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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文:我眼中的锦衣卫

   
   
    去年,我曾碰到三个锦衣卫,估计是那些外地网友惹骚引过来的。他们的黑色轿车如影随形的跟在后面,像保镖又像跟屁虫。我不觉紧张,反感到新鲜。我发现这些网友均是老江湖,他们心情虽不像我那样,却也若无其事。我之所以觉得新鲜,一则呆在县城从来没这种待遇,二则锦衣卫无缘见识,他们只是出现在我的想象中。
   
    在我想像里,锦衣卫有三种类型,一是明代东西厂的那种,喜欢敲竹杠、用大刑,还善于瓜蔓抄,智商体能全面发展,银子功劳照单全收;二是戴笠军统和汪伪李士群吴四宝的那种,手段子辣,神出鬼没,会上老虎凳和灌辣椒水,还会玩女人、往人家手指缝里钉竹签,还会试探性的想剥江姐的裤子;三是周先生在上海滩率领的行动组的那种,立场坚定,嫉恶如仇,行动迅猛,杀人利落,还喜欢满门抄斩,哪怕是对付昔日的同志今天的叛徒,比如顾顺章。

   
    过去我曾看过黄河清介绍在锦衣卫的监视下离开大陆的经过,又看过一篇他们跟闯关上海机场的倪育贤先生高水平的访谈,后来凭这些材料,再加上想像,将游戏笔墨《锦衣卫训诫》作了很大修改。网上发表之后,尽管博得网友赞赏,我仍担心锦衣卫看了发笑,给我打电话,说:陆文呵,要深入生活,闭门造车不是艺术家呵。我也担心,假使今后的小说创作需要这类角色,如何描写呢?难道只好借用电视连续剧那些衙役的虚假形象?那次几个网友来访,让我有机会对这些神秘人物有了个大致了解。
   
    我觉得这几个锦衣卫,尽管穿的是便衣,总体形象却不错,年轻有为,彬彬有礼,像文弱书生,估计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有的身上还带了随身听,一看就晓得热爱音乐,且懂得享受人生。饮食不考究,肚皮饿了,随手问露天摊贩买几个饼子,以此果腹。他们说话不多,蛮有分寸。脚步也特别勤快,有段时间,双方混熟了,居然寸步不离贴在我们身边。远程跟踪技术也比较过硬,至少像我这种近视眼的,根本没法发现身后的尾巴。我不知他们会不会飞檐走壁,会不会撬门砸锁,像鼓上蚤时迁那样,窃取文人的写作成果,顺便再安装个窃听器。我常担心他们月黑风高,趁着我熟睡之机,拿了我的长篇小说《给你一粒伟哥》,使我今后一个子儿的版税都捞不到。他们一点不像我所想像的拳头大、脑门小的那类人。那些人碰到问题动辄打耳光扁担绑,直至将自己的气力和权力运用到山穷水尽。他们的政治身份,在我眼里,更多的是以放肆和蛮力来体现的。而这些年轻人仿佛只是执行跟踪任务,既不准备打架,也不打算吵嘴,并且也不想录音,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明显丧失了贺元帅打土豪分田地,两把菜刀闹革命的热情。他们经常用手机联络,也不知向领导汇报,还是吩咐同伴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后来,他们偷偷给我拍了照,网友绘声绘色形容了他们那副贼头贼脑的模样,我高兴得笑了。早知道他们这么喜欢我的形象,我可要堂堂正正摆好姿势,让他们一次照个够。
   
    这类拍照,我不当一回事,我认为不过是上命差遣例行公事。给每个受到关注的人建立档案,相片罗列、通讯号码、家庭住址、婚姻状况、政治面貌、思想动态、家庭成份、隐私情况、交际关系,性格特征,以及网上活跃程度,和有无参加何种组织等等,这都是他们从苏俄那儿学来的看家本领。我估计他们十分喜欢帮别人填表格,并不断地补充和更新。否则,干内勤的没事干,东德崩盘后也不会发现内务部藏有堆积如山的档案了。
   
    锦衣卫这次给我的印象,跟网友文章介绍的有很大不同。据网上资料,早期锦衣卫好像没这么彬彬有礼。据黄翔先生文,一个公安局兼国安局的局长,叫樊儒林的,曾对他说:“我们抓你,并不需要你犯罪,而是根据我们的需要。”可见他们是多么的自由自在。对待徐伟、喻东岳便是两个显著的案例。
   
    就拿黄琦先生来说,他不仅多次受到反铐、毒打,而且还被抓扯生殖器、强迫长期睡在地上。黄琦所受的苦难,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第1看守所的兰警察、周警察、胡警察三位先生都出了一份力。在我印象中,方觉先生在寒冷的冬天也睡了一个月的水泥地。对待王金波先生,莒南县看守所李太山(音)也喜欢动手动脚。还有一些我不了解的另类人士,比如高寒先生,大概也吃了不少此类的苦头。
   
    纵观多年来锦衣卫表现,我觉得他们仿佛患有间歇性的神经质,或者说碰到问题容易手忙脚乱、反应过度,或者说时常心血来潮、即兴发挥。比如说:过去对待著名文学博士、文坛黑马刘晓波先生、著名诗人廖亦武先生、著名学者江棋生先生;现在对待赵昕先生。他在九寨沟的重伤,究竟是锦衣卫还是黑社会造成的,始终是个谜,至今也没人没组织声明对此事负责。不过锦衣卫瓜田李下的嫌疑是免不了的。还有对待诗人师涛,一件小事,一个电子邮件就将他判了十年徒刑,显得小题大做,有失公允。我认为拘留十天半个月,不解恨的话,再砸碎他的饭碗,足以满足报复欲了;对待高智晟先生同样如此,其实只要把守边境及海关,基本万事大吉,没必要这么丝丝入扣、体贴入微,整天使用原始的刀耕火种般的手段,紧紧跟在他的身后。后来对他的那种试图搞暗杀的做法,哪儿还有执政党的气量?即使没有这个企图,至少锦衣卫以突然开车的形式,发出了错误的信号。另外,上次对待张林、郑贻春,这次对待许万平、杨天水先生,也显得反应过度。这些尝过牢狱之灾的另类人士,再将他们关进牢房,未免黔驴技穷、欺人太甚。按我们常熟人委婉的说法,就叫“臭戏多锣鼓”。其实让他们呆在牢外,泥鳅也翻不起大浪。
   
    说到这儿,我想起黄金秋先生,在这里我不替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说几句,真的有违自己的良心,老天也会说我偏心。值此新春之际,愿小黄牢里安好!安心坐牢吧,只当插队吧,今后新政府肯定像台湾新政府对待李敖那样,对你作出巨额赔偿的。
   
    当然对以上失误,锦衣卫多少做了些纠错和妥协。比如通过手机谩骂高智晟的方式,解释了那夜的情况,并放弃跟踪,让他回家安心过年;比如关了几十天的郭飞熊终于获释,尽管还有不少尾巴形影不离的跟在他的身后;对赵昕,当地政府后来出面作了赔偿。另外,也允许刘晓波与丁子霖到赵总书记家去了;杜导斌也默许他回老家过年,尽管草草而归。在我眼里,对杜导斌案的处理结果,比较体现锦衣卫的水准,他们给了众多签名者的面子,也给了自己下楼的台阶,另外,还挫了杜导斌先生的锐气。这次让其回家探亲,又将他请回应城,还送礼、请其吃酒洗澡,对他们来说也算人性化的。我觉得他们好像不是为难杜先生,而是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威和向上面交差。
   
    看了大量擒拿案例,我发现锦衣卫做案有个显著特点,就是对体制里的“叛逆者”,尤其是记者下手特别辣手。大概认为他们吃里扒外、吃家饭屙野屎的缘故,因此心底更加痛恨。比如对师涛,还有对贵州《毕节日报》记者李元龙。另外,对深圳的刘水也比较过火,以嫖娼罪名劳教,手法极其拙劣,明显是个构陷。刘水先生至今还不确认那个叫吴伟如的是线人,我也不知啥原因。
   
    随着世界民主潮流的兴起,夜郎国的前途未卜,我认为作为个体的锦衣卫,不管喽罗还是官员,都有必要为自己的前程及后路着想了。看看周围环境,形势多么险恶!银行坏帐,已破产N次,储蓄其实已化为乌有;退休社保寅吃卯粮,在吃子孙的积累;股市全流通,等于彻底卖家当;大多数国有集体企业都在逐步沦陷,转移到私人老板手里。各地的政协人代,有钱人都堂而皇之的坐在主席台上,穷人连在外面张头张脑的份都没有;土地,尤其沿海土地,都被当官的大批出租。国有资产早已瓜分得所剩无几。夜郎国的政治改革,改名换姓换旗号,给人感觉近在眼前(关于此问题,请看拙作《改名换旗号之漫话》)。
   
    可以这么认为,早晚发生的、所谓的颜色革命与另类人士无关。因为另类人士,特别是动笔头的文人,根本不想夺取烂狗屎般的政权。事实上,颜色革命是由邓小平先生发动的,他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一步步推向中国式的资本主义,直至公开欢迎有钱人入党,跟昔日的对头──资本家携手合作,一起举杯,齐心协力的将广大的民工赶往脚手架,将广大的下岗职工赶往棋牌室麻将台,还将年轻的纺织女工和山里妹子赶往夜总会歌舞厅,以及桑拿中心美容厅。
   
    我私下预测,颜色革命可能从宝塔尖开始,中央,军队,还是锦衣卫的指挥官,这吃不准。这是我从苏联、罗马尼亚变革,以及清朝出了袁世凯,而获得的经验。既然阳光底下无新鲜事物,历史就有可能重蹈覆辙。
   
    在这种形势下,人家享福泡小蜜,自己做洋葱头当穆仁智,给人家看家护院,打压另类人士,甚至动用肉刑,具有极大的清算风险。因为互联网普及,所有的动手动脚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下,都暴露在灯火明亮的舞台上。一旦纪录在案,给人掌握了姓名和警号,逃到阿根廷也没用,藏在萨达姆地洞里也没用。因为各政治党派最后开圆桌会议,会谈协商的结果,为了安抚人心,必然牺牲锦衣卫,当然是指那些动手动脚的锦衣卫。我们这儿有个现成例子,文革结束,县工人纠察队的头头都成了替罪羊,军管会主任要不是生癌,也逃脱不了清算的命运。
   
    每个锦衣卫都有孩子房产和存款,在家里都是好儿子好父亲。他们的亲人即使希望他们步步高升,但肯定不希望他们做事做绝,更不希望他们用拳头、电棍子、细麻绳、老虎凳、铁笼子来捞个一官半职。他们希望亲人依法办事、光明磊落,并且也希望他们夜晚能回到家中,而不是过年出差,连夜跟着高智晟到陕西去。
   
   江苏/陆文
   
   2006、2、1
   
   陆文说明:
    我把锦衣卫当作自己的同胞和兄弟,才说上述这番话的。我担心他们给人利用,最后成为替罪羊。就像我们这些当年的红卫兵,给人利用了,最后一脚踢到乡下当插青。
    我资料不足、感觉不深,写得比较仓促,难免有错漏,望网友指出,并希望锦衣卫给予补充和赐教,最后再打个分数,如果60分我就满足了,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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