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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制度转轨中的人权
***2006年***
·制度经济学家解开进化之谜
·在美国体验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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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杨小凯

   我知道他皈依了基督教,而且信教彻底地改变了他。他写过好几篇关于基督教的文章,我觉得他完全变了一个人。他不再是锋芒毕露、眼光犀利,而变得温和平静、宽容同情。病魔没有征服他,他变得更加乐观,有信心,而且施爱于一切人。他从完美走向了伟大。

     我和杨小凯相识有20多年。和他见面之前就早已听说过他的名字,但是我们两个人都是不喜欢交际的人,虽然彼此都知道,从来也没有特别安排见面。他写的一篇关于介绍效用理论的文章,在当时是很新鲜的。是这篇文章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也把我的“择优分配原理”的油印稿寄了给他。所以在头一次见面时已经相当知己了。

     我们头一次见面,记得是在一个不太重要的会上。那时他已经被录用于数量技术经济研究所。但是显然他感到缺乏知音而苦闷。所以我们一见如故。他告诉我,他从头到尾地,逐字逐句地读了我的择优分配原理的油印稿。他介绍了他对分工理论的想法。他说,分工对社会的进步非常重要,但是自从斯密以后,很少有人研究分工,经济学家都去研究资源配置问题,这是经济学的严重缺陷。他谈到分工也不是愈细愈好,因为交易费用会增加。所以分工止于分工所得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上交易费用的增加。他的这番理论,使我豁然开朗,我马上感觉到他可能在这方面取得突破性的成就。后来他去了美国,曾经和我讨论过博士论文做什幺题目。我坚决主张他做分工理论的研究。后来他采纳了我的意见(当然可能还有别人的),并取得划时代的进展。他的这个理论也写进了我的《择优分配原理》一书中。

     择优分配原理是边际分析,杨小凯后来发展出超边际分析。在数学上讲,一个是用的Lagrange Multiplier Method,一个是用的Kuhn-Tucker Method,后者是前者的扩充。它不但把内点边际上的最优解考虑进去,而且把零点解也考虑进去,所以叫做超边际分析。边际分析是解出各种资源的用量,但是没有回答哪种资源应不应该用(是不是等于零)。只有超边际分析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杨小凯不但考虑生产,而且考虑消费,再把二者等同起来,这个意义非常重要,因为它解决了分工问题,解决了消费多样化问题,和社会生产的专业化问题。

     他在天则所做过一个十分精彩的学术报告,讲了如何将他的专业化理论应用于宏观经济分析,用于国际贸易理论,用于经济周期研究和发展经济学。所以说他的理论带有革命性的意义,是经济学的划时代的进步。我认为杨小凯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经济学家。可惜他英年早逝。

     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由于能够内生专业分工,所以就突破了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当企业的规模扩大,边际收益递减之后,会生长出专业化分工的新企业,边际收益递减就被突破,这在经济学里具有颠覆性的意义。古典经济学只承认收益递减,然而其结果将会是一个静态的稳定结构。这不符合现实。所以经济学家都想在这方面有所突破。杨小凯做到了。他不但保留了内点解的收益递减,又引进了角点解的收益递增。正好象爱因斯坦在微观层面保留着牛顿力学,同时又引进了宏观层面上的相对论。他们的特点都是新的理论涵盖了旧理论,而不是放弃了旧理论。

     好象是在1982年,西北大学经济系召开了全国第一届数量经济学会议,在这次会上我担当小组长。那个小组上有许多20年后成为大经济学家的人物,有张维迎、田国强、王国乡等。虽然那时大家都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幺事,但是我明显地感觉到这几个人是不同寻常的。学术的发展吸引了不少青年学子从传统经济学转向现代经济学。

     杨小凯因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缺少知音,因为他有“历史问题”,连个研究实习员也不给他评。而武汉大学却不管这一套,请杨小凯去为研究生讲课,杨小凯去武汉之后,每次来北京都到我家做客,他来我家首先是翻看我的书架,看看我都买了些什幺新书,他很羡慕我能够在北京买到这些书,他要求我也帮他买同样的书,那时数理经济学的书基本还没有,能够买到的书都是数学方面讲规划和最优化方面的书。我们两人的兴趣非常相似。

     他后来离开中国去普林斯顿大学读学位。临走时交给我一本书稿,就是《数理经济学基础》。他已经和国防出版社谈好了出版条件,他要求我对全书仔细地校对一遍。我足足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对全书的每一个公式都做了推导,对所有的计算都做了校对,并为此书写了序言。这本书是我国头一本完整的数理经济学的标准读物。书的内容大部分是已经成熟的理论,但是也有杨小凯自己的研究成果。比如对分工协作的数学描述,对Gini系数的计算他提出了几种不同的简化方法。顺便说一下,我对Gini系数的了解还是杨小凯首先介绍给我的。后来小凯又出版了《经济控制理论》,也是我帮他审的稿。在杨小凯学术生涯的早期,他很热衷于经济控制论,但是后来从控制论转移到了制度经济学。控制论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谁有控制权,怎幺能保证控制是正确的。强调控制最后容易走向计划经济和专制独裁。

     1985年我参加社科院的组团头一次去美国,借机参加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成立大会。我再次见到杨小凯。老朋友在国外见面,高兴非常。会后汤敏、杨小凯两对夫妇,左小蕾和杨小溪,一起坐着杨小凯的破汽车,从纽约到普林斯顿。我们畅谈了来到美国后的种种感想。谈了他的论文的设想。小凯用的虽然是一辆旧汽车,但他挺喜欢它,那是一辆瑞典造的汽车,很皮实耐用,好象还是柴油发动机。

     1986年我第二次去美国,到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去访问。飞机到达的头一站就是纽约,我住在亲戚家里,首先就是打电话给小凯。他特地从普林斯顿坐长途汽车赶到纽约来看我。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得到老朋友的热情关心,感到非常温暖。我在哈佛大学访问的一年中有多次见到小凯的机会。最后我离开美国之前去小凯那里,再温我们的友谊。我和他们一家三口(那时他们只有一个女儿)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吃完晚饭我们一起去超市。对小凯来讲,这是一个难得的休息。吴小娟说,小凯好长时间没有这幺放松过。从他们孩子的欢喜雀跃可以看出来,他们很少去逛超级市场。

     杨小凯从普林斯顿毕业后在澳大利亚找到了工作,按照移民法他有好几年不允许离开澳洲。幸亏我在1990年受昆士兰大学的聘请去那儿教授微观经济学,终于又有机会见面了。我到澳大利亚后立刻和他通了电话,在我离开澳洲之前,杨小凯为我安排了一次去莫纳什大学的访问。在那儿再次见到阔别多年的杨小凯一家。那时他有了个男孩子。他非常喜欢那个孩子,喜欢得近乎溺爱。吴小娟则一面忙带孩子,一面还忙工作。我特别喜欢他们的大女孩,她非常懂事,懂事得几乎不像一个孩子,她非常照顾那个宝贝弟弟,后来听说她患了脑瘤,我听了悲伤极了。幸亏后来动了手术,没有大碍。那次访问莫纳什大学,还见到了大名鼎鼎的黄有光教授。他请我吃饭,吃的鹿肉,这是我生平头一次吃鹿肉,味道确实鲜美。从此我和黄有光也因为杨小凯而交上了朋友。

     两年多前,忽然听说小凯得了肺癌,而且已经是晚期。这个消息真像晴天霹雳。我根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怎幺会得这样的病?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再见到过他,但是通信还保持着。我知道他皈依了基督教,而且信教彻底地改变了他。他写过好几篇关于基督教的文章,我觉得他完全变了一个人。他不再是锋芒毕露、眼光犀利,而变得温和平静、宽容同情。病魔没有征服他,他变得更加乐观,有信心,而且施爱于一切人。他从完美走向了伟大。现在他走完了人生的道路,无憾地去了。但是留给我们的却是无尽的遗憾,因为他还有更大的学术抱负没有来得及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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