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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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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文 学 的 超 验 现 实 主 义――建构中国语言的幻象空间

诗人杨炼的长诗《♀》和作家马建的长篇小说《九条叉路》是目前汉语文学中两部具有中国特徵的文学作品。本文通过作者的对话,考证出中国当代文学的特徵,由此开创了“超过作者的对话,考证出中国当代文学的特徵,由此关创了“超验现实主义”的理论,给评论界提供了文学的新观念。
   杨:以前人们谈论文学时,一直有一种缺陷,仅注重琐碎的写作技巧,或抽象的观念和主题上的概念,但我认为文学应该从生存的态度和生存的感受方式,通过语言的筛选,呈现出结构上的意义。我在几部作品中,已经看到了这种结构上的意图。比如:《九条叉路》、我的作品《♀》(此字发音为“yi”,像征天人合一),高行键的几部剧本和《灵山》。这种结构上的基本因素,我在飞机上用纸写下来,即:结构――动机与层次――空间。这里动机是音乐中的动机与层次。此如《九条叉路》里有一种类似像音乐的节奏,就是几个不同的层次在运动、分离、交错、汇合,然后又分离,最终再组合。这一情形与中文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在当代中国文学最有份量的作品中,都有一种相对共通的因素,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马:关键是达到共同点的方式或途径。诗人和作家介入的方式就很不同。诗人直接面对的是生命问题,然后是生存问题。我想,作家是从生命开始,然后进入生活,非常实在地进入生活,穿透生活的是生命,作家穿透的是生活,两者的操作方法不同。你的那首诗《♀》,超过了艾略特的《荒原》,瓦雷里的《海滨墓园》和聂鲁达的《马楚 比楚》的动机,它已不仅仅是中国诗。西方诗人是介于神话和生活之间的协调者,而不是智慧的创造者。你已经做到了这一步。你在诗中创造了一个幻象空间,那个空间如何与其他思维方式不同的文化建立关系,如何跨出这一步,恐怕是重要的, 写小说与写诗不同。写小说要比罗入世,写诗要出世。
   感情的层次代表不了精神的层次
   杨:当文学作品一旦写完,就不存在东方和西方这样的概念。假如互相之间进行比较和接受,也应该是在中文里说的境界层次上进行比较。严格来说,在语言方面,比较专业的作家最终都会在自己的生命节奏中,找到一种语言关系,和自己用词语的方法。一个作家的语言和他的生命质量,包括呼吸的节奏感都有关系。一个生命很弱的人,他的语言表达必然也很弱,而一个活得刚强、丰富的人,他的语言必然能张开。语言跟生命有关联的。一部作品站在你面前,是埃菲尔铁塔,还是趴在地上的小庙,都是你的生命境界返回来把握生命的架构。在这个意义上,东西方作品是可以比较的。当你作为一个二十岁的人写诗时,突然面对但丁的《神曲》,尽管你还没有逐行读完《神曲》,那三章:《天堂》、《地狱》、《境界》,已使你感到敬佩不已。这三章出自于一个人之手,这三章是整个的一个人类世界,但丁把在历史中出现过的所有人物通过他个人的审判,置于这三个世界之内。这种结构,这种精神的思维方式,已经把你纳入其中,把你完全震摄住了。你可以写一首小诗,写得非常精美,感情的层次表达的也充份,但就精神世界的层次来说,与但丁的《神曲》是无法比拟的。刚才你所说提西方现代主义这些诗人的作品,都是二十世纪初期写的,都是对当时的自我反省有关。对个人的反省做为主要动力和能量,比如《荒原》这样的作品。在这些作品里,没有生命的直接提问,或者生命的彻底质疑。然后,在对生命彻底质疑的基础上再对生存的包容,他们还没有达到这个层次。
   马:还是现世的,是生活中的生命,不是生命中的生存。
   杨:他们还是对意义的追问。我在读自己的诗《♀》和你的《九条叉路》时,有一种类似的感觉。《九条叉路》中有一种对死亡的期待。如小说里的主人腰子,而我的诗《♀》,一开头就是从末日开始。我们从这个角度建立了一套思想和文学程式。和欧洲文学作品所对应的不是一种对比的关系,而是一种包容的关联。在我俩的作品中包含对自我的反省,但比这层次还要深刻。那么,我们的作品今天是处在把已然过去的历史包容在我们的作品之内的关系。
   现在是最遥远的
   马:回到你的诗歌创作上。生存包括社会和生活的各种方式、麻烦、冲突、情绪这些是很具体的情节,而死亡包含了什么?死亡中唯一的包含就是无。生命包含了什么?生命包含了宇宙、空间、神、永恒,也包含死亡。我是把死亡放在生命之中看世界的。这就出现了指向问题,生活跟生命之间的处境不同,生命跟生存之间所面临的问题不同,这也是诗人跟小说家的不同,大家的切入点不同。但都会面对这些不同的问题。你的诗可能更强调生命的处境,我的小说可能更强调生活的处境。
   杨:从方式上来说,我们所走的途径有所不同。诗是一种非常主观的东西,它可以说是一个人的世界,你可以处理历史、神话等等,但所处理的一切,原则上,唯一的题材是诗人自己。换句话说,通过各式各样的题目,直指诗人自身,这是诗的基本方式。散文情的小说作品,如你的《九条叉路》,你就要直接通过一个人物腰子,在他刚刚死去,他的灵魂飘出他的躯体,然后他回过头来看他生活过的地方,才发现九条叉路就在他生前住过的长房下面的猪圈附近。这里有一种强烈的象征意义。如果一个诗人写这个题材,比如我在《大海停止之处》中,在思想上处理类似的内容,我会让它直接呈现于生命本身,我用的词可能是“尽头”而不是具体的“猪圈”。尽头本身是无尽的,现在是最遥远的。我用的一句诗是“现在是最遥远的”。你的《九条叉路》的叉口就在长房下面,有一个很有意义的象征意义,生存本身就是死亡的那个终点。或者,人们以为死亡是一个终点,其实死亡的终点就是生存的同一个位置上,只不过你不曾察觉而已。这是我非常赞成的一个对生命或生活的理解。
   一个生命就是所有生命
   马:但是这个尽头,对我写小说是没有用处的,一个词在小说里就是一个点,组俣在一起才有情节,也就是说,小说不是词语,是情节。我写完了尽头两个字还要不断叙述尽头的细节。还要往下写细节与细节的关系。
   杨:这是呈现方式的不同,我在这两部作品中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共同点,然后是呈现方式上的极端的不同。对我来说,最强烈的共同点是对生命的理解。我同意你的观点,通过生活来抵达生命,通过对生活、生存的理解穿透了生命;而这又是和诗人是一致的。我强烈地看到了末日感在你小说里呈现的感觉,即是从末日开始,腰子的灵魂飘出肉体的瞬间。我记得小说里他(腰子0在那一刹那看清自己将近一个世纪的一生,也就是死亡本身让他看透了自己的生活。在死亡的刹那他才开始生活,并理解和悟透了他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你用腰子这个形象,通过他同阿东少妞的这段关系,来曲折地表达情境。对我来说,可以有在《风:第一》,用“那么,你们,一动不动,云集于庞大末日的冥冥之民,云帆高张,将继续一个下午深深切入梦的旅途吗?”这里首先就是一个庞大的末日,从末日开始的一个意象。“终极之上,背离式是非常不同的,但这个点特别重要,首先把根扎在对生命的理解,我所有的诗都有一个称之为同心圆的结构。其结构是围绕同一个点建构起来的,而中心点就是对生命的理解。在这个结尾处,谈到腰子的灵魂看到了很多个自己。因此,他看到不是某个具体的人,看到的是一个人的处境。换句话说,一个生命的处境,也就是看到了那个被悟透的生命,这个生命包含了所有的名字、面具,所有的躯身。我们首先要抓住的就是这点,也就是我们谈过的中国文学的透悟,才能作品具有根本性的价值。这种价值和文学方式建立的本身结合在一起,才构成有质量的当代文学。
   所有的历史只不过是虚构和发明
   马:你的长诗里是否考虑了时间概念,将时间消除?
   杨:可以说是这样,时间概念对我来说,是个比较重要的主题,目的是取消时间。取消不是外在的。如四季的、生死的时间,取消的是人为的是境概念。人在外在环境下,看到生死、看到日月、四季变化。人们构思了时间概念,此概念演化为历史,历史演化为向上的、发展的、从恶到善的关系。但在我的诗里,我想通过的结构,暴露出时间幻象的人为本质。我长诗中的第二大部分是《与死亡对称》,其中我用了中国历史、神话中的许多片断,如商周王、秦始皇、西施,这些片断在我作品中的结构意义是突出他们作为面具的性质,作为碎片的性质、作为词的性质,而不是作为事实或是现实。人们总是在写各种历史,依赖于虚构的时间,虚构的时间给予历史的意义。我也在虚构一个历史。我使用中国历史片断而不考虑它们的时间顺序,我把其中人性的悲剧性,或者说虚无性提取出来。在每一段中,通过三种不同的语言:抒情语言、叙事语言,古典语言,把埋藏于不同语言的虚幻感提取出来。以后,强行组成一个结构。简单地说,我给自己发明了一个中国历史。我的意图是说明所有的历史只不过是虚构和发明。我们所拥有的仅是一大堆历史的碎片及共组合物,类似于语言游戏的。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历史都失去了时间的含义,所有的历史只是现在。这很像你小说里的腰子,都有异曲同工之妙。腰子最后发现汉人、基诺人、死人都是他自己。我的诗的结构,如果读者用心的话,完全可以知道,其中完全没有历史、人物,有的只是取掉面具的、没有时间的人,没有时间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我,但更是无我,也因为这种无我、这种虚幻,它成为一切的我。
   西方的线型,东方的圈型
   马:《九条叉路》跟你的诗差不多,我写《九条叉路》基本上是个阴阳图,无论死亡是阴,还是生活是阳,还是现在是阳,过去是阴,神是阴,活着人是阳,这是一个大的循环调整。它的方式和符号虽不同,但在生命的旋转柄上最终是一样的。它们可以倒过来也可以掉过去,甚至没有前后。生命就是一圆型的圈套。中国文学是否可以确定为图形的净化?这个圆形过去叫做轮回,但这不是哲学的提法,生死方式的不同,也改变生活方式的不同,这一点与西方文化分出了思想意境的情绪来源。西方文化是线形的,有头有尾的。而东方的知天命造成了超验的生命意识它设定的所有圆圈之内的东西都是轮回式的。中国人的生活和生命都是圈形,逃不出的,也是封闭的。我写小说就是以这种思维为参照。因为生命意识构成了人类对自己的询问方式。
   杨:这有其现实基础,它不光是从哲学推演出来。我读《九条叉路》时,就很有感触。从我的写作经验看,状态也是如此。咱们这一代的文化特徵,广义说来,是没有文化的。这一代人没有完好的学院教育,像艾略特曾是哲学博士生,当然他也有很多个人感受。但他从哲学导师那里接过这些观念,然后把它推演为当代思想。这不是我们走的路。严格说来,这也不是中国文化的路。我们说阴阳图的核心是眼,是生命的彻悟。但怎样达到这种彻悟,是中国人在现实生存中呈现的一种深度,我称之为“活着的深度”。这种深度,就像你刚才说的有佛家道家所说的人生虚幻是通过轮回、转世这样一种生命观完成的。从现实生活来看,如你小说中的文革,它是我们这代人理解生活、生存的最根本的起点。在这点上,中国的现实生活和历史的纠缠状态,又是中国的一大特点。在毛泽东身上,你可以看到历代中国君王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或言语方式。在老百姓身上,你可以看到历代的愚民们的方式,在你小说中的党支部书记身上看到的历代群氓的影子。中国现实和历史的纠缠的时间状态,实际上是一种非时间状态,实际上是一种非时间的状态,所有这些都在给予我们对生存和生活的独特理解,它不只是佛家的轮回和人生的极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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