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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网络封锁, 迎接公民社会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为中共密不透风的意识形态控制铁墙凿开了缺口,在文革浩劫烟消云散的二十多年以后,中国的独立知识分子并没有因为之前当局一系列对自由言论的疯狂压制和对异议人士的残酷迫害而停止对民主自由的呼唤。六四惨案后中国社会的肃杀气氛虽说创造出了不计其数的犬儒百姓,但并不能完全湮灭一些人内心的良知。面对当局色厉内荏的淫威和打着人民旗号的数百万军队,中华大地上依然回荡着正义的声音。从天安门母亲运动到蒋彦永医生为六四正名,从孙志刚事件到太石村罢免风波,从两个月前的汕尾惊天血案再到现在的绝食维权,无不折射出中国独立知识分子以国家民族的发展为己任而无所畏惧的可贵精神。他们以自己的崇高人格和正义行为在世人的面前树立起了一尊尊不朽的丰碑,同时也给本以为武力万能的当局带来了不住的惊叹,“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正是这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在当局对传统媒体已经全面操控的情况下,网络自然而然要承载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科技的迅猛发展既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也为当局封锁网络提供了技术支持。一些黑心的西方公司在利益的驱使下,为了讨好中共当局而不惜放弃良知善念,致使当局对网络的封锁已经是无孔不入。今天的“世界互联网”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互联网”,那些渴望了解到历史真相的人们在资讯渠道日益多元化的今天仍然要强忍当局严酷的新闻封锁和言论管制。部分有幸突破封锁的人在海外媒体表达自己独立的思想或是传递社会信息的时候,甚至被当局以这样或那样的罪名关进其专制的牢狱,诸如雅虎式的西方大公司更是恬不知耻地充当着当局迫害独立知识分子的帮凶,因此,在权力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中国社会,网络不能不说是让人欢喜让人忧。
   
   每一个热爱自由的中国人,都渴望资讯渠道的畅通和表达渠道的畅通,但这两项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难以成为现实。能够掌握突破封锁的新方法而登陆到自由媒体的人,在接触到海外的自由资讯时,无疑会觉得世界赫然开朗,这种难以言表的喜悦是中共所无法给予的。中共在建政之前对民国时期言论状况的诟病并不意味着之后的中国在它的统治下就能真正实现言论自由。中共前党棍江泽民在位时所力倡的“舆论导向”和“主旋律”已经明显标志着中共对中国人民的巨大欺骗,并侵蚀着其统治合法性的民意基础。鲁迅所处的时代,民间尚能办刊办报容许他那如匕首的文字,而我们所处的时代,在国内竟然连发表主张在体制内改革或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独立文字的自由都没有,而且,想看一看海外网站都是登陆无门,障碍重重。在民主潮流日益浩大的今天,这实在是一个民族的奇耻大辱!当今中国,《宪法》上所呈现的东西,看上去,无不冠冕堂皇,天花乱坠,而现实社会却与之大相径庭。所谓的《宪法》所赋予我们的诸多神圣权利,几乎全都被名义上称《宪法》为“母法”的子法所取缔。畸形的法律造就了不少国民畸形的法制意识。为了扬名天下,有些人不惜因几元钱的蝇头小利,而与人对簿公堂,迎合当局表现中国所谓的法治,而对于自中共建政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被其集团据为己有的公民选举权和言论自由权,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视力而不见,忍气吞声。在这种体制和社会环境之下,能够坚持自由言说的人不光需要区别于普通人的良知,更需要不屑于世俗和强权的勇气。

   
   现实清晰地表明,中国社会距离公民社会还很遥远,公民价值被广泛地忽视,公民权利被广泛地亵渎,一些人正与时俱进地在当局的极权暴政和愚民教化下走向彻底的犬儒,走向埋葬人性,拒绝良知,漠视道德的堕落深渊!因此,在当下坚持以公民的身份进行维权尤其难能可贵。网络给中国实现公民社会带来了希望,当局封锁网络的黑手是想把这种希望扼杀于襁褓之中,以维护其独裁的政治制度,拒绝民主选举。试问当局:连言论和选举自由都没有如何能实现“和谐社会”?绝大多数维权者和异议人士其实都是主张在维护当局的统治和遵守法律的原则下解决社会问题的,但草木皆兵的当局却将他们统统视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加以打压。在八十年代胡赵执政时期,中共曾一度汲取文革的惨痛教训,对独立知识分子给予一定的尊重,但到了江泽民时代,政治空气便日益龌龊,俨然回到了风声鹤唳的十年文革。当局把异议人士说成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它们对舆论的控制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维护社会稳定的“合法”行为。邓小平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经济建设”和“全民奔小康”似乎成了中共治国的当务之急。其实,仅仅追求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能说明当局把老百姓当人看,因为这只是在宣扬人的动物属性,而非宣扬人是万物之灵的人性。不具有最起码的公民权利的人即使拥有再多的社会财富,从精神上讲,他都是残缺不全的。从来就没有哪一个共产社会能实现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只是共产党利益集团内部成员的稀有特权。当局在经济领域所做的一切努力,其终极目的不是为了人民福祉,也不是为了国家的富强,民族的进步,而是为了追求其集团利益的最大化以及利用经济增长的面具来装饰其执政的合法性。
   
   胡温上任后,所做的唯一一件得民心的事情便是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然而,这种重视和对其它问题的解决一样,并非出于他们的政治自觉,而是舆论压力和当局自身危机意识的共同作用结果。在言论控制方面,胡温和其前任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近几年因言获罪的网络异议人士数量已经大幅攀升,并正在俞演俞烈。他们对国内媒体的控制也是异常严厉,仅2005年遭遇整肃的报刊就有差不多十来家。网络的出现,为中国的公民社会萌芽提供了一堆新鲜的土壤,而公民社会的种子却需要知识分子,尤其是自由独立知识分子的播撒。眼下,中共对人们网络活动的严重干涉和对异议人士的无情打压向追求民主与自由的人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宣扬自由民主理念的同时,我们更应该身体力行地去维护自己以及他人的合法权益,不断地向长期封锁在中共信息监牢中的人们传授突破封锁,拥抱自由的方法,争取在更多人的努力下实现中国社会的民主!
   
   2006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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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议报》第237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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