﹐即北越將不會利用在寮國問題上達成的協議﹐借用寮國的通道﹐增加調兵及武器入侵南越。
   
   當寄望美國在南方撤軍的夢想破滅後﹐河內便轉回使用軍事力量的手段。1963年12月﹐越共黨中央急促的提議加速在南方的軍事行動﹐希望搶先在美國還未決定軍事干涉之前奪取勝利。
   
   
   可是﹐如此的決定亦可足以促成戰爭升級的可能性。此時﹐北京認為加強武力攻勢並不是問題﹐因為一方面他們已具備接受發生戰爭危機的能力﹐另一方面此舉亦可換取在中蘇意識形態爭辯上得到河內的支持。此時河內的舉止亦可能令莫斯科引發憤怒﹐理由是在1962年發生古巴火箭危機後﹐蘇聯促意與美國改善緊張關係。
   
   此時越共黨內領導人的討論開展得極之“ 火熱 ” ﹐包括胡志明在內的多位領導人亦擔心其在南方的軍事行動將會“ 挑戰 ”莫斯科或“ 刺激 ”華盛頓。但是由黎筍為代表的一方在黨內佔優勢﹐因此﹐在南方發動猛烈軍事進攻的決議獲得通過。
   
   此外﹐為減少一些人對此決議的顧慮﹐越共決定將不會派北越的正規軍南下,同時越共還致函某些盟友國﹐解釋戰鬥只在南北分界線地區展開而已。
   
   
   然而﹐此時河內打錯了算盤﹕他們相信增強軍事衝突將逼使美國退出南越戰場。恰恰相反﹐約翰遜政府使用各種方法﹐威脅要加強美國在越南的角色。1964年8月在 “ 北部灣事件 ” 發生後﹐美國立即向北越發動報復式的空炸軍事攻擊行動。
   
   幾週後﹐越共政治局決定把北越部隊調往南方。此決定令莫斯科面顏不悅﹐但它得到北京的讚同。儘管如此﹐毛澤東亦不想與美國發生直接的衝突並警告河內不要對美國作出“ 過度的行為 ”。
   
   
   1964年10月﹐赫魯曉夫被趕下臺﹐換上了由勃列日涅夫為首的新領導人。雖然莫斯科改變新領導人對蘇中關係卻無任何的改善﹐但它對河內當局發生了重要的影響作用。該時莫斯科新政權意圖在共產黨陣營中孤立中共﹐故此﹐蘇聯答應了對北越的軍事經濟等援助。自那時起﹐蘇聯亦成為了北越軍事設備的主要供應者。
   
   
   可是﹐河內是難以同時維持對蘇中兩國的對等平衡關係。北京表示極之不滿當見到蘇聯增強對越援助。1964年12月當鄧小平訪問河內時﹐他曾提出北越即刻停止接受蘇援﹐只須依靠北京。河內的主人謝絕鄧的建議﹐北京擔心對越太強硬反令它會更易倒向莫斯科﹐因此亦就此算了。最後﹐河內亦從中學會了利用蘇中的分歧達到其本身利益的需求。然而﹐亦是從此刻起﹐河內拒鄧建議的舉止播下了日後與北京關係破裂的萌芽。
   
   
   北越獲得了兩大盟國的有力支持並保證戰鬥只在南北邊界區域展開﹐它在南方的軍事行動就運作自如﹐節節取勝。
   
   
   1964-65年冬季期間﹐西貢政局發生了混亂﹐數位新政府領導人有如走馬燈似的先後輪流上下臺。此時越共武裝力量利用亂勢在農村地區發動主動的攻勢。
   
   
   根據美國情報的報告﹐該時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戰線控制了南方80%的地區。上述形勢令河內當局開顏萬分﹐並認為勝利在望啦。在1965年2月的一次會議上﹐越共領導人決意不再增派北越部隊南下﹐他們相信南方的越共武裝力量足以在夏季內把西貢政權推倒。
   
   
   滿足於在南方戰場上的戰勣﹐河內把其注意力轉放在外交上。同年4月﹐總理范文同提出了注目的 “ 四點宣告 ”。該宣告呼籲各方應該在美軍撤離南越後﹐執行1954年日內瓦條約各項條款﹐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戰線所定出的議程來和平商談﹐與在無外國的干涉下,南北兩方實現統一的基礎上達成妥協。
   
   可是﹐此建議一出臺後馬上引起爭論﹐由南方民族解放戰線幾乎即刻宣告了另一 “ 五點 ” 提議﹐它暗示要求在美國沒撤軍前﹐不會與對方進行會談。
   
   與此同時﹐美國政府亦關注到河內的 “ 四點 ” 中的第三點﹐它可能是對方要求西貢政權完全的投降。
   
   華盛頓設法通過外交途徑對河內解釋其觀點﹐但河內又不表示積極的回應。在夏季的幾次交手後﹐河內突然中斷與美方的聯絡。
   
   
   按照歷史學者羅貝-碧韓 ( Robert Brigham )的分析﹐河內撤離對美會談﹐主要的原因是他們要顧及南方民族戰線的意見﹐這些南方共產黨人擔心他們將會被河內放棄。
   
   可是﹐另一個主要原因是越共中央第一書記黎筍認為美國此時在會談桌上不願作出較大的讓步。正如在一封黎書記致函南方共產黨人中表示﹐在南方戰場上革命形勢不佔優勢之況下﹐河內將不會與美國進行談判。
   
   然而﹐直至1965年夏末﹐南越越共武裝力量仍無能力推翻西貢政權。美國在南越增加軍力使河內認識到他們亦要在南方加強武裝力量。
   
   越共政治局委員兼大將阮志清是位積極支持上述觀點的人﹐他建議在南越全面發動對美軍與南越軍隊猛烈攻擊的戰略以逼使敵方完全的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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