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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之旅:余英时揭发郭沫若攘窃案

   
   
    近年所出的余英时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一书(上海远东出版社),收有一篇长达万言的文章《〈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披露了一起鲜为人知的学术公案:郭沫若《十批判书》大量抄袭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铁证如山。
    《先秦诸子系年》出版于三十年代中期,它不仅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渊源与生卒年代有了全盘交代,同时发掘出史家公认难治的战国史的许多真相,堪称“为诸子学与战国史开一新纪元”。据杨树达日记载,陈寅恪先生曾私下对他讲,“钱宾四《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
    《十批判书》是四十年代一部名著,意在用唯物史观说明先秦诸子思想与社会变动的关系。作者对于这部书很自负,在书的“后记”中自鸣得意地写道:“秦汉以前的材料,差不多被我彻底剿翻了,考古学上的,文献学上的,文字学,音韵学,因明学,就我所能涉猎的范围内我都作了尽我可能的准备和耕耘。”随着著者的走红,此书确也博得了不少掌声和吹捧。

   郭、钱二著在考查对象、研究方法上无疑比较接近。虽然郭书晚出,如果是偶有“英雄所见略同”,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正常引证在学术上也是允许的。但不幸的是,情况比这糟糕。五十年代,钱穆先生的弟子余英时在把《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一篇篇仔细对勘后,得出结论:“《十批判书》中至少有五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是基本上根据《系年》的论旨和资料而立论的。其他各篇虽然没有这样严重,但抄袭的痕迹却也处处可见。上举抄袭,不仅是资料的,而且还是见解的;不仅是部分的偶然的,而且还是全面的、根本的”。有的地方并且抄袭得匆促而粗疏,如把《太平寰宇记》抄成《太平御览》。
   人们会问:《十批判书》的作者事先是否读过《系年》?是否属于学术上正当的引证?余英时告诉我们,非也。从书的“后记”提供的情况推断,《十批判书》的撰写在郭氏看了《系年》之后。郭还明明白白地对《系年》表示不屑。这么说,大概郭沫若自己也不肯承认他在引证。有趣的是,《十批判书》赞扬、引证、或驳斥的当代学者不止钱穆一人,对其他人(章太炎、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郭氏一般都直接间接地点出他们的名字。惟独对于钱穆,若非“后记”弄巧成拙,《十批判书》的正文连一个字也没有字提到:“抄袭时固然不提,就是反驳时也故意隐去他名字”。余英时对此解释道:“这正是作者有意攘取《系年》的研究成果为己有的证据。他在后记中特别就公孙尼子的问题对《系年》故示不屑,这更是他有意掩饰此窃案的证据。”
   附带一提,余英时先生这篇洋洋洒洒的《互校记》最早发表于五十年代香港刊物,大陆普通读者无缘得睹。于是,将近四十年后,余氏把它收入自己纪念已故先师的文集,并为之写了两篇跋语,再次声明:“《十批判书》作者的攘窃,铁案如山,我一点也没有冤枉他。而且这一重公案至今仍不甚为世所知,让它再留传一次还是有意义的。”由此引出的教训,当然是王国维语重心长的一句话:
   “当知学问之事,无往而不当用其忠实也。”
   
    199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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