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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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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行 为 艺 术 中 看 人 格 艺 术――被拒绝的社会空间

    我在“九五年香港艺术概览”一文里,曾经写道:“先锋艺术家是一个区域的神经未梢,当一个社会出现混乱,出现平稳或者什么都没发生,在艺术家那里,会提前或者远见地发现了总是。原因是艺术本来就是社会的时间产物,艺术家的营养也直接来自他们的生活现象。
    当社会给生存者太大压力的时候,精神危机随时会发生,而且-有可能-首先发生在艺术家身上,艺术家的生存境遇直接来自生命本质,而不是后天经改造的道德规范。所以我说,艺术家由于用精神角度去发现困境的能力远远超出经商者或者市民,当然,他也就直接成了试验者,潘星磊的行为直接验证了我的说法:艺术家是无政府主义者。
   我从未要求人类要活在一个懂事的社会,所有的社会与当时生活在其中的人来说,困境都是对等的。艺术家被社会指为叛逆者已经成了正常术语。所以,潘星磊被公众指责是合理的,但不是合法的,因为行为艺术原本要给的就是一个不被现存社会所能容忍的观念。我至今也没有见到不反社会的行为艺术。
   潘星磊是一位前卫艺术家,从事行为艺术与他的雕塑专业有关,身体的立体语言可能更适合他的表达方式。挑战权力象征的维多利亚女铜像较为明显的意指是殖民地的压力。维多利亚女皇活在向中国贩卖鸦片的时代,与现在的彭定康政府的行为不同,潘星磊的行为出位是针对殖民主义的过去。这一点与八九年有人用油漆泼中国银行的狮子的行为不同,那是挑战当代,挑战现在的中国政府作品只能说在政治方面是成功的。另一不同的行为是潘星磊知道可能触犯法律,他等着警察来临。另一个是泼完了狮子就跑。行为艺术的观念里意指的成份很多,我们不便多猜测,但行为即人格。我本人当然认为泼中国现政府的象征超过潘星磊泼香港过去的象征勇气更可嘉,但从艺术角度来看,潘星磊的行为艺术要更少情绪化。
   香港进入泛政治化的环境

   一件作品的成功与否,要看作品的意指,我们不能否认行为艺术有很强的社会政治色彩。而且几乎就处在反社会体制的边缘。起码至今人类还未创作出一部拥护当下政府的行为艺术作品,潘星磊针对殖民地文化,显然在时间上没什么可挑战的,二百天以后,共产文化来临香港,干的也是同一件事,今天的中国政府已经在编造“香港百年殖民史”来书写党的“香港史”,里面没有“条约”也没“六四”。这种霸权来临香港的威协力远不是香港人所能承受的,问题是潘星磊是忠于红色暴力,以拥护党的激情而砸殖民象征,还是调侃红色,讽刺和提醒香港人,共产的真面目就是如此残忍,令港人想起红卫兵破四旧。这是值得讨论的,如果他热爱共产党,提前执行党的指示,提前二百天回到党的怀抱,砸殖民地为了争取入党,那就是疯子,在今天这种自由的社会生活过的人,去拥戴专制,只能是疯子,但我认为,潘星磊的竭力是告诉港人共产政治的可怕,情况确实起了作用;没有拥护者,成功了。但深一步的想像力,完全要靠每个人去体验,不能因为一个人扮演了强盗,就真的把他当强盗入狱。演出就演出,令人鼓掌是成功,那么令人反感不也是成功吗?至于艺术道德的争论,那是法官的事,在艺术创作中根本就没有艺术界限。
   香港处在九七过渡期,人人自危,前景模糊,一批批进入晚年的老人开始忽然爱国。老人大概都有换换朝代的欲望,至使自己显得长寿了些。我们先不计较老年人。对青年人而言,前景的不明朗使他们失去信心,所以,任何刺激或过激的言论都会伤了自尊心。但文化加归是潜在的事实。潘星磊的行为从另一方面告诉了港人共产文化的无厘头,靠商业繁荣不能保证自身的文化方式。保住宽松的环境,要靠宽容艺术家表达不满开始。只有宽容我们不喜欢的,风格完全不是我们接受的,这个社区才是文明的。
   文化回归所包括的生活形态、思维形态、宗教、教育、家庭伦理以及涉及每个人的情感方式,行为方式和传统意识(包括遗传,比如计划生育引发的伦理道德观念)的转型,将是一场残忍的激战,是一座六佰伍拾万香港人不多想,但又存在的现实。免疫力来自文化营养的滋长,而且是有针对性的注射。我们不能用飞机打苍蝇,也不能用英语去唱京剧,文化营养来自中国文化的吸收。以夷制夷, 了解中国文化有利于知道文化来源的认别,不然就像评论者刘霜阳那样,把共产文化当成中国文化来对立,分散了香港仅有的一些文化力量。
   在此,我们不能不再次讲解中国文化并不是指共产文化,恰恰是中国文化的份量超过执政的专制体系。比如巴黎的文化远远超出执政左派或右派所能改变的。我希望香港社会尽早有文化思潮,早点形成中国文化基础,以便保住自己的生活方式,就像共产党并不可能改变的文化一样,文化生态的重要性就是基本的人文空间的建立。
   民族文化并不是霸权,所谓近期移民香港的“南来文人”根本就不是党派来的地下干部,而只是一些新来的文人。他们不过是写小说,画画,谈女人,抽烟。他们像六十年代的文化移民一样生活下来,看看《开放》,骂骂人而已,他们根本不会革命。我认为任何一个“南来文人”在党那里,只不过是一只暂时不被捏死的小虫子而已。文人闹不成大事。他们只能通过行为和思想表达他们的精神。
   但我们不能否认民族主义是很危险,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民族主义是麻疹、是儿童病,非出不可。像《中国可以说不》这类的书就是无聊的民族意识。
   艺术领域的基本规则
   我认为,批评家、艺术家,是市民和小资产阶级范畴,一旦上升为中产阶级,成为政府或社会的主要经济的和政治的即得利益者,就失去发言权,不会再批评社会和政府,而成为社会现状的保护者。知识份子是现成社会的挑剔者,而不是拥戴者的角色。准确地说,除了政府官员以外,市民和艺术家永远都不要满足现成社会。香港还没变成医院式的新加坡。但刘霜阳做为一名艺术评论员,在呼吁社会要平稳祥和,反对出位,也和他的身份太不对称了。
   众所周知,艺术本来就是无迹可寻的荒诞产物,没有荒诞意识,城堡也不会建在山尖上。它补充了人类生存空间的理性约束,警察下了班去做木雕,艺术家做化妆品传销,都证明在一个想像力贫乏的社会,生活意识越来越单调,可以说,我们活在一个没想像力的社会之中。一个暴力行为和一个文化行为都分不清楚,可能从事艺术,但没有权力荒诞发疯,合理的尺度都是社会法律,对艺术行为也适用。艺术家也将成为植物人吗?要知道,艺术本来就疯人的职业。
   文化行为和暴力行为
   记得去年我在德国的斯图加特讲学时,在一座专门招待艺术家的城堡住了几天。那里每年都聘请十二位艺术家去创作,其中一位画家的作品就是砸城堡,不但砸了窗,还拆了墙,按刘霜阳这位艺术评论员(他反对破坏文物)的立场,此人非抓起来不可,因那座城堡有四百多年历史,更是斯图加特的象征,文化行为可以上升为艺术行为,但不能判定成刑事行为,我说过,行为艺术在人类艺术史上是个新生婴儿,我们几乎还不能给他判定-行为艺术不能触犯法律,那这个社会也太祥和乏味了。
   潘星磊并没有生在文化大革命,他压根就不知道文革的残忍和毁灭能力,我相信红色也许在他眼中是一种激情。但他的激情选错了时间。社会是荒谬的,行为艺术是暧味的,什么样的社会便产生什么样的行为或者称做艺术的行为,他应该带上他的红油漆,跟着保钓的船去远航,那他的红色就更有社会意义,大家也许就会指他媚俗了,总之,做自己该做的,承担自己的后果,其它并不重要。
   
    香港《信报》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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