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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怎样唱一曲乡愁的歌?

今天,怎样唱一曲乡愁的歌?

    ——再致河清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引自一位民国元老的诗

   

    朋友,我听到了你们的歌声。

   相隔万里,听到你们的歌唱、呜咽。你写道:地中海的涛声里红酒杯杯不醉,大巴山的箫音勾魂摧肝裂肺。上午,在西班牙的你坐公车去经营的小铺,同车一位山东姑娘哼起“在松花江上”,你想起刘宾雁那帮老流亡者会聚也唱“松花江”,不由自主哼起了这支歌曲。唱到“爹娘啊……欢聚一堂?”时,你说自己已经泪流满面,哽咽不成声了……

   听着你们的旋律,我放下手头的工作。是的,我们相识虽新有故情。你们被放逐天涯海角,我等囚禁神州大地,都饱受着与家园和爱的分离。“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你们的歌唱抵达我心田了。可很快地,一个念头在我心中升起。是的,我们身飘蓬转,可为什么这么悲戚?我们漂泊天涯,却包含着自我的选择。即使是“自令放为”,却与古代的屈大夫有些不同。为何一首老掉牙的歌曲使人回肠荡气,想来真有些不是滋味。

   “今天的你我能否重复昨天的故事,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不。

   无地自由的我们,轻易地进入熟悉的电影场景,“风潇潇兮易水寒”的悲壮变成哀切切的啼哭;生活在他处的当仁不让,成了背井离乡、令人同情的游子吟;为自由付出巨大代价的人,在自我感情的旋涡中失身。一声松花江,双泪落君前。我感到一种沧桑与幼稚的混合,鼻子发酸而又怪诞莫名。究竟怎么混合的,又是何时转换?我开始沉吟。啊,不不。只不过一首歌的问题,只不过偶尔的情感脆弱。世上人谁不脆弱?只要你陷入那种处境。流放在外的,容易念旧国;囚禁故土的,往往视故土为深渊。其间可有沟通的话语?都是存在中人,不同的时空自然感受有异。但是,我想有些东西无关“国界”、“时空”。大概人的自由,就是那样的东西吧?把握不好容易迷失,未免“空怜世界迫、孤负桃源心”。

   1、 荒腔走板的街头演唱

   《松花江上》不是自由人的歌。不是自由歌唱,更不是歌唱自由。

   一首著名的救亡老歌,见证着荒腔走板的街头乡愁。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稍一放松会“亡国亡种”。“救亡”为此,“解放”为此。记得二十年前的改革开放,也曾以“球籍”讨论扫清道路。多少次,他们动员,我们不安。

   有位著名歌手唱:“人人都向往天堂,为什么人们一见就回头?”

   一曲难忘《松花江》,究竟迷住了谁的眼?“邻居老人已把家里的灯燃亮,我母亲的窗户上突然发光,它们奇怪地在把我诱惑。”确实听上去很美,“说的比唱的好听”。

   可如果每个人的故乡是天堂,世间那么多罪恶该怎么讲?

   朋友,请听我说。

   《松花江》,失乐园的虚构。悲惨着流浪,呼唤着“公堂”。

   唱着催人心肝的歌曲,编织起柔情万种的紧身衣。谁曰无衣,与子同袍。跻彼公堂,万寿无疆。名为故乡谣,实为进行曲。按照《诗》的分类,说是“风”不如说是“颂”。

   当然是颂。以人所多有的故土之思组织情感,歌唱我们祖国的伟大花园。几分宣泄、几分宣扬、几分宣传?有趣的是,词曲作者张寒晖不是东北人,也不曾生活在那里。一个左翼文化人,那时多的国族知识分子。准确讲“小知”。他自出生就在“关内”流浪。心怀不遇之志,饱受生命凄凉。“谁知道角落这个地方?爱情已将它久久遗忘”。那份凄惶,我们能理解。这样的人,躬逢“九•一八”大历史,理念搅拌体验,事情就成了。个体感受过继给民族危亡,流浪也就到点了。如此这般:未曾涉足的松花江,成为真实的失乐园。肉体抵达不到的,符号却能制造出。疼痛不能还原,热情却能模拟。感觉是自私的,话语是繁衍的。性爱是自己的,快感是人民的。如此这般的:占据了正义制高点,不会营销也推广。最后出口转内销,成为全体东北人的歌。不,它属于“咱们”全体中国人。

   这,就是《在松花江上》的故事。它的来历,它的材质。看清了吗?

   可否说,它成为一种情感暴政?

   表达的不是体验而是观念。直指“四亿亿人民”而无关具体花花朵朵、坛坛罐罐的总体话语。作为总体话语,它当然不屑对具体东北蚁民的生存嘘寒问暖,只是面对“国难当头”慷慨陈词。“悲惨的时候”是转捩点,生活齐茬茬断了。可不是?抒情的后面是社会动员,美学的后面是观念强制。假如你对这样的歌不共鸣,怎么算“咱”东北人?怎么算“咱”中国人?从来“非我同类、其心必异”,国难当头应该一致对外。“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打回老家去,再吃高粱米。这是至高无上,也是唯一。

   不难看出,总体性的乡愁话语,包含了怎样的专制。打着一致对外的旗帜,彼君子依旧不素餐兮。他们以前宰制我们,现在领导我们翻身。我们昨天是良民,一夜间全部成了兵。要当亡国奴了,骊山刑徒成了光荣的八旗战士。光荣吧,战士的名称。肩负吧,民族的使命。献身吧,烈火中永生。至于说“打回老家去”后怎么办?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不难看出,合法的贸易中携带了怎样的走私品。不,它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硬道理。比如美国历史就不是。根据我的了解,南北战争中黑人“为祖国而战”,包含着以参战换取自由的性质。那是双向的契约,而中国是单向要求。在古老中国,义务如铁、权利如絮。

   也有不同,就是此一时、彼一时。比如新文化运动时的中国,听任“培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现在不行了,国家压倒一切,救亡压倒启蒙。明确讲,只有倒行逆施才能得胜利,不容发杂音。如果有杂音,比如有个东北作家叫萧红的,说什么故乡从来不是自己的:“那块土地在没有成为日本的之前,‘家’在我就等于没有了”;她还讽刺“我们呼兰河”的歌唱:不过“使老百姓听了,也觉得呼兰河是个了不起的地方,一开口说话就:‘我们呼兰河’,那在街道上捡粪蛋的孩子,手里提着粪耙子,他还说,‘我们呼兰河!’可不知道呼兰河给了他什么好处。也许那粪耙子就是呼兰河给了他的。……”此等不以故乡为荣的言论,不说是汉奸言论,起码动摇军心。不难看出,生长关内的张寒晖代表了“东北人”,来自呼兰河畔的萧红们就该死。“生活在别处”是她的罪名。

   不,不是该死。伟大的民族复兴需要献祭。

    作为颂,可否说《松花江》认家不认人?

   以“江”为主题,江上人不是重心。虽然提到“同胞、爹娘”,基本上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森林煤矿”、“大豆高粱”、“无尽的宝藏”也。英国人罗斯金有言:少女可以吟唱她失去的爱情,守财奴不能歌唱他失去的钱财。从《松花江》叙事的“王顾左右而言它”,不难领会:“我的家”其实无足轻重。甚至让歌唱者信心不足。

   你唱,“松花江”是好地方。你也唱,每个地方都有好地方。但是唱歌能够抵挡饥饿吗?那些“大豆高粱”能够无障碍地进入你的口吗?未必。他们说你俗,光想“唱外”的事。他们只让你唱,把歌唱好甭管别的。可你忍不住就要想。生而为人,要吃饭是改不了的缺点。“我们的祖国是花园”,不等于我的肚子能管饱。生活没法不具体。就说那篇《桃花源记》,它的迷人在哪里?可能在天真无邪的孩提看,在于“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景致(其实好景致并不难找);而在有一定生活阅历的成人看,根本上在于避开秦乱后、“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怡然自乐”。世间或者世外,有个处所摆脱了“任是深山最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的人间宿命,岂不好得让人眼红、但也难以让人置信?是的。所以,如果你能始终“勒紧裤腰带”,我说“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是好的。否则,不如睁开眼。君不见五八、五九、六零那几年,山河风景元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稻花香里、饿殍遍地,“无尽的宝藏”跟你有何相干?哦,别再唱了。“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那是天上的事。此曲也只应天上有。用萧红的原话:“这是大自然的威风,与小民们无关”。

   总之,无真爱的人重物,不美的人炫耀头发,享受不到人生快乐的标榜“高贵的痛苦”。这是我深深的偏见。“全家都在风声里”,无妨“一星如月看多时”。那又如何?

   “胜利就在前头,家园则深锁在洼地里。”易卜生如是说。

   说到“我的家”,那就多说几句。

   《松花江》不管怎么看,都指向深锁的洼地。不妨把它跟许多类似的歌曲,如“我家就在岸上住”、“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我家住在黄土高坡”等,放在一起整体打量,有什么发现?基本都是“我们那里”的歌,而不在意在那里过得怎样。是合群的自大,也是万人丛中一身藏,有什么真正“我家”?多少年来,我们只有这样的歌唱。表面上慷慨激昂,内底里虚弱不堪。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总算有点新气象。比如一首题为《九月九的酒》借助酒精壮胆,吞吞吐吐唱出:“家乡才有自由、才有九月九”。分明是白日见鬼,也说明光“我们那地方”如何美不够了。有时,撒谎比只字不提说明问题。好歹说明不能回避。就像苏联时期一首《祖国进行曲》公然撒谎:“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总比我们这边根本不涉及“自由呼吸”高出一筹。出息到那一步,我们晚了四十年。

   有趣的是三人成虎,谎言也能沁人心脾。如同何光沪先生围绕“进行曲”做的深入反思:平生自以为最厌恶谎言,可发现自己要为谎言迷醉。比如说一方面,为“古拉格”所揭示的苏联历史真相而寒彻肺腑;可另一方面,仍然为《祖国进行曲》的旋律、歌词而热血沸腾。无意中哼唱也就罢了,可在美国,在那普通苏联人“没有见过”的地方,也要忍不住跟同龄的中国人一起引吭。怎么会如此?谎言是怎样迷人的?结论:“一代人的精神生活,竟可以被少数人所控制;亿万人的精神状态,竟可以被某种人造环境所养成,这难道不令人感叹,难道不值得反思吗?”(《谎言是怎样迷人的——从〈祖国进行曲〉谈起》)

   确实值得反思。包括《松花江》的引吭。你看那三段论式的叙事:我家环境→“九•一八”及其颠沛流离→呼告,配上逐渐下行、哭诉性的音调(作者坦陈:“我把北方娘们在坟上哭丈夫、哭儿子的那种哭声变成《松花江上》的曲调了”),情感表现未免夸张了些。那副“痛不欲生”的样子,让人想到某些街头表演。难怪它能大面积传染开来。在不健康的精神土壤上,煽情、滥情、矫情比真情更有市场。古语说“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可在中国语境,最是无情才动人。在中国社会,自古称道“诸葛亮吊孝”式的表演。无论政治家还是普通民众。据说有一种坟头上“代哭”的职业人,他们比真正的孝子哭得投入、哭得受欢迎。“假币驱逐良币”。说远点,根据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法西斯主义产生的群体心理中,有一条是感性煽动。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实施情感煽动、社会动员,多少人因此而迷乱失身。据说那时,“母亲”、“土地”、“血”、“德意志之魂”等话语充斥德国舆论,甚至到有人“一提起德意志母亲我的眼里就充满泪水”的地步。能够那样的人,对他们认为的“德意志敌人”毫不留情,有什么奇怪的?更不用说对施暴者而言,眼泪成为必需品——“施暴之时,每一个人都要对良心进行深度麻醉。每一个人都要设法使自己相信∶他现在已悲痛欲绝,施暴不过是难以抑制的正义的冲动。”(郑义)想来也是:不是义愤填膺,如何大打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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