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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虎乃有风”──读“学者追忆丛书”:《追忆蔡元培》

   蔡元培先生容易给人“好好先生”的印象。主政北大时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且不必说;──如果说“宰相肚里能撑船”,那蔡校长肚里大概能驶飞艇。就说他平素接人待物吧:谦让和蔼,温良恭俭,以至无论老中青还是左中右,“别人尽管可以有长短处,但是对于蔡先生大家一致,再没有什么可说的”(林玉堂)。可能因为这些,他在赢得普遍爱戴的同时,也博得了“好好先生”的封号。他对此好象无所谓;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五院,他谢绝监察院院长之职:“我是好好先生,怎么可以做监察事情?”

   不过,若以为他真是那种不讲原则的“滥好人”,那可就一点儿也不了解蔡元培。一个滥好人怎会不畏“砍头”,与孙中山先生同倡革命、与满清政府肉搏争斗呢?事实最有说服力。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所出“学者追忆丛书”《追忆蔡元培》一书(陈平原、郑勇编)披露了许多有趣的故实,使我们对蔡氏“量大如海,百川归之而不觉其盈”的“另一面”有所认识。想一想蔡先生在“五四”中的表现:“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这则著名的启事表现得何等壮怀激烈、奇气逼人!五四后期,蔡元培鉴于“读书不忘救国”引发的某种偏颇,重新号召“救国不忘读书”,然而北大校园还是发生了一起“讲义风潮”,令人不快。有次,一群学生涌进红楼,要求校方免收讲义费,并要找主张这条“可恶”规定的人算帐。蔡氏告诉他们,自己单独负责。争辩过久,怒不可遏。“你们这班懦夫!”他挥举双拳,怒目喊道:“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学生们在他面前围成半圆。蔡先生向他们逼近几步,他们就退后几步,始终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这位平常驯如绵羊、静如处子的学者,忽然之间变为正义之狮了。”

   如此侠风高扬、怒发冲冠,怎么可能是“好好先生”所为呢?《追忆蔡元培》书中,许多人不约而同回忆起这件事。蒋梦麟评论道:“先生日常性情温和,如冬日之可爱,无疾言厉色。┅┅但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发言作文,不肯苟同。故先生之中庸,是白刃可蹈之中庸,而非无举刺之中庸。”冯友兰则如是评点:“┅┅用近来有些人所提倡的行为标准说,这可以说是‘敢怒’。”──该喜就喜,该怒就怒,该恨就恨。

   兴许有人会说,一个大学校长向自己学生发怒算什么本事?确实不算“本事”。不过,谁也不能否认,蔡元培有自己的教育原则。他的发怒,无非是对学生末流不愿“捧杀”、迁就。没有谁比蔡元培更爱护学生。何况他在更多时候,也在义无返顾地向众多明明“强大”于己者频频“挥拳”;那些时候,他简直就是一名激进派“斗士”:

   蔡元培治下的北大,“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谑 。”这是谁都知道的。然而许多人不知道,也存在着“例外”。新校长到任伊始,就以“砥砺德行”、“束身自爱”等相号召;然而有两名英国教授依旧我行我素,带领学生逛八大胡同。聘约期满时,蔡元培不再续聘。那时外籍教授多由公使馆介绍而来。英国驻北京公使找蔡求情,遭拒绝。那位公使扬言:“我看你蔡鹤卿还能做几天校长?!”外籍教授告到法庭,最后校方胜诉;五四前后,北洋军阀及其御用文人指责新士风为“洪水猛兽”。蔡氏发表《洪水与猛兽》一文,勇敢宣称:今日之士风,可以算是洪水;而今日之军阀,正是猛兽,非用洪水淹此猛兽不可。“这话在当年是何等勇敢,何等切实!”──二十多年后,傅斯年先生回顾旧事,犹自感慨不已;

   1923年春,因当时北京政府成立金佛郎借款案,且滥捕当时财政总长罗文干下狱,蔡氏“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发表《关于不合作的宣言》,辞职南下,从此遂未北返;──“这种慷慨激昂的态度,在吾国的政治家中真是少见”;

   1930年秋,国民党某省政府改组。一位北大同学请蔡元培向蒋介石推荐他,并托老同学联名致电蔡先生促成。蔡元培的回电只有一句话:“我不长朕即国家者之焰。”

   三十年代的上海,左翼文化界人士屡遭逮捕暗杀。左翼文化人显然不是蔡先生的“朋辈”;可寓居上海的蔡元培不能不基于人道立场,同宋庆龄、鲁迅等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抗击当时的白色恐怖,“怒向刀丛觅小诗”┅┅

   用不着举更多例子,可知蔡元培先生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一丝不苟,毫不含糊,恰与他平日处人接物的宽容随和形成对照。宽容随和只是蔡元培的一个方面,属于“私德”范畴;而“在公义一方面,蔡先生却是特立不屈、勇往直前、丝毫不退、莫不假借的斗士”(任鸿隽)。难怪,深知蔡先生的人说他“软中带硬,外圆内方”(林语堂),“骨子里却洋溢着刚劲不挠的气概”(曹建),乃是“当代最有风骨”的“大丈夫”(陈西滢)。

   同一个人,既是“好好先生”,又是“斗士”,这是否过于矛盾?换句话说,“兼容”与“不容”是否真的水火不容?这实在是一个大问题。我以为,“兼容”与“不容”在逻辑平面上当然显得“你死我活”、“不共戴天”,可在不同的层面和领域,它们未尝不能“和平共处”。再说,宽容也并非不要是非,自由绝非摒斥一切原则。究其实,“自由”、“宽容”如同所有的理念、价值一样,有着自己的边际和界限。──提倡宽容,自然难以宽容“不宽容”;主张自由,就不能逃避同践踏自由者做斗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半个世纪前胡适先生明确无误地认定,“自由主义为了尊重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来的暴力专制政治”(《自由主义》);否则,自由、宽容这类价值、理念也就无从保障。推而广之,孔子批评“乡愿”,顾炎武强调“行己有耻”,我想应是出于类似的考虑。行己有耻,意味着认清边际,有所不为。忽视、无视这种界限,看似自由的膨胀和弥漫,实为自由的泡沫。在那种情境中,自由等于失重,彻底变成“透底”,一点儿也不美妙。

   蔡元培先生确实是个少有的好人,可并不“滥”,并不“乡愿”。1922年,以蔡先生和胡适领衔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宣言明确指出“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话说得很清楚。《追忆蔡元培》一书中不乏能够洞见蔡先生伟大人格与精神的篇什。我以为其中蒋梦麟、黄炎培两先生有代表性。蒋梦麟不愧为蔡校长的忠实接力者,他的《试为蔡先生写一笔简照》提出:“先生做人之道,出于孔孟之教,一本于忠恕两字。知忠,不与世苟同;知恕,能容人而养成宽宏大度。”曾经追随蔡氏左右的黄炎培则以“有所不为,无所不容”八字概括乃师:“盖有所不为,吾师之律己也;无所不容者,吾师之教人也。有所不为,其正也;无所不容,其大也。”──真真如此!蔡元培的了不起,既在一“恕”字,更在一“忠”字;既在其博大,更在其狷洁。二者缺一,就不是蔡元培。不妨这样讲,对于蔡氏而言,忠、恕名为二而实为一:大度能容固然由于其自由主义精神、原则,主张“不合作”乃是基于同样的“背景”。自由精神,这是蔡元培当年能够从腐朽中救活北大的根本原因,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北京大学最可自豪的百年传统。

   或许,惟“能容”者“敢怒”,也惟“敢怒”者“能容”?┄┄不管怎样说,“好好先生”蔡元培既迥异于历史上那些“世间美恶俱容纳,始知佛法浩漫漫”的“长乐老”、混混子,也显然不同于时下众多以“自由”、“宽容”相标榜而与时俯仰、随波沉浮的“后现代”新人,则可以肯定。朱晦庵有句话:“是真虎乃有风”,一点都不错。

   

   (《追忆蔡元培》,陈平原、郑勇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19.90元)

   

   1998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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