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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 礼 后 的 孕 妇 生 活――香港后九七的人文状态

进入九七“新婚之夜”的香港,很像位已经怀了孕的中产阶级的妇女,自身和体内的胎儿都已经是生米煮成了熟饭,但前夫走了。这个英国男人不是暂时离家出走,而是解除了婚约关系,再也不回来了。他的家原封不动,家具的样式,门口的族徵,仆人和厨房里的气味,他穿过的衣物,习惯听的音乐;一些他无法带走的空间。无论这对中西结合的夫关系如何,在九七年的七月一日,他的太太将重新嫁人,嫁给一位她同种族的,但素未谋面的男人,这位妇女的婚礼依中国文化传统――包办婚姻。在新婚之夜,妇女将知道未来丈夫的模样,之后,她就把命运托付给这位虽然陌生,但永远为伴的丈夫了。生活的如何,全靠一天天走掉的未来的组合。这位妇女没有逃婚和自杀的可能。当年她嫁给英国男人时是犯了“卖国罪”,如今找到她要她回到祖国怀抱是一洗她辱国之罪。她只有渐渐顺从和驯服,为这个同血缘的男人生儿育女,但不能教育子女,她洋化了的思想正是民族主义者们要清除的,社会关系无可避免进入了家族伦理。两种文化的冲突首先在起点就埋下了不协调的动机,这就是后九七所面临的尴尬。
   占有物质资源失去文化意识
   说香港是中产阶级妇女,当然有偏面之处,我的理解还是从广义的社会文化演义而来。香港社会百年的殖民化,几乎就是统治者说了算的历史,它娶了香港以后,就把一个未懂事就当了太太的香港,教会了她英文以及按照英国的方式一步步发展着,由于殖民文化的原因,女方家的语言和文化几乎被搁置或者成为附属品。当香港的商业成功后,便使这个中西合并的家庭过上了中产阶级的生活。家庭式的雇佣工人劳动力,占全世界之首。香港没有进而演化为以社会公共福利低税制的政治制度,反而走了早已过时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带来的是社会贫富悬殊,危机四伏。由于生活在香港没有社会保障,人们也就对它没责任感,这是一个在商业上成功,但在道德上失败的典型社会。它的安全感甚至比极权制的中国社会还差,它错误地使用了文明,也错过了自由的时间。正像人与树在进化过程中所呈现的一念之差,便区别了树和人――植物和动物的天壤之别。香港已经成了世界公认的商业市,叫它变成纽约或巴黎是不可能的事了。
   香港文化基本已是半西方经济生活型态,近几年又开台了民主试验,政府拿出资金支持和发展本地的不同层次的文化。虽然为时已晚,已经形不成文化思潮,用这点匆忙建立的本港文化借以抵抗中国文化或现存的共产文化,但它的生命力暂时在几何中是正不是负,所以处于优先地位,但不会常久。

   香港也被大陆的语境污染,比如在打台湾的问题上。我在中国遇到的人都认为假如台湾想独立,一定要打,包括知识阶层在内。几乎找不到一个人会站在中间立场,去思考一个中立的或倾向台湾人的心理判断,当冲锋陷阵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冲进台北时,台湾人问他们来干什么,他们会说来解放你们,问他们来消灭谁,他们也会说来消灭你们。这就是封闭和开放社会的不同心态。这也是后九七香港人的心态。中国人在对香港的回归问题上也几乎一致认为是赶走了殖民帝国主义,洗了国耻,但恰恰香港的发展证明中国人可以进入现代社会的能力。那个国耻发生在一百年前,他们搞不清楚现在洗的什么国耻,这等于派人去攻打日本过去的战犯一样,但那一代战犯几乎快死光了,不能叫人家的后代陪你洗什么国耻。从九七的转变,包括香港本地区和大陆移民角色的转换,就可以看出由于中国式思维的入侵,加上保存地方文化的工作来的太迟,所以很快就被大陆的共产文化渗透和变质。另一方面,居留地主者的角色,也由于缺少适应外来文化的能力,渐渐地由地主心态转往移民心态,这就等于淡水鱼池加了卤水,使大陆来港的移民,由于从前在卤水长大,所以会如鱼得水,而本地人确越来越不适应。地主文化根基的被转变将基本社会角色替换了。简单点说以前香港越来越橡英国,从九七就越来越像中国。这种加卤水的文化将渗入香港,而且会随后九七的淡忘而年年增长和越来越咸。必竟香港的商业流行文化太肤浅,它在改革开放初期,曾扮演了一段伪西方文化的架式,但慢慢将被遗弃。我们也不能回避中国文化和香港文化在互相渗透时的胶状态。
   文化互动的现实能力
   能够给香港输入的中国文化,已经不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特徵,而是当前的,由共产党演变出的中国式的、政治式的泛文化,即一切可能参与生活和意识里的文化。
   中国是一个由专制走向开放阶段的国家,四十多年的封闭式教育使二十多岁以上的人都留下了集体政治的规化意识,国家在控制舆论的成功成就,造就了大批无法自我识别的市民阶层,他们吃着政府提供的所有精神粮食,表现出较为完整的统一思维和善恶观念。
   一个城市的自身消亡是渐渐发生的,在传媒方面,九八年的传媒将比九七年还要自律,后九七年的香港传媒已经自律到用什么语气来谈论中国才适用于极权社会。传播各自的信息,以互相适应对方的态度,将是后九七最重要的课题,这不仅是资讯交换,它还会带动人际关系以及肢体语言,行为守则,人格信仰等一系列的不可预测性。
   香港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都在扮演陌生人的文化角色,都是异类,其冲突不可避免。互动策略也包括了人际互动,香港市将来也会是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但每年二十万合法中国人口的增加,必然减低西方人口的数量。慢慢发展下去,香港从外表到内里都渐渐返回带有中国的特色。但它还是中国六百多座城市之中最西化的。
   政治语境的霸权将改变香港市人的生活行为,今天的逍遥,追求平稳过渡的代价,就是悄悄地丧送自己做人的行为权力。我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两种制度要平稳过渡,它只能说明无思想,无障碍,也就无进步,平稳说白了就是迟滞和麻木。两种制度假如不平稳过渡,才会碰撞出思想和社会的火花,才能促进发展。
   后九七是人为地把香港的文化方式切断的开始,它不同于其它殖民地国家,从殖民地独立为一个单独的政治实体,香港仅是一个城市,人口等于上海的一小半,香港市人的称谓只是地区代码,不是国家身份,等于中国几个特区的称谓,如深圳人、北京人或上海人、重庆人一样,但香港市的特区身份不同于深圳,它是相对独立运做,而不像其它特区是由共产党革命委员会直接管辖。
   后九七面临文化语境的转型是肯定发生的事实,六十年代才渐渐形成的香港文化语境,一直在家庭伦理,教育宗教和社会文化中起着主导作用。这个语境包括了西方文化的很多成份,是做为中国社群往现代文明发展的积极的因素。在这一点上,香港社会超过台湾和新加坡人,而更开放和兼容西方文化,是中国人的好事。它本可以以此来影响中国社群,使之渐趋文明化、民主化。
   后九七就是失去了对话的形式,转变成工具和使用工具的关系,目前的特区组织,已经主动使自己更像个好使的工具,而讨好使用者了。今天的香港市人已经对来成婚的“男人”带有讨好的眼神。特别是一些中老年人,他们混在商人因谋实利而讨好中共的阵营,加上殖民统治没给他们留下做人的尊严,便向一个反面害了中国人的政权献媚。令人反胃。把个人的失败交给社会,并不能找回你的自尊。自尊来自一代代积累的文化传统和对传统的反动,是积累的不是学来的,摘不掉也拿不走。人类可以几年造一个文明城市,但造不了一个文化社会。香港市人虽然有了物质的享受,但文化的消费是贫乏的,我们所能从传媒看到的大都是虚假的搞笑,是一些娱乐圈子互相刺激出来的欢乐,与社会无关。而社会的中上层家庭,确实又堆满了复杂的灯具、钢琴、仿制的罗马残柱和打磨得和塑料一样的大理石桌面,以示生活的富有或现代。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再现,那么,将要再现的生活又是如何?
   简单的移民富有安全感不是文化身份
   本来香港的物质主义者是可以一直心平气和的生活下去,因为人类的远景也不过如此――穷人、富人目标一致――富有。这个最通俗的理想,如今成了香港人的人生努力的目标,说难听点叫赚钱。商业的成功人士――也叫有更多资源的人,在香港是人人仰幕的人物,共产党选一个商人做总督就是基于香港市人的心理。而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解放上海时,镇压的也是这此商人。现在历史又重叠了,四九年的解放上海,握手的是工人阶层,九七年的“解放”香港,握手的全是资本家,看来人民永远是权力者使用的筹码。
   香港人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品味。他们由于工作压力大,快节奏的生活,来不及思考和消化任何带有思想性的问题,反而生产大量以武打、警匪为主的文化快餐。对中国的电视节目在后九七将是很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国语的流行文化将同时带来国语文化的内容和信息,(主要是民族意识的宣传加一些毫无建设性的人生感悟)也包括了双方在价值观念中的较量。强大的意识型态和现代的商业价值观念的混和,也许有利于中国的文明发展。中国只能在商品价值观中消解意识型态的紧锢,从而追上时代,然事再被时代的价值体系愚弄。在后现代的商业城市里,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逐渐融为一体。自然的社会早被移植了,最终如波德利亚尔所说:后现代主义迫使所有和价值向交换价值俯首称臣。虽然香港有文化上的空白感,但港人还是在赌商业繁荣这张主牌。在没有什么可依靠的社会中,港人便更加集中依赖他们的商业信誉。把商业成功当成身份像徵在香港一点也不过份,而且引以自豪,这里的前辈教育孩子是一致的――努力学习,当一名成功的商人。社会性的移民意识,产生了无安全感,在浮动中求生存,必然使物质的力量过份夸大其能力,从而信任了商业符号,但是在物质主义中是不存在责任的。
   将被民族主义淹死的文化语境
   对香港市人来说,能同时通晓中、英两种语言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广东语教学在书写和口语之间造成了重叠,令香港人对中国文化丧失兴趣。经济的成熟和政治上的幼稚,使社会的文化语境出现错位的局面,正在流通的庸俗的中产阶级价值体系,由于在落后于时代,也将在后九七的复杂社会互动中被解构。香港的改革开放与中国是不同方向的。
   改革开放仅仅才十多年的共产现代史。就改革而言,它内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裂变。它将用开放的手打自己不开放的屁股,而开放就是对当前社会的一次提升,使它在原有的层次中更宽容和升华,这样的改革开放在中国的历史中已是付了巨大的代价的。在一本一九一九年出版的《曙光》创刊号杂志里,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处在中国现在的社会中,没有一样不是黑暗恶浊,如果不改革,那还是人类社会吗,所以,我们不满,想开创另一种社会。那一代人已经走进了历史,活着的一代又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呼喊。在中国,老一代被下一代改革,成立改革了的中国,但毛泽东之后,改革又是开始。一代人死后才是下一代人的起点,中国社会无论怎么改,也充诉着中国人的恶浊感,中国的改革是人的改革。香港人以文明著称,弥补着文化上的薄弱,这种虚假的文化心态可以暂时供给中国摹仿,但不是长久的药物,文明是可以摹仿学习的,之后社会文化的摹仿,那么香港就不可能占有什么优势了。当然,这种转变并非只是发生在香港。从后工业经济和物质经济进化到以信息服务为特徵的后现代时期,物质的生产方式渐渐转向使用价值的要领,这也是由物质经济转为非物质经济的社会原状,它而演化出了卡通主义的新体秩序。
   用香港文化去渗入大陆是太主观的想法,代表香港的流行文化渗入中国已经有近十年时间,港式生活只是改革开放吸取外来文化的一个摹仿阶段,目前已经进入浅滩,它的渗透只停留在中国一些不怎么开发的地区,或者流行在商人和民工的同等水准层次。就北京而言,对渗透的主要还是泛西方文化,如美国、德国、法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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