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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之旅:在别处的田园

   
   
   
   有时,觉得康正果像当代的刘晨、阮肇。这位平生不爱作豪语、自诩“秃笔年年写艳情”的须眉,虽至今出了《重审风月鉴》、《风骚与艳情》、《身体和情欲》几本书,象他曾发狠的那样“把色情做出个样子”,在国内大学其实很不得志。一旦可遇而不可求地被聘到耶鲁,从此过上了安乐日子。不是桃源“避秦乱”,也够让许多人艳羡的了。
   《生命的嫁接》讲述他在别处看到的风景。为何不是“故事”呢?实在说太平安乐没有多少特别的事。古代不是有“仙家日月长”、“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话吗?亲身栖息在人间的画境,可以理解老康是何等欣然、适意。看“牡丹天堂”这样的标题,以及讲述耶鲁的文章引用的汉乐府:“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个中透露的信息是显然的。当然,人在天涯难免孤寂,神仙日子过腻了也会“思凡”。冬去春来,老之将至,望洋兴叹,头脑空空。绿意疯长的地方,浓绿看得人眼困。不是谁特别“犯贱”,根据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原理,我想大概所有人都这德行。何况,文化乡愁和肠胃思念会提醒你,还有那没来由的书生无地效孤忠的寂寥。《山情海梦》云:我圆了远方的梦,然后我感到无聊,因为这使我走到了无梦可做的地步。无梦可做是凄凉,也未必英雄无觅对手。那就看《死睡》,他说每天从荒芜的睡眠中醒来,都惊惧地感到生命走向衰颓。当然我们可以退一步想,无梦也是高枕无忧的结果。在“文革”中,作者因“思想反动”有过几年牢狱之灾,以后多少年都在反复做“二进宫”的噩梦。“只是在我走出国门之后,这个不知困扰了我多少次的噩梦才齐茬断掉,再也没有在大洋另一边的睡眠中出现。确实,我宁可一年到头夜夜都是死睡,只要不再撞上那个可咒的噩梦。”《罗家庄》则写:“日子过得单调也罢,没有上级管你闲事的安宁日子毕竟是最大的幸福啊。”看来,他的乡愁并非无药可医。远方的现实,是治愈思家者柔肠最好的灵丹妙药。

   回不去亦不愿回去,不等于要跟旧我齐茬切断。有切得断的,有不该切断的。前者,作者称为生命的“截肢”,后者命名为“嫁接”,划分的标准是母语之根是否断掉。作为美国大学的中文教师,老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说借助母语,自己不但克服了昆德拉式的生命截肢感,而且觉得眼下的生活有一种把国内的某种场景切割下来空运到北美的感觉。中国不只在中国大陆或港台,中国也分布在世界各地。《华人华文发光华》作了更多的透视和展望。根据我有限的了解,我知道这不是某种个人现象,也不是暂时现象,值得长久关注。
   当然我想生活在别处的人,如能“同时走在天涯何处无芳草的语言地图上”当然很好,不能得兼也没什么。滔滔者天下皆是,没有什么比减轻世间苦难更要紧。对于成千上万的普通个体来说,他们之所以背井离乡,大概很少是为寻找意义,而是寻找更适合自己生存的土地,动机是生理—心理的,而非社会—文化的。幸福的体验、适意的感觉对于他们属于肉身而非语言、逻辑等。这就是自由与意义的不同,前者象雪里送炭而后者是锦上添花。自由女神像前的铭文:“你们古国的珍宝你们自己留着吧/我乞求你们送来的/只不过是些贫苦衰弱/无依落难的人罢了。”——“古国的珍宝”,未必不包括让我们自豪的母语。可能是我的偏见,大多数人承担不了“文化使者”的重任。但他们也有权利要求过好日子,如果神仙皇帝靠不住他们想自谋生路。梦已经醒来,心不会害怕,为什么不挑明了说?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动不动引用诗人荷尔德林的话,“人,诗意地栖居于大地”。话倒是充满诗情画意,也不乏高头讲章堂而皇之的阐释,就是跟普通的民生了不相关。常识是,没有自由迁徙的权利,所谓“诗意的栖居”可能不是那么回事。别的不说,想必再冷血的狱吏也不会反对人犯在大墙内诗意栖居。予岂好辩哉,实在是许多“公理”不讲道理。再如许多人说中国人安土重迁,我看未必真的那样。没错,孔子倡导过“父母在、不远游”,可正是他潇洒周游列国,远游无处不销魂。没错,中国经典不比西方文化强调开拓,像《圣经》中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亚伯拉罕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但他马上就收拾动身。跟他们相比,我们可不愿“盲动”。几千年来众多的皇帝、大臣也苦口婆心地编户齐民,要我们“安居乐业”。说穿了,要农奴“安居乐业”不过是“安分守己”的别名。至今,我们有户口的禁堵和各式“爱国主义”的劝诱(比如“祁连山你背不走”的谵妄,和“家乡才有自由、才有九月九”的扯淡)。但是,没有理由说中国人都有受虐心理。确实有轻信的中学生,大多数崇尚实用理性的中国人未必把它们当真。“誓将去汝,逝彼乐土”,是《诗经》时代的人就有的觉悟。更不用说,老百姓中确实有“人挪活、树挪死”,“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等认识。相对于“安土重迁”的无根之论,我以为本书中《神圣的避难》、《墓园心祭》的分析平实而有力。《神圣的避难》提出:为什么中国的民气如此孱弱,为什么几乎听不到不同的声音?答案是中国人太没有依恃了。在中国,因为没有上帝、恺撒各行其道的神圣传统作后盾,个人、团体就不能有恃无恐地挑战王权、官府等俗世权威。我们的宗教不是教人正视、解决问题,而是教人逃避问题。“佛教把苦难说成是这个世界的本体性的东西,道教教人如何成仙,在我们的文化中根本缺乏到另一个真实的空间去寻求庇护的动力。因此反抗总是以造反的形式在这个没有窗户的铁屋中恶性地循环,自由的新大陆都要具有避难意识的基督徒捷足先登了。”不知别人怎么看,我对老康这段议论很认同。它是一个浸润中国文化既久且深者的切中肯綦之谈。
   故土未必深厚,他乡未必贫瘠。投胎只有一次,我们该有多次选择。所谓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这就是移居在真实的“别处的田园”与遇仙传说中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游手好闲、长生不老的天台仙山不同的地方。前不久学到一篇英语文章,有句话我很喜欢:“If you’re not ready to work when you get to New York,you’d better hit the road.”社会进步肯定迁徙自由,但无论到哪里,无论作为自由的公民抑或萨特所说的存在中的人,我们都要面临许多问题,或者说人只要活着就要努力。对于健全的公民来说,自由意味着责任重重。《生命的嫁接》中,许多篇什深入地触及这方面的问题。如《步行》,由对步行器、健身房说不,连带对所谓“城市的自由”重新打量。再如《演示熬磨》,写一位来到自由世界的行为艺术家如何感到不适意,不惜“豁出去”变生活的无戏为艺术的有戏。作者把那位艺术家当成跟自己一样的常人,不过也对他的艺术行为及其价值表现出高度理解和辩护。阅读之旅是惊心动魄的。我并不完全认同作者对行为艺术家谢德庆的惺惺相惜,至少,后者身上那么一种横绝众流、不惜自毁肉体生命的狠毒劲,是我所认识的老康未必具有的。虽说老康自有他的痴处、犟处。我想说的是,据我跟国内一些行为艺术家的来往,我觉得别处土地上的谢德庆是个奇人,真正的出奇而不是哗众取宠。古人说“痴人乃欲镂虚空”,难道你不觉得,我们这边太多的人缺少那股子痴劲?都说中国人工具理性发达人文关怀薄弱,应该说跟文化土壤有关。红花还须绿叶,沙漠上能长什么乔木?如果说只有青山在才有绿水流,那么要改善环境生态必先重建精神生态。几年前我写过一篇《重建精神生态》的长文,专门讨论此问题。值得高兴的是,本书中有一组文章与我“志同道合”:《好鸟枝头亦朋友》、《护生与护心》、《荒野之美》、《鹿梦》等。两千年前,孔子感叹“凤鸟不至”,到今天,中国的生态和心态的双重危机岂是一个“深重”了得。环境的保护可以通过立法来实行,要清除精神上的毒素却太难。作者无疑是清醒的,他讥讽城市里那些伪爱鸟者实施“逮捕性的豢养”,进而对丰子恺先生“护生实在是为人生、不是为动植物”的话提出异议。“从生命的本体来说,物与我、主体与环境本是互相依存的,因而护生与护心、生态与心态乃是一体不二的关系。”我赞同他的立论,却仍坚持自己“环保以人为本”的立场。“东岸柳荫少,杨柳更须栽”。那不同,就像大洋此岸与彼岸迥然异趣的风景,此处无须细说。
   说了上述话,读者不难感到本书表现出过于分明的“孤舟一系故园情”。我觉得老康也像他所提到的僧肇《物不迁论》中那位白头还乡的出家人,对他的邻人说“吾犹昔人,非昔人也”。“往昔的营养难以喂养我们当前的生活,移居和流年已暗中改变了人的口味”(《休说胪鱼堪脍》)不说别的,就说作者最看重的“母语”吧,我觉得母语的根系上也潜滋暗长了若干别的枝叶。试举一例:本书行文中许多次让人感到突兀地出现主词“我”,按照这边汉语习惯,它们不是该承前省就是蒙后省,本书中该省而没省的地方有多处。我猜测,它们大概是受了英语表达习惯的影响,可能作者自己都没有察觉到?不好说是好事还是坏事。总的来说老康还是“昔人”,因为是嫁接而非截肢,因为他得天独厚的工作、生活环境(在另外一处,他说自己生活的美国校园及其郊外居住区,有不少类似传统中国的地方,“恍惚中走过与古为邻的蹊径,对比起故国今日红尘万丈的都市,这异域的草木烟云反而有助于我加深对古人及古籍的体认”),更因为他在扎根、生长中体味到了田园生命的共性:“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罗家庄》写到:“天下的农家大抵都共享了喜爱自己的庄稼和牲畜的淳风。”我相信这就是许多人能在别处的田园自在适意的原因。仍然借用刘晨、阮肇入天台山的故事,天天食胡麻饭,人就变成地仙了。
   “何用别寻方外去,人间亦自有丹丘。”
   
   (《生命的嫁接》,康正果,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12月版,2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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