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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或者死亡”——致原《书屋》编辑周实、王平的信


   ……自由并不是一种只有在遥远的将来才能实现的宏伟目标,人类也不是只有等到那时候才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那样,历史也就不能前进了。当布鲁诺在认罪书和火刑柱之间做出选择时,当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请求赦免和终生苦役之间做出选择时,镣链正锁着他们的手足,但他们仍然是强大和自由的、真正的人。因为他们所选择的火刑柱和终生苦役把他们和整个人类的历史命运联系在一起了。他们被与社会隔离,但他们并不孤独。他们是族类整体的一部分,因而属于一个永不失败的队伍。

   ——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
   周实、王平先生:你们好!
   这是一封早就在写、而发出太晚的信。
   去年7月,收到了周实的《刀俎之间》,看了又看。或为刀俎,或为鱼肉,这就是中国舞台上的剧目?知识界同人破天荒“我们有话要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我也看了又看。但我想说的话还没有说出。该说的话早晚要说,哪怕时光荏苒、秋去春来。像《南方周末》、《书屋》这样的事,不该很快就过去。事实上也远远没有过去。
   风雨如晦,太平成象。我们处于天地屯蒙之世。《第三帝国的兴亡》写道:如果认为纳粹政权对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迫害使德国人民猛然惊醒,或者甚至大大地震动了他们中间的极大多数人,那就错了。“一个那么轻易放弃他们的政治、文化和经济自由的民族,除了其中比较少数的人以外,是不会不惜牺牲生命或者冒即使坐牢的危险来维护信仰自由的。”这也似乎是我们经常见到的景观。“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鲁迅慨叹:“比沙漠更可怕的人世在这里”。这样的地方,想要享受普遍的言论、表达自由,可能还相当遥远吧?何况,我们又领略到“民众的罚恶之心”,那就是“9•11”发生后的丧心病狂。一夜间我发现“还是鲁迅时代”:“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格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奴隶们受惯了猪狗的待遇,他只知道人们无异于猪狗”;“对专制不平,但又对自由冷笑”,这就是我们同胞的精神水准。“宰了耕牛喂老虎,原是这年头的‘时代精神’”。所以,“现在许多人有大恐惧,我也有大恐惧”,一夜间发现自己置身于虎狼出没的丛林,能不恐惧?日间所骄傲的“五千年文明”到哪里去了?精神分析学家指出,“既然地球和人类都只有一个,东方西方就不能把人性分裂成彼此不同的两半”。可我们这里人类的心理那么怪异,究竟为什么?
   从去年到今年,这些问题缠绕着我。这些问题想不清楚,我的信也就不能顺畅写出。记得“9•11”不久,一位我所看重的青年学人反求诸己,说眼前事实证明了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失职。我理解他的沉痛,对他的结论却有些犹疑。“铜驼已陷悲回首,汗马终惭未有功”,惭愧是惭愧,未必算失职。有失职的,也有尽了心的,我不主张“总体而论”、大包大揽。见过各种各样的人,我想“失职”不如“失败”贴切,说“失败”似乎更合乎实际。失败需要面对,也不能太“英雄气短”。历史不是宿命,人文知识分子何必“以成败论英雄”?人活一日,就会有戏。艰难困苦,我想,该有“水落石出”之时。
   给您们写信,主要想清理自己的思路。我们必须正视社会的、精神的黑暗,同时不能忘了给自己点亮一盏灯。越是黑暗的时候,心中越要怀有希望。一灯能灭千年暗,“全世界的黑暗也不能使一支小蜡烛失去光辉。”为什么说这些?正所谓鼻息如雷鼓。我们该有信心穿过黑暗,而不至在路途中沉沦。很欣赏俄罗斯人别尔嘉耶夫一段话:一方面,人应有“见恶”的能力,为战胜恶必先看到恶、揭露恶。对恶视而不见,会使人变得非常麻木;但另一方面,也应避免一个极端,即只注意到恶、到处见到恶,乃至睁眼闭眼只有恶,觉得整个世界在恶魔手里。“真正的精神卫生学在于不要陷于恶的世界,而要集中在神的世界,集中在光的幻觉上。”我私心以为,不少中国人被他说准了。不说远了,这一百年中国知识者由反抗黑暗始、到后来向黑暗输诚的,不是数不胜数吗?我想对此应该保持警惕。现在,中国人争先恐后“在精神上毁灭自己”;面对这一事实,如果我们怀着《死水》一般的愤激,那也可怕,恶会把我们一网打尽。
   “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这是实实在在的道理。所谓暴君的臣民比暴君还暴,并非天生如此。循着一条恶的途径,反抗者跳不出恶魔的手心,奥狄浦斯王的故事上演了无数次。所以我想说,“以恶抗恶”成功也是失败。面对黑暗我们只有考虑走出,很可能是捧着心灯小心翼翼“出埃及”。它要求我们更勇敢、更理性、更清明。中国人天生是狼吗?基因技术否认这一点。原因只能是后天,就像卡玛拉狼孩,在丛林中呆得太久,不知不觉就变过去了。说到“9.11”后民众的大面积抽风,原因也是显而易见。出于政权稳定的考虑,当政者太上禁心、禁言禁事,几乎所有书籍、报刊、广播、电视都为“国营”,真正多元的声音发出很难,真相、信息的传播难以实现。盲人摸象被告知有一个标准答案,不接受“新闻联播”迹近“持不同政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能知道多少?久入于芷兰之室,知道又能怎样判断?问题在这里。所以笼统愤激“中国人素质如何”没用,说“中国人受教育程度太低”也不济事。事实上人们也在受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生活教育。反人文的教育也是一种教育,煽动仇恨是这种教育的组成部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所以我觉得可以说,“9.11”后我们所见的一切,是一个社会基本新闻自由、言论权利长期被剥夺,社会供氧不足、营养失衡出现的宁馨儿。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果律在这里管用。所以,你刚想起“上帝让谁灭亡,就先让他疯狂”的话,随即又响起另一个微弱的声音:“父啊,原谅他们吧,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这可能是问题所在。中国要想“出埃及”,只有从包括生活教育、社会教育在内的广义教育入手,只有从宪法所规定的新闻、言论、出版自由入手,放松管制、打破垄断,还政于民、还信于民、还口于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无须谁来越俎代庖。哲学家言存在先于本质,老百姓说活着就是天理。此外,对一切以真理自居的“先知”,我们都可以指出,谁知你葫芦里卖的是不是毒药?我们对知识者自己也要审视。大道之不存久矣,价值严重淆乱、精神生态污染,即使我们有志于治污,自身也难免带有各种各样的病毒。应该认清这一点。看不到这个是一种盲目,看到这一点也没什么可怕。带菌者同时是治疗者,带菌操作强似听天由命。而且思想家顾准说得很明白:“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批评自由、学术自由,天然地成为消除片面性的解毒剂。有这些自由,自然而然会形成一种综合的世界观。”
   写到这里,想起林贤治的一篇文章。去年,你们所编第5期《书屋》有李慎之先生《回归“五四”、学习民主》一文,对“尊五四,尤尊鲁迅”的流行见解重新打量,提出真正能全面表达、代表“五四新文化”精神的该是胡适。“我们的反思必须到位”,这是一篇正本清源、拨乱返治的文章。随后,作家林贤治(他也是研究鲁迅的)撰文商榷,说鲁迅比胡适正确、高明云云。我是喜欢鲁迅的,但我也看重胡适,这里想绕开“鲁迅还是胡适?”的非此即彼说几句。我觉得,喜欢哪个人属于个人爱好,讨论鲁迅还是胡适谁对今天更有意义,也有必要。但他们未必水火不相容:“熵潮涨落无定据,桃莉深蓝各庄严”。同时,我们不能忘了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产生了鲁迅、胡适们的时代土壤及社会背景。从我记事时起,大陆人就在“水深火热”美帝、苏修的同时,忙不迭地往“解放前”、“三座大山”、“北洋军阀政府”等吐口水。我们忘了,往别人吐口水不能使自己干净。不说多了,没有民国建立后的民主宪政、言论自由,“新文化运动”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大概不会。套用“唯物史观”的句式,不妨说有了出版、言论自由,没有鲁迅可以出鲁迅,不但鲁迅也出胡适,以及陈独秀、周作人、李大钊等;而一旦基本自由丧失,有一百个鲁迅又顶什么用?鲁迅不能不闭嘴,胡适们“胜利大逃亡”。“若惊道术多迁变,须向兴亡事里寻”,这是很普遍的事实,也是很普通的道理。鲁迅本人可能比我们更懂这个理。因为1931年,有家杂志社向他提问: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处此内忧外患交迫的非常时代,将对他讲怎样的话作努力的方针?他明明白白回答:“编辑先生:请先生也许我回问你一句,就是:我们现在有言论的自由么?假如先生说‘不’,那么我知道一定也不会怪我不做声的。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我想对今天的争论,是否也该如是看待?
   “我们的言论自由在哪里?”这是一个“识其大”的问题,也是许多讨论隐含的前提。不能回避这个前提“顾左右言它”,也不要借口“就事论事”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的看法是,就事不能论事。如果你没有自己的判断标准,你就不能做出判断。事实上我们也看到,许多围绕“鲁迅还是胡适”展开的讨论,并不是在就事论事。当然也不能排除偏爱(青年叫“追星”)的成分,不说一言不合老拳相向,确实把维护哪个人、哪部作品看得非常重要,甚至看得比自己的创造更要紧。很有些人习惯于通过作家、作品看世界,而不是通过世界看作家、作品,这是否也是一种“生活在别处”?作为文化人喜欢“文化”,这天经地义、无可厚非。既然“语言是存在的家”,则语言不解放谈不上思想解放,语言受禁锢谈不上学术繁荣。但现在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我想对一个社会来讲,文化、文学这些东西不必非有,而人的言论自由、基本权利必不可无。毕竟,“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没有了言论自由,一个社会连基本的清明、公正谈不上,“思想”“文化”之类云乎哉?一定要让我选择就是如此。老实说,让一个社会最底层的人能够说出话,让一个哪怕目不识丁的人有地方申诉自己的“苦情”,比这个社会催生了多少文化名人、思想家、诺贝尔奖得主要紧。喜欢“伟人崇拜”的人经常引用一段话:“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我一直觉得这话很怪。我觉得反过来讲可能更成立:不知道自己挺起胸膛,一味拥护、爱戴、崇仰“伟人”的,真正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真正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借用前贤的现成话,则“视己如草芥、视佛如泰山,将此我作践不堪,此人是自家奔入地狱、无有驱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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