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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读“王小波”

   不读“王小波”,并非对他这人有什么成见,而是受不了“王小波热”。

   “受不了”,有两项原因:

   其一、大张旗鼓表彰英烈,一哄而上,人人表态。连平素一些自诩最看重“思想独立”的学者,也忙不迭地投身于“王小波”大合唱。简直就是,一个王小波倒下去,千万个“王小波”站起来。这究竟怎么回事?

   股市需要“题材”,销售须有“热点”。精神生活并不完全例外。陈寅恪先生有“予流”、“未入流”的概念,书界“热点”往往与学术上“予流”有关。尽管如此,钱钟书先生说得极是:“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君子之学,贵辟风气,而不贵趋风气,”清人章学诚的话也可以挪用这里:“天下事凡风气所趋,虽善必有其弊”!

   这几年人们认识到“自由之意志、独立之精神”的重要。加上从前盲从盲信的反弹,使我形成一个私见:一切“热点”,都不妨视作“独立立场”的试金石。基于此,我对愈燃愈炽的“王小波热”表示怀疑:中国知识者为什么至今那么喜欢跟风,无怨无悔?!有人说,“王小波是一个边缘性的思想家”;可我们看到的“王小波热”一点儿也不边缘。究其原因,“边缘”之成为时尚,则“边缘”也就变为“中心”。经过一番操作性转换,则“边缘”适成“终南捷径”。仅此,足见真正“独立立场”的困难及少见。“王小波热”的可怕也在这里。

   其二、王小波死而“王家店”生意红火,“王小波”不再“纯正”。

   评论任何著作、人物,都难免盖上评论者主观印戳,“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但我想,总要有一定界限、分寸。对于刚刚撒手人寰、不再开口说话的死者,更应有最起码的人格尊重。要不,死者固然不得清静,活人更要受尽折磨。不幸的是,“王小波热”中的“王小波”非但得不到安息,反被推攘着重新披挂上阵!

   这些年很活跃的王蒙先生,对“王小波”抒发了相见恨晚的感受。《读书》今年第1期上《难得明白》一文不啻是“王”与“蒙”的深情对话。┅┅如果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那么,王蒙从“王小波”身上看见了王蒙先生自己。于是邀约入伙,“桃园三结义”:王小波、王朔,加上王蒙本人,一个“王”字不分家,真真三驾马车、三王一体。“王旗”所指,自然是那些“文学界的糊涂人”(“发牢骚,说社会对人文知识分子态度不对,知识分子自己态度也不正,还有就是文化这种门庭决不容痞子插足”)┅┅不知别人观感如何,反正我觉得,王蒙表面上谈王小波,实际是借“王小波”之“弓”,回报几年前“人文精神讨论”的一箭之仇。

   无独有偶,《方法》今年第5期有一篇主题《从圣贤到凡人:中国人文精神的蜕变》、副题“陈寅恪与王小波之比较”的文章(作者:鹏令),同样借抬高“王小波”贬低“人文精神讨论”。该文宣布:“陈寅恪”代表“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王小波”则代表“凡人时代的人文精神”; “陈基本是属于┅┅过去”,“而王则属于现在”。凡人时代的知识分子虽也“对现实进行批判”,但以不“犯禁”也不怂恿别人“犯禁”为前提。我以为,所谓“陈寅恪”、“王小波”云云,无非重复过去“宋、明儒”与“清儒”人格类型的区别。章太炎指出:“宋明儒者多耿介,清儒多权谲。”刘师培提出:“清代之学,迥与明殊。明儒之学,用于应世,清儒之学,用于保身。明儒直而愚,清儒智而谲。明儒尊而乔,清儒弃而湿。”──陈寅恪,我们知道他是“新宋学”的倡导者;至于“王小波”,我不好说;如就人们为他描绘的肖像而言,我以为属于典型的“清儒”。

   我们处于“后清学时代”。 处于这一时代的我们,看惯了陈寅恪、胡风、顾准那帮“想凭奇骨在这一代求得贯彻”的“糊涂人”,怎样“不自量力”而 “飞蛾扑火”。相形之下,“王小波”则显得平易可亲。作为良民,我不能不认可“王小波”的机智,却不想过于赞美。基于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一点粗浅认识,我更不敢轻易抹煞别人“犯禁”的成就。我们不能饮水忘源。何况,据说现在是多元社会。既是多元,则“凡人”、“英雄”,也如萝卜、青菜。你当农夫好了,犯不着诋毁海员;更不用说对“海员”做毁尸灭迹的处理! “赤县神州”的“王小波热”如火如荼,人们在“王小波”的坟头纵情歌舞。说句“不敬”的话:“死”是“王小波热”出现、延伸的必要条件(非充要条件):真爱者固然要设酒悼祭;商人没法不让他利用;更重要的是,素不相干的人因此可以蜂拥而上,“谬托知音”。“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这些人无忌地唱着自己的歌,与作家王小波有多少关系?而王小波确实受到“连累”。

   当然,一味“不读”也不智。书市毕竟不是股市。在股市,凡所有人“看好后市”,不可进入。而书市,凡所有人吹捧某书,不妨去读。那么,何时读?等“王小波热”曲终人散,歌唱家转战坟头,我再消消停停、自由地读去!

    199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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