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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的痛苦或面对权力话语的眩惑——从一篇文章质疑王力雄兼及“李慎之的无解之问”


    一个人陷入哲学的混乱,就像一个人在房间里想要出去又不知道怎么办。他试着从窗子出去,但是窗子太高。他试着从烟囱出去,但是烟囱太窄。然而只要他一转过身来,他就会看见房门一直是开着的!
   ——维特根斯坦
   王力雄是我喜欢的,也是我所敬重的。为了他的《天葬》、《黄祸》,为了他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生活样态,为了他宣布退出中国作协的磊落举动和对正义作为“写作自由第一要义”的坚守,更因着他为藏族活佛阿安扎西“罪案”拍案而起、抱打不平的行为,我敬重他、由衷佩服他。老实说即使没有别的,光一部《天葬》也抵过了数十年来那么多御用文人炮制的文字垃圾。说到喜欢,是喜欢他这个人,淳厚、自然、妥帖而且沉稳。曾跟要好的朋友私下讲,雄哥真真是当今中国有修为的人。一个人的行为处事,有时候比文章还要文章。
   因为上述原因,有了下面文字。
   去年以来,王力雄写了许多短小精干的政论随笔,据说在“多维”网上连续发表,同时以发送邮件的方式寻找更多阅读。承蒙不弃,“王力雄系列政论随笔”我每隔两三天收到一篇。对于作者的思考路径,我自以为比较了解;对他思考的连贯性、系统性和自成一格,也应该说有领略。所以大多数读后就拉倒,提不出什么意见来。更准确说,内心是深以为他有理的。正当这时,一篇题为《从李慎之的无解之问看“大坝僵局”》的短文使我放慢了阅读,脑子里渐渐冒出许多问号来。为了对理解负责,把作者以前写的《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找来参照,疑惑更加深了,连带产生了如梗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觉。
   一、谁排斥谁:把问题颠倒了
   《从李慎之的无解之问看“大坝僵局”》一文,援引已故的李慎之先生对“邓的六四情结”的体认,指出现存体制“刚性”至此,以至虽屡屡有人启动政改,并不能长期找到“共产党与民主政治相容的弹性”:“专制与民主之间是没有妥协的,要么彻底专制,要么彻底民主,任何中间状态都只能是暂时”。因而设身处地讲,“邓的六四”迫不得已。话说到此,已经突兀。不过王力雄显然要接过话头进一步讲,他说不光“邓的六四”、其实中共几十年来都是如此过来:“对中共而言,这种教训在以往的大鸣大放、文革造反、民主墙时都有验证。相比之下,专制可以容忍有限的民主,甚至有时还会希望利用有限的民主,民主却不会容忍和臣服专制,哪怕是开明的专制。”——话到这里,我不能不皱眉。当然“接着讲”的人可能解释,这里涉及的不是价值判断而是客观事实。我想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当然该分开,可这里究竟涉及主观价值还是客观事实,可能有待分说。不说抽象了,单说1949年以来“只要专制给民主放开一点空间,民主就会在多元互动的状况下形成得寸进尺、不断扩张的态势……民主注定要步步紧逼,直到专制政权彻底垮台”,我想很难作为事实成立。那跟事实太远。当然你会说这里有个“对中共而言”的限定,我觉得限定本身就不乏自做多情且大包大揽的成分。信奉“朕即国家”的超级强人毛泽东尚且讲:“我们党是三山五岳,是个联合会。”王力雄笔下那个铁板一块、且始终如一的“中共”让我们哪里寻去?
   这篇文章得写,哪怕会失却温婉。
   首先指出,王力雄的行文存在明显的概念模糊乃至混乱。比如文中的“专制”与“民主”两概念,如果只作为政治学的抽象未尝不可,可我们面对、讨论的是中国当代政治。政治学的范畴落实到现实政治史的形下层面,老实说需要完成从“道”到“肉身”的转变。它们不是那么一对一的。把“专制”、“民主”那些大词不加分说直接分配给某些人事,显然先有谬爱或者厚侮事实的可能。说是事实,已是价值。何况在当代中国语境,“专制”与“民主”非同一层面也非同一吨量级。在中国当代,“专制”云云虽然包括意识形态,更主要的是一种结构化、物质化的东西,那被派为它的对立面的“民主”则远远不是。当代中国的“民主”,不管怎么说其精神的成分、动力的比重都要重得多。易言之,一个是“武器的批判”,一个是“批判的武器”,岂能不加分别地同台对垒、同台献艺?让它们棋逢对手、针锋相对,表面上看是一视同仁的公正,其实内中的不公正是显见的。让人想到传说的田忌赛马,赛事没有开始,输赢已在其中。我想说的是,王文中看似“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客观,根本是一种臆造、一种虚妄。更何况在那显见的虚妄基础上,作者得寸进尺臆造出一个更大的虚妄来:什么“相比之下,专制可以容忍有限的民主,甚至有时还会希望利用有限的民主,民主却不会容忍和臣服专制,哪怕是开明的专制”之类。——老实说,看到这样话我忍不住要揉眼睛。王力雄,你大概把问题弄颠倒了!
   我想,相反的话更合理也更符合事实。那就是无论中外,“相比之下”民主往往容忍有限的专制,那专制却并不容忍和臣服民主。比如无论近代还是当代,也不论西方还是东方,“万恶的”自由世界其实允许其“掘墓人”存在,哪怕后者公然宣称以埋葬它的母体为天职。那个立志埋葬资本主义社会的德国书生马克思且不说(他的实际命运比我们渲染的好得多),以有洁癖的我们的眼光衡量“自由世界”藏污纳垢的例子比比皆是。有时我们觉着,自由社会自由到了奋不顾身的地步(它们甚至“软弱可欺”到绥靖、放任新旧纳粹、黑社会和各种“邪教”存在),相比之下极权体制却有许多显见的优越性。别说新老左派津津乐道了,有些右派也表露出赞羡之情。——当然这里说的一般情况。开放社会开放得乱七八糟,极权社会却讲究纯净。需要思想的成熟,人们才理解自由社会表面上“丧失原则”,其实注重的是最高原则,那就是人性、自由本身。人性本身不干净,自由简直乱七八糟。“万物皆自得,欣欣各自私”。一个自由、不同表述。或者说,允许不同表述才有真自由。至于相反的情形,可能无需我多举例?比如:苏俄十月革命后有短暂的“孟什维克”共存,很快后者就知道遇到了什么。还有1949年后的中国,1957年反右前似乎有“联合政府”的影子,好歹有几个重要职位、部长议席由“民主党派人士”出任,虽说实际运作是另外一回事。⑴很快人们就知道发生了什么。那发生的事情与苏俄其实相仿佛。——究竟是谁得陇望蜀、寸土必争?所以我说, 所谓民主容忍有限的专制、还是“专制容忍有限的民主”的问题,无论放在东方和西方都可能不成立。可能相比之下,比东西之别更加紧要的,是历史发展处于什么样的阶段?举一个鲜活例子: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头几年,“姓社姓资”争论激烈的时候,有位开明派要员提出不要争了,不如划一块地方作为你们“左派”试验田,只要有人愿跟你们。我们搞特区,你们搞边区。这位要员的话显得书生气了,因为对方虽对搞“边区”没有信心,但他们志存高远要“全国山河一片红”;醉翁之意岂在“姓社姓资”,根本在专制的卧榻之侧不容民主打酣。时至今日,经济方面向“国际惯例”演进的中国允许华西村、南街村那样有限的“边区”存在,政权禁锢的中国怎样对待“一国两制”许诺下回归的香港“特区”,大家也看清了。谁容忍谁、谁又不容忍谁的问题,难道真的需要多说?
   想到一些类似的议论。近几年来,国内学界关于“社会领域”的谈论渐多,持各种不同“主义”者都对它寄予希望。有人明确提出,中国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社会领域成为主要的改革对象;所以不必纠缠政治改革问题,经济和社会改革完成了,政治改革就水到渠成了。有人甚至善意提醒:在当下中国,“社会领域”是国家与公民合作的领域,不是公民对抗政府的阵地等。对此,学者秦晖先生精辟分析:当然,不能把宝都押在政治改革上。事实上各部门的改革是互动的,问题只在这种互动是良性还是恶性?当今问题,恐怕不是第三部门或其他领域的人们“纠缠政治改革”的问题,而是传统政治“纠缠”第三部门和其他领域。秦晖说,我不明白政府与第三部门之间怎么会存在是否“双赢”、是否“容忍对方”或者是否“谁吃掉谁”的问题。不仅在中国,在任何地方第三部门都是“国家与公民合作的领域”。也许有地方第三部门被“看作是政府控制公民的领域”,但大概不会有任何地方第三部门会成为“公民对抗政府的阵地”。第三部门是非政府组织,不是反政府组织,不是反对党。反对党与政府之间可能有合作还是对抗的问题,有零和还是双赢两种博弈形式。第三部门与政府之间在逻辑上没有这类问题。第三部门天生是愿意与政府合作的,它不可能、无能力也无动机来取政府而代之,更谈不上“吃掉”政府。至于政府是否想取代或“吃掉”第三部门,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政府与第三部门事实上合作得如何,主要取决于政府,而不是取决于第三部门。而所谓取决于政府,实际上就是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世界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第三部门“吃掉”政府的事,但相反的事则不乏其例。为了防止发生这种事例,就要求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制约。所以“双赢”、“大团圆”等等,恐怕都必须以政治体制改革不过分滞后为条件。⑵我非常赞同他的看法。口口声声要扩大社会领域,不从“小政府”入手、光想从“大社会”一端用力,可能吗?“小政府、大社会”口号喊了那么久,实际效果如何,症结究竟何在?我想道理明摆的,用不着挖空心思故作高深。
   二、“大鸣大放、文革造反、民主墙”等:“验证”什么?
   当然在王力雄,问题不是那么普遍。他不是牵扯太广,而是着眼于中国当代历史、当今现实、当下困局就事论事讨论。具体到那篇小文,他指的不过是“对中共而言”确实有过若干次“教训”:除了“邓的六四情结”外,还有“以往的大鸣大放、文革造反、民主墙”等。在那几件事上,中共都是有教训的。我承认,那几件事“对中共而言”究竟构成怎样的“教训”,不是我这种局外人所能知道的。俗谚看人挑担不吃力,站着说话腰也不疼。不过作为普通的历史读者,又多少经历了些人事,我觉得就目前披露的事实,那几桩事情与王力雄想要证明的论点相去甚远。
    “大鸣大放、文革造反、民主墙”,通常的“提法”是反右、文化大革命、民主墙运动。这三件事,除了民主墙运动至今鲜为人知(当局不愿人知道),前两件毕竟是天宝旧事。它们与现当局没有太多直接责任,故我们了解相对多些。它们能够不变形地纳入王力雄的解释框架吗?我怀疑。先说反右。反右被认为是毛泽东的辉煌胜利,⑶主要为解决民主党派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问题。平心而论,章、罗们的民主理念与共产极权主义没法共存。话说回来,中共与当时“民主党派”的历史恩怨、理念冲突即使确实有,是否已经到了一触即发、不共戴天的地步?具体讲,即令彼此政见不同形同冰炭,是否事实上已达“一放即乱”、民主人士誓欲“专制政权彻底垮台”的地步?老实说需要评估、分析。现实社会中,不同价值观的人未必不能和睦相处;而处理理论上的是非,老实说“不争论”未必不是一种有效处理。——1957年,毛泽东取胜的战术是“引蛇出洞”的“阳谋”。这方面资料,仅我看到的就有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丁杼《阳谋》等。⑷作为反右运动亲历者,李慎之先生《大民主和小民主》、《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引蛇出洞的?》等文献也很重要,他提出1957年不是“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压根儿就是“简在帝心,乾纲独断”。⑸(用何家栋先生的说法,乃是“图穷匕首见”——“所谓新民主、人民民主其实是‘专政’的一种包装,图穷匕见,就动刀子。我们都被迷惑了。”)——与这种主流看法相反,王力雄对反右的理解可谓别出心裁。《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写道:1957年的“鸣放”因为很短时间就变成“反右”,人们普遍认为那从一开始就是个定计设局的“阳谋”。没有证据可以反驳这一点,但我并不因为毛自己说过“引蛇出洞”就完全相信。作者更愿意认为发动鸣放,是“人民领袖毛泽东”出于对官僚集团的警惕,主张“人民监督政府”,真诚地希望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希望通过社会上、报刊上的公开批评,在党内外形成一定的压力,促使党的各级领导正视错误,改正缺点。至于后来的事情,是因为“鸣放”热潮一旦真被推动起来,很快就超出毛能容忍的界限,直捣“党天下”的专制基础,“他由此恼羞成怒”。——说当政者“恼羞成怒”不是没有道理,但我总觉得太笼统。狼吃小羊还恼羞成怒呢,不好说那是它吃小羊的首要理由。这方面心理分析重要,事实的分析更重要。一个不争之实是,1957年那些“激进”的右派言论,是被心怀叵测地反复动员出来的。别的不表,单表那中国右派的“三大反动理论”, 都是当局下决心反击“右派猖狂进攻”后出笼的:五月十五日,强人毛泽东写《走向反面》(后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随后二十一日,章伯钧提出“政治设计院”;二十二日,罗隆基提“平反委员会”;再到六月一日,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提出“党天下”问题。说明什么?王力雄可以替毛泽东设身处地,说后来的事情可能“防卫过当”而非“师出无名”,因为人家毕竟“恼羞成怒”了。面对那个狼吃小羊般的“名”,我们不妨“死认真”讲:“就算水搅浑了,可我在下游、你在上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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