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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殇


   

   “昔年移柳,依依江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庾信《枯树赋》
   一
   一晃间,十三年过去了。
   我从一个充满梦想的青年,变成一个步履沉重的中年人。
   造化弄人,岁月抓不住。我想,或许该写点什么了。
   关于1989,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个人记忆。对我来讲,意味着青春的逝去、理想的沦落、以及道德的斫伤。那年发生的事情,构成我命运和精神的转折,好像小荷甫出而泰山盖顶。
   此前,我是自觉幸福的。青春是愚騃少年的乐园,何况我辈晚熟的人。本科毕业时,与同学齐唱“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预约着国家和个人的前程似景。当中学老师时,率领班上学生朗诵“所有的、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是怎样的热情、怎样的盲目。自以为是这个国家当然的主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任是怎样凋敝的现实都付之视而不见;即便缺衣少穿,秧歌总还扭得起来;对社会再有不满、发牢骚,后来看怎么都有精神撒娇的成分。恬然自在多少年,何曾领略人世的严冬?那年晴天霹雳六月飞雪,我的青春迷梦醒了。“万千风雨逼人来,世事都成劫里灰。秋老干戈人老病,中天皓月几时回?”
   公理不敌强权。同学们,我们回去吧。
   二
   但对于我,事情才开始。
   1989年7月16日,下午四点多,我在校保卫处被成都市公安局二处的人“收审”。随后送到西北桥附近成都木综厂一间不起眼的平房。房子分内外两进,外面住着5个“经警”,里边的我像铁笼中的猩猩。为什么抓我?起初不明白。“级别”那么高,更是受宠若惊。不错,学潮我是积极参加了。就像百川汇流大海,我卷入学潮没什么奇怪。但要说我卷入有多深、做了多少事情,总觉得说不上。自以为跟多数同学差不多,顶多中等偏上吧。记得有次组织人上街演讲,临行见一位化学系研究生匆忙留了纸条,给他未婚妻的,大意写我现在要出去了,万一回不来你就别再等了。……记得我当时心里翻起浪花。那时,我当研究生团总支书记,参加学潮一半出于价值认同,一半原因是被大家伙儿推动。但我毕竟不是那种全身心投入的人,更没把事情想得那么严重。光凭这个,我不能成为“民运骨干”。有件事也能说明这点,那就是“6.4”开枪后,一些比较懂事的同学担心“秋后算帐”,纷纷“走为上”,也有人劝我回家避避风头再说,我拒绝了。随后放暑假,几乎所有同学回家,校园里一时空荡荡的。我选择留下参加高考阅卷,想挣些外快贴补日用。不知那时一张大网正慢慢向我收拢。阅卷甫毕,各地调来的评卷老师还在校园里成群晃动,我就被“采取秘密措施”(他们原话)了。
   抓我时,执行警察陈某出示了“收审证”、还有一份那年的国务院某号文件(没看清多少号),条条款款很多。我不知自己属哪一条,大概他们也不觉得有指明的必要。“去两三天时间,说清楚问题就放你。”谁知此去如入虎口,差点九牛拉不出。
   三
   首场审问,他们如临大敌。先是交代形势:“你们的”赵紫阳总书记正在接受审查;严家琪、万润南、陈一咨等被通缉;然后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不要负隅顽抗了。这让我有些啼笑皆非:怎么自己一不留神,跟那些大人物相提并论了?他们安排一个班的经警看我,上厕所都有人跟随,甚至问我“人民商场被烧,究竟怎么回事?!”一个普通学生享受到这般“殊荣”,使我断定他们“搞错了”。虚荣如我,甚至有种“无功受禄”的滑稽感。
   很快明白怎么回事。
   他们先采取迂回,问我这几个月做了哪些事;后来启发,我做那些是否受到谁的怂恿,比如那篇《关于时局的几点意见》(他们抄家时发现的,我没让任何第二个人过目)是否由大家讨论、由我执笔的?最后“图穷匕首见”,不再隐瞒什么了。抓捕我的第三天夜里,他们押我回校搜查学生寝室,我全部的文章、书信、笔记、日记……他们都一一翻检带走,连带跟“高尔泰”有关的一切都不放过:高与温元凯的对话修改稿(我誊抄的,有高老师修改字迹),我为《新启蒙》写的书评稿本,以及高老师写给我的信、便条等。书架上有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美是自由的象征》,他们也翻了又翻、掂了又掂,舍不得放下。那时,我再笨的人也不能不发生联想。又两天后一个夜里,专门来了两个处长(一为省公安厅的,姓李;一为市公安局的,姓孙),说要跟我“谈心”,以“同志”称呼我,说你不光要回忆、检查自己的问题,也要回忆、交代从去年到今年,高尔泰先生让你做过哪些事、私下跟你们说过哪些话等。总之“站在党和人民这边来,跟梁山好汉思想和资产阶级哥们意气彻底决裂。”我说敢情抓我不是我做了什么而是为了高老师?他们连忙封我的嘴:“封建社会才搞株连,你说我们公安人员搞株连?!”我一时找不出话来。可是,双方心知肚明,想必他们比我更明白?
   四
   这些年,陆续看了些书,也从网上看到若干文字。如郭罗基教授在一篇文章里写:
   “……北京说:民主运动是‘极少数人操纵的’,所以,各地都要捉拿‘操纵者’。我没有被捉拿到,我的朋友高尔泰却在南京被捉拿去了。……高尔泰的研究生也是民主运动中的活跃人物。有其师必有其徒。自由化的老师,培养出了自由化的学生;惩罚自由化的学生,又追究自由化的老师。”——这段话跟我有点关涉。因为那时,高先生带了十来名研究生,因“八•九”被抓的只我一个(师弟查常平被传讯过)。郭先生的这段叙述大体合乎实际,却不免有些笼而统之。我想准确地讲,我的被抓是沾了高老师的光。惩罚自由化的学生是因为他们要惩罚自由化的老师。1989年,成都这边闹得很凶,连人民商场都被烧了。他们要开脱自己,必须有个替罪羊。于是他们大胆假设、随后求证,就是这么回事。虽然从发生的时间顺序讲,抓学生在先、抓老师在后;可从事情本身性质讲,抓学生是为找突破口,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是也。毕竟,抓先生影响相对要大得多,而一个学生则无足轻重,又能打草惊蛇。
   “机警的人一见灾祸赶紧躲开;愚蠢的人上前受害。”我是何其愚蠢呢?《古拉格群岛》写道:“我国几十年政治逮捕的一个特点,恰恰在于被抓起来的人是清白无辜的,因此也就是不准备做任何抵抗的。”看来我是咎由自取了。自以为无辜,这是我的祸根。
   五
   如果说,“无功受禄”是一种变相的虚荣;那么同时该说,我所受的精神伤害更深、更重,可能终身都难以完全治愈。
   他们冲着高尔泰先生来。我明白了这个,却还是交代了一些不利于他的事,是怎样令人不齿的背叛行径?!高尔泰,不仅是那时全国众多学子的思想导师、精神偶像,对我个人而言还是恩师。这样讲并不夸大。1987年我考硕士研究生,几门专业课在九十分以上,可外语成绩一塌糊涂。为“破格录取”我,高先生费了好大劲。进一步说,我们“高门子弟”从五湖四海来到狮子山,一方面当然是服膺、追随高尔泰的美学思想,谁说没有通过考研改善个人生活的成分?高先生纯粹出于“惜才”之心,超拔我于茫茫人海之中,他对我有较高的学术期待,那很自然;我对他有格外的感恩之情,也不奇怪。可是1989年夏秋的事情,不仅影响了我正常的学术前途,更使我的个人感情受到重创,使我的道德生命遭遇滑铁卢。
   应该说,起初我是沉着、坦然的。自认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所做的那些加起来也够不上什么。甚至自恃有道义上的优势,面对他们有一种准英雄主义的感觉。但很快就发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能否构成什么,不是我说了算的事,也不是“求仁得仁”的事。于是心底越来越没底。怎么描述呢?《古拉格群岛》里有段形象的话:“啊,从侦察员的办公室回头看我们过去的生活,它完全是另一幅面貌:它充满了危险,到处是真正的非洲丛林。而我们曾经认为它是那样简单。”——这是我真实的感受。自己“无辜”而系狱,使人想到每时每刻有更多的人被抓进来。那时,真正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一味抗拒可能不行,他们说得很清楚了:“别以为我们拿你没办法。光凭我们掌握的那些,即使够不上法办,我们公安机关可以判你劳教几年。”我不知劳教与判刑有什么不同,容易接受“好汉做事好汉当”却不甘因“态度恶劣”而被劳教。那时,真正像一条被丢到岸上的干鱼,在阳光下翻晒着自己的所有褶皱。平日那些童言无忌的放言高论,现在发现虽然大家都在说,可没有人追究则已,一旦追究可吃不了兜着走。只有反复权衡:哪些事可以不说,哪些说了无妨,哪些不该说、但凭自己可能包不住?人性中的弱点和确实有的偷生心理,加上“囚徒困境”中那点可怜的“理性”,使我渐渐认定,只要有三个人(包括三人)在场的事都可能包不住。这一认定使我内心防守的“底线”被冲毁。
    “一个内心对暴力未做准备的人在暴力行使者面前总是弱者。”
   五
   明知不该供、最终却还是供了的事:
   5月下旬那次,我跟董志强陪高先生去川大(为了他的安全),同行的还有川师中文系另一女教师。不该供出“她”来的。我跟她打交道不多,算来总共三次:5月中旬,我跟胡继华到川师一些著名教授家征集签名(著名楚辞专家、八旬老人汤炳正教授二话不说,就往呼吁书上颤巍巍签了名。老两口的那份热切和对“他们”掩藏不住的愤慨,至今如在目前),高先生让我们签完后把名单交给她。我想她会有什么背景呢?可不能因她把高先生拖得很深。再就是我前边没有讲到的一个插曲:在高考阅卷场,我遇到了她,她跟我悄悄叮咛万一有人问起那次去川大,一定不能说出她,否则对你们高先生不利(当时我满口答应,内心并不认为真的会“有人问起”)。所以头几次讯问,我虽然讲了跟董志强陪高先生去川大,却只字不提及她。看得出办案人员的失望,但他们并不善罢甘休。……不能想了,最是痛苦难捱的时候,我供了。
   供后天旋地转,大脑接近混沌,残存的意念是“死吧、让我死掉”,混沌中似乎听到鬼的啸吟。恍惚中,似乎看到敬爱的先生五花大绑,脸色铁青、踉踉跄跄被推进铁门,我的心都要碎了。自那以后,每梦到这一场景,我都悚然惊醒、从床上坐起。我该死、我有罪,我他妈不是人,不配活在这人世间了。大概从那时起,我有点尘念断绝、心如木石。头半个月单人关押,不能跟外面联系;后一个月移送宁夏街看守所,据说可以往外面写信。我也收到了两封女友来信,可一个字没有写出。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没有了亲人我会变得坚强。而且,我连自己的恩师都能背叛,通往亲情世界的门也活该关闭。索尔仁尼琴说:“应该在走进监狱时把留在身后的温暖生活置之度外。”可是我懂这个道理,不是太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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