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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派艺术的开拓者――无名画会

    介绍中国星星画会之前的民间画会
   
   假如你在冬日夜晚;下雪之后沿着一条白天是喧哗叫嚣,墙上贴满杀机毕露的标语和大字报的街道时,你会奇迹般地停住――一切都不对劲,似乎你或者这个地方出了问题。白天这里挤满群情高涨的人群,他们撕下另一派的“宣言”,贴上墨迹未干的“告革命人民书”,或者毛主席党中央的最新指示。街上是辩论失败而采用拳脚的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则以他们优雅的毛笔字,“简明扼要”地描绘着大好形势下,封、资、修如何将扫入历史垃圾堆。
   一九六六年的中国被解放全人类的美丽图景激动着,党中央,这个威力无比的上层建筑,率领人民从一个大好形势转入另一个大好形势。所有的城市变成了废墟。人们唯一要做的是绞尽脑汁理解毛主席的每一句话。
   那个冬日夜晚我所干的事并不光彩:一边沿街贴传单,一边撕着我们认为是“保皇”派的大字报。一个驼背老人带着棉帽子走过来,问我要一张传单,我问他是哪一派的,为什么不带袖章。在雪和路灯的反光下,他没有一丝表情地说,他是博物馆的,搜集传单对将来有用。趁我还没醒悟过来就消失在另一条叉路了。

   二十三年之后,我在动笔写这篇介绍北京“无名画会”时,就想到了那个夜晚。在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中,有人清醒地做着对中国将来有个交代的事。他怀里那一大包传单已成了博物馆的珍贵资料。他本人如果不被批斗死,也许还活在世上。
   最早的民间画会
   无名画会就是在那个历史背景从事艺术创作的。发起人是赵文量,其它人主要是他的朋友和学生。那时,敢画画和现行反革命的后果一样。他们把油画箱伪装起来溜到郊区,投入大自然怀抱。画了许多体现人类的真诚,反映失落灵魂在这块土地上彷徨游离的实现处境。在技巧上已走出苏联式的教条框框,开了中国绘画在本民族传统如何借鉴西方现代意识的出路。赵文量的作品除了以情绪呼应自然,也有理性地面对现实的困惑做出了个性的解释。在见不到马蒂斯、康定斯基等现代艺术的年代,无名画会已经通过另一种失落步入现代手法。文革每人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而无名画会的成员却在执拗地走着艺术道路,那是要付极大勇气的。
   
   无名画会早于星星画会
   
   目前,大陆和海外以及中国现代美术艺术史上,都没人提及这段事实。很多人以为近代美术在十年文革是个空白。而动荡之后出现的星星画会便以为是大陆现代绘画开始。这不能怪谁,因为无名画会的宗旨是不涉足政治,把情感的真挚精神灌入作品之中。画派的形成和出现一方面使美术从政治桎梏中走出,另一方面找到了中国的油画如何发展。给后来那一批年青的星星画家以启发。从这一点看,无名画会是美术史上不可缺少的台阶。
   赵文量今年五十开外,自幼喜画,没进过任何美术学府。老画家刘海栗评论说:“赵文量是位基本功扎实,技法老练,变化很多,感情敏锐的画家。”他的宗旨和他为人一致:追求完美的人格。他试图以真善美完成自身升华。这在文革不中确是个异数。与他一起作画的杨雨树也有其鲜明人格。刘海栗在《齐鲁谈艺录》里说:“杨雨树的画笔简意繁,本质是一位感情细腻的诗人……他画的海更接近德彪西的同名交响乐。”在他的“雪桥”里,我们还看到作者创作的激情和憧憬之后的孤独。画面的黑白效果已走出西方绘画的模式,犹如中国的石碑拓片般凝重、老练。会员石振宇的油画既有古典色彩的风尚,又极力刻划本时代人物的精神特征。
   在正式以无名画会名义办展览之前,他们在民间被称为“玉渊潭画派”。从王爱禾、杜霞、杨耀华、张达安、田玉、徐岩、刘是、田淑英作品的风格里都充满浓郁的自然气息。在他(她)们笔下的世界是没有被人为蹂躏。人类还是那么和谐地与自然共呼吸。从李姗的作品中,闻到的是犹如阵阵柔弱的草香,飘忽不定,你却真实地感到女性世界的全部意境。马克鲁、王伟、郑子燕、韦海的画则表达幼稚人格形成期的落破。一代青年在可怕的迷墙之内的各种状态,都充分表现出来。赵汝刚、杜霞、邵小刚、郑子刚、洪麦恩、史羽、杨耀平、曹晓梅、刘又飞,由于手头没有作品资料,暂不评论。我和王志平还搞摄影创作。他同时发起的“四月影会”成了中国现代摄影的第一代干将。我本人也画的越来越少,后来就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
   
   在政治中周旋
   
   任何一位在生活里经历了艰辛的人都会悟出这么一个道理:生命是荒谬的,生活是毫无意义的。企图从自己的生活方式的现实中去完成责任式的摊牌,不过是天真而已。但真正的艺术家不会因此放下笔。他们以天赋的意志来回答社会,给它一个轮廓,在绝望中以圣者的预言,把人性原有的情操交给永恒。这种斗争方式是可怜巴巴的,没有比用美德去战胜邪恶(包括遗传)更软弱的事了。因为我们只能穿越邪恶方能目睹自己和肯定自己。这就是我们不得不哭着脸称为生命的本质。生命比生活更像女人般变幻无常。
   赵文量在华侨日报采访他的文章里说:“我的绘画除去必须经历的探索之外,还经历了一场人为的精神浩劫。在人妖颠倒的年月,我明白了绘画不再是我们的目的,而是保住和完善自我的过程。于是,与人为善,助人为乐,诚实负责和认真,明确地成为我做人的信条了。”这一些,我们从他对周围的亲朋好友的态度中也看到了。一个没有正式职业的画家,把失去双腿的母亲照料了六年,没在大陆生活过的人是难以想像的。他也就是在这种生活困境中组织了首届画展。无名画会的风格基本上由他形成。
   一九七九年,北京美协刘迅先生听说有一批在文革中坚持画画的青年,便约见他们,希望给他们办个展览。这位自身也刚“解放”的画家经过各方周旋,终于在一九七九年七月七日使画展成功,又通过艰难的内部观摩,在七月十三日正式展出。一个历史性的民间画会出现在北京。没有了共产信条的桎梏、没有集体意识的统治,也没有传统的束缚,那种被党公认的俄罗斯风格。这些作品里极强的个性和时代特征,使提倡印象主义的老画家刘海栗都惊讶,他不明白这些并不知道康定斯基的青年已吃透西方现代美学观念,正反攻到民族自身的传统了。他当即表示:“江南江北的众多画派画展之中,唯独无名展令人振奋,流连忘返。这些作品真气流衍,以桑吐丝,拙里透秀。色彩好、变化多,有气派,有笔法。不是一般年青人能画的。”一个老画家在那个年代称赞赵文量他们的作品,无疑是作品本身的份量。他给无名画会提字之后还对刘迅讲:“真舍不得,他们怎么会有那么多感受,七月九日真是个难忘的日子。”画家吴冠中对刘迅说:“你淘到了真金。”
   无名画会的展出,证明了中国现代派绘画已形成一种事态。最重要的是它的展出启发了另一批青年创造出更大胆的政治美术,即星星画会的出现。使中国美术以最快的步伐补回了已损失了的几十年时间,所以,中国美术史不容忽视无名画会的出现和它对现代美术的贡献。正如印象派出现,使西方的现代派呈现了千姿百态一样。当然,正当因素的松绑潜移默化地起了催生作用。
   无名画会的作品在风格上主要追求中国文人画的超逸、拙、古朴和淡泊。也如中国文人抗衡朝廷采用的方式相似,试图达到庄子的天人合一境地。在独裁的时代,求一块清静之地。杨雨树过过:在美的事物中,最美的就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他立志用中国人对待自然和艺术的态度去创造中国的油画。他的作品也确实表现了那种意境。他的“劫后”一作,就在一个中国花瓶和寥寥几枝花之间展开了作者的精神境界与外在世界一经合拍,便溶汇出超验的人格涵养。画里的用笔,观察细节的敏锐,通过被风暴摧残的花蕾,谴责了邪恶势力,也抒发了作者东方式的诗意人生观。清气、正气在他的所有作品里成了人格理想化的途径。而赵文量的“花非花”和“自画像”里除了表现那种傲骨脱俗的精神以外,还揉进了大量尘世柔情。他是个典型的悲愤画家,超脱的原因,是对世俗献媚的不容忍。他一面不得已活在世上,一面沉湎在他与之拼搏的空灵境界。在那里有时花香鸟语,有时雷鸣闪电。他的双重思维通过色彩的语言,在画面上与他本人一样地搏斗着。陶醉在鞭斥邪恶,陶醉在战胜邪恶成了他矛盾冲突的主流。所以,赵文量的画几乎看不到雕琢,他直接用神经末稍创作。
   无名画会的作品特征是:试图把扭曲了的社会造成的局面,通过绘画重新揣测。以表达自然为介体,笔触成了结构。从而使西方油画中与中国绘画从肌理上形成了东方特色。
   
   历史不会忘记
   
   无名画会悄悄消失了。我这么说的意思是它作为一个集体意识已瓦解,因为它已完成那个时期的作用。从它举行首展到出现星星画会,到今天中国的现代绘画终于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存在了。无名画会的士大夫式的文人画风找到了现代的新起点。在第二次的展览里,创作队伍虽然增加了老画家王森然以及星星画会的宋红等,使风格有扩展,但显然不如从前了。捕捉那个时代七零八落的事物并非一个画会所能承担。
   目前,我所知道的赵文量,还和杨雨树住在那间又破又旧的画屋之中,两位加在一起快一百岁的人由于操劳,双目已失去
   往日的光泽。石振宇去美院当了老师。马可鲁出了国。王伟在纽约街上办画展。李姗打扮入时,穿梭在北京各大饭店。田淑英和刘是离了婚。王爱禾在美国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王森然逝世了。王志平背着照相机走在法国的街道上,来信发誓要学会法语。田玉在策划儿子的出路。宋红胖了,还是“他妈的”不离口。我在香港办《大趋势》,也思索自己的趋势。
   今天翻出无名画会的一些作品,感觉他们极似印象派初期的画家们。或许我们可以这么推断:无名画会等于现代中国绘画的印象派时期,它给后来的画派开拓了视野。也证明了中国人面对灾难的极大承受力。证明了人类对美的剖析,无论在多封闭的地方都会在精神(甚至是技法)上与时代时间相呼应。当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又作为一个里程碑的时刻,一切更明显了――中国绘画从自身的桎梏走向了人类共同的绝境。模仿时期的千姿百态已透出中国油画的性格。
   那个在雪中街头踯躅的老人并不孤独。人类社会总有一条常人看不见的气息在空中游离,有灵性的人都能找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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