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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之旅:讲“道德”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谈道德?”有人会皱眉头:这不是“狗拿耗子”吗?年轻学者樊纲正以此为题,撰文主张经济学就其学科、职业而言是“道德中性”的,“经济学家是‘不讲道德’的”;一定要讲,当属“不务正业”。
   我相信这里的“不务正业”没有太多贬义。樊纲的立论有其苦心,那就是谋求经济学自身更充分地发展。即便如此,把经济学家讲求道德的言论排斥在“正业”之外,理由并不充分。从事实来说,国外的经济学大家,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恩格斯,再到康芒斯、布坎南、福格尔等人,大多热衷讨论道德问题。国内亦然。四川文艺出版社不久前出的一套“当代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随笔集”很有代表性。且看这组题目:《谈谈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问题》(汪丁丁),《伦理观的演进与经济发展》、《市场需要道德的支持》(茅于轼),《为什么市场经济还要讲道德?》、《高尚的帕累托佳境──谈谈经济学理想和道德理想的一致性》(盛洪),《经济学与道德行为》(张宇燕),《从拾金不昧的冷落看道德基础的重建》(张曙光)┅┅面对这些,我们不能不为经济学家的“忧愤深广”而暗暗惊讶。

   这几年,有一种较普遍的误解,以为“利”与“义”、市场与道德是对立的,“恶是社会发展的杠杆”,搞市场经济了还讲什么道德?针对这种情况,按说是专职“言利”的经济学家对于“言义”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着实耐人寻味。──是经济学家精力过于旺盛,还是道德与经济学确实有着难以拆解的缘分?
   “我觉得道德与效率的关系是人类、尤其是经济学家面临的一个重大且无法回避的问题。”张宇燕直截了当地说,“在我看来,道德与效率似乎更像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茅于轼明确提出,道德与市场并不互相排斥,而是相辅相成。市场经济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我们一贯崇尚的那些道德理想,诸如“平等”、“自由”、“合作”、“守信”、“正义”、“利他主义”等等,不仅长远看蕴涵着巨大的社会经济财富,而且其中一些东西本身是市场经济能够存在的前提!就说“平等”:“环顾当今世界各国,凡是人与人地位平等的社会才会产生并维持市场制度。相反,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虽然也有交换的发生,然而却维持不了市场制度”。──“要实行市场经济吗,请先保护人权和产权。”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在一个社会中,人们之所以崇尚道德并非它们被称作“道德”,而是因为它能给人们带来好处。经济学家大多站在功利主义立场,主张“用经济分析给道德以标准和基础”,易言之“对伦理标准进行效率‘再判断’”。举个例:为什么说帮助穷人是美德?茅于轼回答:帮助穷人不仅是人类同情心的需要,也是“客观存在的经济原因”所使然。根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提高穷人的生产能力能够提高富人所拥有的物质资本的生产能力,因而对富人同样有利。┅┅为此,传统的道德观在市场经济时代要作重大的调整。
   ──这是否“经济学帝国主义”?说实在的,那种以为经济学可以独霸天下的“狂想”不能让我们这些经济学“圈”外人愉快。庆幸的是,大多数经济学家能够“走出经济学”,讨论问题时表现出弥足珍贵的宽宏眼光和人文情怀:
   在对市场的看法上,经济学家清醒地认为市场并非万能。“围绕市场规则建立起来的精神世界,并不适合于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人们有理由期待一个利益与道德互相补充的更健全的社会的出现;
   在对学科的看法上,经济学家承认经济学理论并不能解释一切。尽管经济学一直在仿效实证科学,并在形式化上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仍旧“不能不说,经济学在其基础上就是不完美的”,就连“效率”一词也不具备绝对的意义。盛洪先生甚至提出,“经济学的真正魅力并不在于它是一门科学,而在于它不是科学”;“在最高境界中,经济学不是一堆结论,不是一组数学公式,也不是一种逻辑,甚至不是一种分析方法,而是一种信仰,一种文化,一种精神”。
   我想,“经济学的人文精神”不一定也无须是所有经济学家普遍接受的命题,不过它确实表现了大多数经济学家高屋建瓴的眼界和胸怀,透露出激励他们孜孜不倦探求经济学理想的道德力量。或许,我们可以对前述“狗拿耗子”的类比作点纠正,那就是:狗与猫不相干,而经济学家既是专家更是公民。作为专家,他们比普通人更有能力更有责任对经济、社会制度作出诊断;作为公民,他们同样有权就各种现象包括道德现象发表自己的看法。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谈论道德都不是“不务正业”;恰恰相反,“莫谈”或不谈反倒是一种真正的失职!基于此种认识,当世纪末虚无思潮盛行、向天理良心“说不”成时尚,就连许多人文知识分子都纷纷卸下武装、阿世媚俗的今天,倾听一下经济学家的声音是令人激动的:
   “世界上确实存在着一种被称作道德的东西,它高于经济学。”
   ──199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福格尔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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