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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戰時期之中蘇爭鬥

中蘇兩國對越戰的態度

   在越戰期間﹐越南共產黨的兩個強大的同盟者蘇聯與中國實際上在越戰問題的思維與政策上兩者皆存有極大的矛盾。在那種的國際背景下﹐北越卻又成為了影響此兩大強國的主要因素。為梳理分析此互相連貫的三角關係﹐ 德國波恩大學教授依娃-瑪麗亞-史托布 ( Eva-Maria Stolberg ) 撰寫的一篇文章,發表於由劍橋出版社出版2003年9月號以《 美國、越南戰爭與世界 》( America, the Vietnam War and the World ) 為題的論集。

   

   據作者所述﹐對於蘇中兩國來講﹐支援越南民族解放的事務僅為了達到三個目的﹕1﹐表明了這兩個超級大國為其各自一套的思想體系的自我辯護或相互的指責﹔2﹐蘇中對美戰略中的一部份的策略﹔3﹐越南亦成為了該兩共產黨要實現其本身的目標與內部結構利益的工具。

   籍越戰結束三十週年之際﹐在此我們僅略慨括該文中主要的內容介紹予讀者﹐亦請各位留意﹐這些分析與意見亦只是該作者的個人之見而已。

   就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時﹐在冷戰時期的蘇中聯盟亦早已出現在意識、政策與策略上的分歧。國家利益與關於和平的觀念已被定型﹐它們是由兩國領袖按照當時全球的國際環境中的生存條件的各個可能性而各自作出的方式。

   在此一環境下﹐越戰只成為兩大國決定其國際關係命脈的顯示器而已。

   在1949-50年冬季期間﹐當史大林與毛澤東商談蘇中協議時﹐兩者一致劃分了各自的 “ 影響範圍 ” ﹕印度支那與東南亞處於蘇聯的利益之外﹐由此該區成為中國的 “ 後院 ” 地帶。當胡志明在1950年1至2月訪問北京和莫斯科向兩 “ 大佬 ” 為抗法鬥爭求助時﹐史大林毫不客氣的對胡直言﹐你向中國提吧。來自一些中國的資料顯示﹐當時史大林並不願意與朝鮮及其印度支那有所牽連。

中蘇異樣的思維

   該時的中國領導人卻持有不同的態度﹕他們對越南的抗法鬥爭表示積極的支持﹐願意提供一切武器的軍事援助。繼之﹐中國派了由羅貴波將軍為首的軍事顧問團抵越﹐羅後來亦成為駐河內大使。中蘇對越的改變態度是在斯大林逝世以及在韓戰結束後所發生的。

   當時莫斯科的新領導人意圖為東南亞的衝突尋找一條和平的途徑,而中國﹐為了避免美國插手入越南事務﹐亦希望與西方達成妥協。在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上﹐中國的主要目標是為了達到國際上的威信與權益﹐打破在朝鮮半島戰爭後中國被孤立的環境。由於缺乏國際外交經驗﹐中國的舉止一直處於蘇聯的背後。

   日內瓦會議上的共產黨集團的政策常保持一致。奠邊府大勝後﹐越盟 (越南共產黨 ) 意圖把法國一舉趕出印度支那﹐統一越南。但是﹐由於受到蘇中雙方的壓力﹐越盟唯有低頭下氣接受國土被分裂的實況。然而﹐越南共產黨人立即要求中國協助鞏固它在越南北方的政權﹐尋求日後再設法以武力來統一國家。1955年6月﹐越南國防部長武元甲與其相對職務的同事 --- 中國的彭德懷﹐以及一些在華的蘇聯軍事顧問人員在北京會談。在這次長達幾個月的會談中﹐他們談及在越南將要實行的軍事計劃的事務。

   當時蘇聯的新領導人赫魯曉夫已提倡 “ 在國際政治上和平共處 ” 的原則。在此原則下﹐蘇聯對越南情況應理解為兩個越南的國家要 “ 和平共處 ”﹐並該以全民普選的方式達成一個統一的越南。

   相反﹐中國提出毛主義的 “人民戰爭 ” 原則﹐並指責美國日益增加插手入越南南方的事務﹐此行為表示美國違背了日內瓦協議。

   1960年蘇聯撤走在中國的顧問顯示這兩個強大的共產國家的關係正式破裂。當年﹐北越共產黨人亦認為在越南南方的推行全面的武裝鬥爭時機已成熟。但是﹐由於中蘇大爭論的影響下﹐越南當時黨內亦存在不同意見的爭執﹐一致的決定亦難以達成﹐有關討論推行戰爭的會議被中斷。

   武元甲將軍相信越南南方的革命將會是長期與艱難的﹐而越共書記黎筍與阮志清則擁護推行猛烈的軍事進攻戰略﹐此意見與中國的觀點不謀而合。

   1961年春﹐美國總統甘尼迪派遣四百名軍事顧問到越南南方﹐中國為此提出了反對。該年六月在與越南總理范文同在北京的會談中﹐毛澤東支持越共武裝鬥爭﹐而周恩來則意想實行較為靈活的路線﹐即是以外交與政治手段對付敵方﹐同時在越南南方推行秘密的軍事戰術活動。

   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在1963年6月訪問河內時所發表的演詞表示﹐修正主義 ( 指蘇聯 ) 與 “ 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 指中國 ) 的鬥爭實際上是為一個爭議的問題﹕“ 世界各民族是否需要實現革命﹖”。胡志明當時站在贊成在越南南方進行戰爭的一邊。

   在以後的日子裡﹐越南共產黨內發生“反修正主義”的戰役﹐主要的是針對武元甲﹐他被疑為“赫魯曉夫的同伴”。

   若果周恩來以及其追隨者支持周的觀點﹐戰勝毛澤東的話﹐那麼﹐可能中國將會在越南戰爭中只保持“ 觀察員”的角色。毛澤東與美國作鬥的觀點是符合毛提倡的“高瞻遠見”的階級鬥爭與人民戰爭的理論。

   人民﹐不管是中國國內或外的人民﹐皆需要實踐毛澤東其偉大的理論。

   在此背景下﹐1962年夏﹐中國給予北越的軍事援助足以完善二百個營隊的武器裝備。兩國有關援助的會談繼續進行數個月。亦是在1962年裡﹐北京同意若美軍跨過十七緯線﹐中國將派遣志願軍到北越作戰。自1956年至1963年算起﹐中國已給予北越共產黨的武器數量總值約3﹐2億人民幣。

   1964年﹐美國開始把其注意力從越南南方轉向北方﹐並聲稱不能接受北越遞增軍事人員與武器入南越的領土。

   蘇聯已經不再關注1964年夏秋季發生在印度支那的一切軍事行動。因為它恐怕再來“第二個古巴火箭事件” ﹐蘇聯想遠離東南亞地區。再之﹐對蘇聯來講﹐越戰對它亦有利﹐因為越戰同時把兩大對手美國與中國的注意力“吸入去” ﹔而蘇聯可集中精力處理歐洲與遠東其他地區的事務。

   由此﹐蘇聯不干涉的政策又使北越傾向北京。1964年12月﹐中國國防部長抵河內與越南簽了軍事合作條約。此事應把它處於中蘇交惡的背景中去考慮﹕蘇聯對北越的不支持政策應被理解為中國有了機會把越南歸納入自己的軌道。

   亦是在該時期﹐蘇聯的政壇發生了變化﹕赫魯曉夫被趕下臺﹐而換上了勃列日涅夫。中國該時希望與蘇聯新政改變關係﹐並期望蘇聯放棄與西方的”和平共處“的政策。但後來蘇共政治局委員米高揚宣佈不會放棄前領導人的“和平共處”政策,中國則感到十分的失望。

   在對越援助的方面﹐一開始中國答允會派空軍飛行員到北越﹐但不久便收回主見﹐因為它擔心美國比中國強大得多的空軍優勢。如此﹐陸軍部隊被視為最佳的選擇。隨之﹐大量的中國軍事部隊跨越邊界,派遣到北越去。

   自1965年6月至1968年3月﹐中國援越部隊約三十二萬人抵達北越領土。他們沒有直接參與戰爭﹐所執行的任務只是修建、修補公路、橋樑、設鋪鐵路等等。此外﹐中國在海南島建立一個秘密港口﹐專為越南南方的民族解放戰線 ( 南越共產黨 ) 運送武器。

   我們應該把毛澤東當時的對外政策與他對中國國內的關注一起觀察﹕當年毛澤東極力擔懮中國的未來﹐共產黨內出修正主義的問題﹐尤其是十分懮慮毛去世後的中國﹐以及其繼承人的問題等等。

   毛澤東亦預感到中國的革命將會出現“背叛者” ﹐掌握中國新的政治體制的新人將向西方打開中國的大門。

   故此﹐毛利用越戰來挑起中國人的民族主義精神的大旗﹐反對本國與黨內的“ 修正主義者” ﹐鞏固與保障毛的黨內外的權威與歷史地位。這亦是中國各次“ 援越抗美”聲浪的主要目標。支持印度支那戰場上的戰鬥與中國國內日益驟變的極端政治現實鬥爭是有直接連系的、不可分開的毛澤東的戰略。

蘇聯態度的改變

   1965年初﹐蘇聯新任總理柯西金訪問北京、河內與平壤﹐此行表明蘇聯要決意重返亞洲舞台的兆證。柯的穿旋外交行動只為達到兩個目的﹕補救已破裂的蘇中關係和阻止美國在越南的軍事升級行動。

   在訪越的隨員中﹐內有各種的軍事人員﹐包括一些火箭武器的專家。2月10日﹐蘇聯與北越達成簽下了經濟與軍事援助的協定。

   蘇越雙方的簽約行動引人注意一點的是﹐只剛在1964年的12月﹐北越曾宣佈不歡迎任何蘇聯的民事與軍事專家來越。由此我們清楚的看到﹐河內是利用了蘇聯當時領導層轉變的混亂局勢﹐及其蘇聯新領袖勃列日涅夫為鞏固新政而對俄國人有所施壓。北越看到了它處於這兩位共產黨“ 大佬”的競爭中的地位﹐而又是雙方皆設法要拉攏的對象。

   1965年後蘇聯對越巨大的軍事援助的另一個目的是意圖減少中國對越關係的親密度。但是﹐蘇聯的援助並不意味著河內在蘇中爭論中已是傾倒於莫斯科一邊。事實上﹐越南是利用了蘇中之間的不和而達到了同時獲得雙方的最大援助。

   在對越問題上﹐蘇聯與中國存在著根本的、重要的不同點。俄國人認為﹐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越南﹐它該有自我存在的權利與統一國家的要求﹐尤其是當它被西方勢力威脅之時。可是﹐不管是蘇聯或中國﹐作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不該去為小國越南作保護﹐而是各國須要﹐包括與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世界 “ 和平共處 ” 。與此相反﹐中國則視越南的衝突為東南亞地區包括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與泰國等反帝國主義運動的一部分。

   於是﹐為尋找一個和平的方法去解決越南問題的進展十分緩慢。只是到了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後﹐美蘇中三角關係才改變﹐越南局勢亦由此而劇變。

   1972年6月﹐蘇聯國家主席朴德哥尼訪問河內﹐說服北越與美國進行談判。原因之一是蘇聯的軍事援助使蘇聯拖累了本身的經濟﹐尤其是蘇聯當時認為越南問題與蘇聯的安全並沒有任何的直接關係。

   該時﹐中國亦想越南問題能夠和平解決。最主要的理由是籍尼克松之行﹐中國目前可以讓蘇美雙方對抗。此外﹐此時的中國亦為了解決台灣問題而被迫與美國實行合作。

   可是﹐此時的北越卻認為蘇中兩國的改變政策使他們有被受痛擊﹐甚至幾乎有被 “ 兩大佬 ” 拋棄背叛之感。

   莫斯科與北京是有充份理由與美國實行和緩關係﹐並支持為越南問題尋找政治解決的方法。1972年蘇美、中美之間的高層會談表明了蘇中兩國同時都不願犧牲其本國的利益﹐即是要與美國改善關係。

   1973年1月27日巴黎協定簽訂﹐它反映了一個新的世界秩序的出現﹐若沒有1972年發生的美、蘇、中關係的和解﹐將沒有出現巴黎協定後的越南局勢。

   綜上所述﹐在越南戰爭上﹐我們可以看到莫斯科、 河內、北京之間的三角關係並不是人們常所聽到的 “ 國際主義精神與友誼 ” --- 那樣的政治宣傳的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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