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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精神生态——一个人文学者关于环境问题的笔记

“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刷掉岸边的一块岩石,欧洲就少了一点;同样地,如果一个海角,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同整个人类是统一的。所以什么时候也不要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敲响。”
   
   ——(英)约翰•东
   下笔伊始,我开始踌躇。写些什么呢,关于环保?
   ——我知道多少,又能说些什么?
   我知道的不比别人更多。记得小时侯,常见一些宣传画、黑板报上画着高高的烟囱、滚滚的浓烟,其下或旁边的文字总是“祖国在前进”之类。那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豪。受着这样的教育和熏陶,全然没有捷克总统哈威尔那样的回忆:幼年住在乡间,看见地平线上矗立的工厂大烟囱,及其喷吐出来的浓烟在天空飘散;“每次看到这些,我都强烈地感到……这是人类在污染天堂!……”我想,大概自己的精神发育比较迟钝罢!
   何况我又能怎么说?去年长江一场大洪水,使许许多多愚钝如我的国人渐醒。有人于是断言,“对环境采取不自觉和漠不关心态度的那个时代将宣告结束”,但愿真能如此。我自己倒是以此为契机接触了几本生态学专著,巴里•康芒纳博士《封闭的循环》一书使我收益非浅。今年上半年,成都一家都市报纸筹建,我有缘担任《绿色家园》版编辑工作,这是一个环保专刊。因着敬业、兴趣双重原因,我进一步读了几十种环保类的书、报、刊,走访了若干民间环保人士,也接触到环保系统的专家和官员。可是,我能够把自己了解到的和盘托出吗?
   在这种情况下,去年第10期《方法》杂志“自然:生态启示录”专辑里雷颐《环境与社会》一文引起我强烈的共鸣:“首先,公民要有‘知情权’,对涉及环境问题的重大工程、有害物体的排放、重要决策等方方面面的情况,公民有权知道详情。其次,公民要有‘发言权’,有权表达各种意见,对这些问题应当进行充分的讨论。……”要之,没有什么与经济、政治、社会体制无关的“环保”问题,环境问题与经济体制、产权问题息息相关。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我以为两项权利是谈论环境问题的前提和保证。
   此外,《我国环境权保障的法律思考》(董灵、陈开琦、杜明武,《城乡生态环境》1995年第1期)一文也使我大受启发。这篇文章的观点是,环境权乃现代社会人权的一项重要内容。环境权制度的发达与否,反映出一个国家的人权水平。既然如此,我想,作为一个公民,自己有责任也有权利把关于环境问题的思考与观察表达出来,哪怕它们并不那么“正确”。从纯粹个人的意义上,我更愿意引用一句著名的诗句:“我表达了自己,我获得了生命”。

灾祸从何而降?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尚书•太甲》
    去年水灾过后,有人提出“大水到底缘何而来”的问题。
    地球生命的历史是生物与其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生态危机表明人与环境之间某种关系遭受破坏。造成破坏的原因,据西方学者分析,乃是由于工业腾飞和技术变革,新技术在经济上有功,在生态上罪孽深重。这是康芒纳的经典观点。我觉得这一分析原则上不错,却多少昧于东方国家的实际。在西方,所谓“3E2P”问题——环境(Envionment)、生态(Ecology)、能源(Energy)和污染(Pollution)、人口(Population)——无疑是伴随工业化而产生的;中国则未必尽然。中国问题应有自己独特的成因和复杂性。
    牟广丰先生《中国现代化付出的环境代价》一文(《中国的危机》,改革出版社1998年12月),把所谓“环境问题”粗略分为三类:工业污染和城市污染问题(包括工业“三废”、城市“四害”)之类;生态破坏问题(包括水土流失、植被减少、生物多样性消失,江河断流、干涸等);当代全球环境问题(由于能源结构的缺陷而导致温室气体增加、全球气候变暖等),三类问题在我国都存在、而且都很严重。我以为具体分析的话,上述分类中一、三两项确是工业化带来的,第二项则不一定。有学者指出,“我国历史悠久,开发较早,长期封建王朝的更迭、战乱和不符合生态规律的社会经济发展,使自然环境本已非常脆弱,加上各种自然地理、气候、地质等不利因素,按历史记载,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田明远《人类和地球生存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城乡生态环境》1992年第3期)要之中国“长期生态失调、成为灾害之国”,乃是一个不争之实。
   蔡正邦先生《面对环境现状探索我国生态环境的发展》一文提出,两千多年间中国出现过四次生态大破坏(见《城乡生态环境》1993年第1期):西周时黄土高原有森林3200万公顷,覆盖率达53%,先秦时达60%以上,东北、西南地区森林覆盖率80—90%,是我国生态第一个黄金时期。秦至西汉,传统农业形成,“奖励耕战”,“移民戌边”,人口增至6000万,黄河流域大面积森林被毁,水土流失,“河水重浊,一石水六斗泥”,这四百年是第一个生态破坏时期。东汉至隋初,是我国生态相对恢复的第二个黄金时期。隋唐后人口上升,扩大垦荒,水土流失加剧——“明代黄河含泥60%,至清为70%,使黄河淤积、泛滥;到1949年全国森林覆盖率降至13%左右”,这1300年是第二个生态大破坏时期。至于后两次大破坏,则全都是1949年以后的事——“大跃进”和“文革”接踵而至,可谓古已有之、于今为烈。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教授指出,黄土高原、特别是黄河中游自古以来就是森林茂盛的地区。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罗列的现象,乃是近五六百年之间形成的。“开垦土地,破坏森林,这是从秦汉以来,历代都曾经有过的事情。可是明代中叶以后就更为严重,青山大都变成童山,就是从明代中叶开始的。”(《我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不解之缘》,《学林春秋——著名学者自序集》,中华书局1998年12月)这说明,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兵荒马乱抑或“太平盛世”),我们民族生存环境的被破坏是早已发生的事。
   值得指出的是,我国历史上多数“天灾”其实出于“人祸”。远的,如历史上多次发生的“以水代兵”行为;近的,比如1949年以后大跃进、文革两次动乱:
   50年代到70年代,把“以粮为纲”绝对化、政治化,在湖区围湖造田,在山区毁林造田,在草原毁草造田。……现在看来,这些做法对环境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雷颐)
   我们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以钢为纲”,一个是“以粮为纲”。文革期间,云南滇池,小学生每天背包土填池,叫“滇池造地学大寨”。“填海造地”也造了许多,海岸的岸边生态系统遭到很大破坏。(牟广丰)
   只有青山常在,才有绿水长流。……然而,沱江源头的原始森林正以惊人的速度减少,尤其是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与土法炼钢运动以及十年文革期间的以粮为纲、毁林开荒活动等,使得森林资源遭到了严重破坏。(谢良成,《城乡生态环境》1996年第1期)
   …………
    拿我所生活的城市来说,也是同样。成都原始生态本来具有极高的稳定性,“成都”城址、地名几千年不变本身说明这一点。从元代“腊日巴江曲,山花已自开。盈盈当雪杏,艳艳待春梅”的诗句,以及古文献“二月青羊花市……四月放生,鱼鳖满筐满担”的记载,说明物候上古今成都大致相同,也表明当时的环境尚无污染,鱼鳖能够安生。对成都而言,抗日战争的爆发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抗战虽给成都经济带来了暂时的繁荣,随之却是深度垦殖的加剧,使原有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逐渐被人工植被永久性地取代。到了1949年以后,“违反客观生态规律的大跃进、文革,大量‘备战’工厂内迁,散没在水源源头,城市上风侧,虽然到处‘工厂的烟囱冒青烟’,‘机声隆隆’,但环境污染加重。……不仅清代还存在的城西北桐花村,桐花凤,鹭等动、植物在城近郊已消失久远,就连原在市区普遍生长较好的桢楠,朴树,无患子树,而今已尚存很少,濒于绝迹。”(史常立《成都市生态环境沿革浅论》,《城乡生态环境》1992年第3期)。
   总之,很早以来我国生态赤字太多、欠债太多,改革开放以来所作的一切无非“旧帐未还、又欠新帐”而已。有人对此不加细察,轻率断定我们的环境问题是伴随改革开放产生的,说什么“在改革开放和大规模城市化、工业化之前的几十年里,我们一直没有碰到普遍的严重环境问题”(王跃生《环境污染:经济学的思考》,《读书》1998年第12期)。我不知这样讲的根据何在。我想说的是,学者应该忠于事实,而不是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而扭曲它。人们总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政治如此,经济如此,文化如此,环境也不例外。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贬低自己的责任呢?我想应当具体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取得经济成就的同时,确实加重了自身面临的环境问题。有新情况,有老问题,在许多时候“新情况”也可以归结为“老问题加深”。试举数例:
   我们是以拼资源,消耗资源来换取发展速度,并不是那种集约型的发展。可以说,速度是比较快,可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程度也在不断加剧。(牟广丰)
   ——有缺陷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及“不惜一切代价”开发资源的做法,是1949年以来的“新传统”。
   在西南山区,土法炼磺、土法炼铅、锌比较普遍,尤其是川南、贵州毕节地区、云南昭通地区以及丽江地区,到处都可见个体土法冶炼场地,没有任何防污回收的设备和技术,给山区环境造成大气污染和水体污染,比较严重……(郑远昌)
   ——从落后的生产技术、生产工艺,不仅可以看到大跃进全民炼钢、“超英赶美”的影子,从中甚至可以透视几千年来我国科技的水准。
   近年承包制虽给农村生产力创造了活力,但短期行为给生态环境伏下危机,使环保处于无政府状态;一些农民利用政策不完善处,掠夺经营,破坏性开发,使生态平衡失调。(蔡正邦)
   ——这种“短期行为”、“掠夺经营”甚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也不曾出现,它是农村改革以来的新现象,也是这种产权改革不到位的必然伴生物。从这一点来说,它是过渡性现象:有“新”的特质,更有“旧”的因子。
   当年以长官意志为中心的经济体制下,根本不必考虑成本。举例说,水资源稀缺,水价应当提高,成本必然增加。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价值规律不起作用,因为可以“不计成本”。……现在我们社会的经济体制正在转型,但远未完成,“长官意志”仍有极大影响……(雷颐)
   ——“长官意志”是计划经济的残余,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产物。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进行更彻底的制度更新,沿用“老办法”没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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