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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中国的长生不老药

汉民族宗教意识的淡薄,乃不争之实。外国分析人士提出,中国人虽有祭神活动,但“神圣感似乎与中国人毫不相干”。1894年,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积其二十多年的在华见闻与观察,出版《中国人气质》一书(此书被誉为“一百年来研究中国人的权威性传世之作”)。史密斯书中指出:中国的神灵崇拜实际上无异一桩交易,“众神受到崇拜,就如在西方社会推出保险制度”。大概为了弥补缺欠,“康圣人”南海先生力主“立儒教为国教”。显然,此举不大合乎近代社会发展“时宜”。何况,“儒教”之说能否成立本身就大有问题。

   (一)

    相对康圣人的无根之论,鲁迅的看法无疑值得我们重视。1918年,先生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迎刃而解。”(《致许寿裳》)。1927年,他又说:“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而已集·小杂感》)——行家指出,这是鲁迅关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一“绝大判断”。

   鲁迅先生被誉为“最懂中国”的人。他的“绝大判断”能否成立?我想,深入研究才好下结论。与舶来的“二西之教”(佛、耶两教)相比,道教可谓“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 地地道道的“国货”。诚然,“儒教”也是土产。“旁观”者如史密斯先生乃至断言:“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儒教徒,就如同所有的英国人都是撒克逊人一样”。可是,从中国内部分析,我们就觉得鲁迅讲得有理:儒家更多影响社会的“上层”和知识阶层,“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孔子在故国的“不遇”由来已久;——“诚然,每一县固然都有圣庙即文庙,可┅┅一般的庶民,是决不去参拜的,要去,则是佛寺,或者是神庙”。就是“权势者”和读书人,也无非把孔夫子当“敲门砖”使,“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可更加无用了。”这一论述鞭辟入里。

   道教则不然。许地山先生1927年指出:“我们简直可以说支配中国一般人的理想与生活的乃是道教的思想;儒不过是占伦理的一小部分而已。道家思想是与汉民族文化同时产生的。”“中国一般的思想就是道教的晶体,一切都可以从其中找出来”。1936年,著名的道教思想家陈撄宁在所撰《中华道教会宣言》中写道:“试以历史眼光,观察上下五千年本位文化,则知儒家得其局部,道家竟其全功,儒家善于守成,道教长于应变,事实具在,毋庸自谦。”他提出道教是“国教”。这不尽是自吹的话。日本学者橘朴提出:“要理解中国人,无论如何要首先理解道教。”

   

   “追溯道教的思想渊源,最古的是殷商时代的鬼神崇拜,继之是战国时期的神仙信仰以及东汉的黄老道。可以说道教是我国古代社会鬼神崇拜的延续和发展,道士是古巫祝、方士之遗绪。”(《文史知识》1987年5期)正因如此,道教与中华民族民俗关系密切,其“群众基础”非同寻常地广泛。作为典型多神教,道教的信奉者不分阶层、行业、年龄:就年龄言,幼童醉心神仙传奇,中年迷恋房事养生,老人痴望长寿不死;就行业言,铁匠崇老君,染匠崇梅葛,刺绣崇妃绿,墨匠崇吕祖,乞丐、剃头匠崇罗祖,文具商崇文昌帝君;就阶层言,下焉者普通民众,中焉者举子士人,上焉者皇帝老子……总之,各取所需,各得其所。“要长生的,迷上了炼丹术;要财宝的,迷上了点金术;想当官的,夜半去打醮祭神;要治病的,请道士来设斋上章;想使亡灵安宁,则让道士来作法事;想使活人无恙,则叫道士来画符念咒,道士可以给你驱邪捉鬼,也可以给你玩两套戏法;可以给你消灾,也可以代你祈福。”总之,道教完完全全表达了一颗“中国心”。葛兆光就此写道:

   

   “‘圆首含气,孰不乐生而畏死’……人不是都不想死吗?好办,道教这里有的是长生不死的丹药与方术;人不是都想过神仙日子吗?也有办法,道教这里有的是导引吐纳、食气、辟谷、升仙、羽化的方法;人不是都害怕病疟、鬼魅、水旱之灾吗?也有办法,道教这里有的是斋醮祈禳、禁咒符箓供你挑选。总之,道教是‘主生’、‘主乐’的门径,会让你乐不可支,乐不思蜀,根本不想去死,享受人间快乐,要钱它能点石成金、化铜成金,要女人他能教你房中御女合气之术。这种宗教的教旨就是让人享乐,而且永远地享乐的,对于世俗人们来说,它既是人生缺憾的心理补偿,又是实际生活中应付日常困难的具体工具,因此,它有着颇大的诱惑力。”(《道教与中国文化》)

   

   “中国人底生活目的只是‘长命富贵’四字”。(许地山语)“中国心”在本质上是一种务实、入世的精神。史密斯认为,中国人是“务实的人”:“他们的生活只由两部分构成:肠胃和钱袋。这样的人是真正的实用主义者,你无法让他理解他没有看见过或听到过的事物,他们压根没有追究事物原因的观念。生活对于他仅仅是一系列事实。”“大概很少有什么宗教比道教更露骨地去迎合‘人欲’了。”青年学者葛兆光中肯地指出:“尽管道士们在理论上很强调‘心斋’,即‘疏瀹其心’、‘澡雪精神’、‘无思无虑’、‘无嗜无欲’、‘无秽无累’,称之为‘上士所行’,但事实上更主要地还是‘左佩黄神印,右佩越章印,后中天部霆司印,身立园景之中,足履九台之像’,画符念咒,祈禳颂赞,作鬼弄神”;“对道教来说,它根本的东西并不在于老、庄那种精神的超越,而在于满足现实世界的人们的心理欲望,乃至解决现世的种种实际问题,否则,它也就不可能在那么广泛的阶层,那么广泛的生活中渗透它的影响了。当然,这并不是说道教就一点儿也不讲精神的超越,但这毕竟不是它的主要成分”。道教被称为“完全入世”的宗教,它重视肉体生命重于一切,强调乐生养生,生道合一:所谓“天大、地大、生大”。(《吕氏春秋》曰:“古人得道者,生以长寿,声色滋味,能久乐之。”陈撄宁谓“他教每厌弃世间,妄希身后福报,遂今国家事业,尽堕悲观,道教倡唯生学说,首贵肉体健康,可使现实人生,相当安慰。”)借用王派后学的现成话,属于彻底至于透底的“百姓日用即道”,易言之:肉体即是灵魂。乐生养生当然具有积极意义,“我命在我,不属天地”;可执著到极端,养生就沦为“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乐生呢,——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鲁迅语)

   

   “僵尸的乐观”含有自欺欺人且贪生怕死的意思。“怕死贪生原是人类的通性”,英国哲学家罗素快人快语:“但是……不论哪一国人没有像中国人这样的怕死”。仅此,足以阻止一个民族进步、并剥夺他的生机和活力。追求肉体生命的永恒,进而享受永恒的欢愉,是人们信靠道教的根本动力。我们知道,道教被称为“神仙道教”,神仙信仰对于朝生暮死的人类具有显见的抚慰、镇痛效果。中国第一部道教史的作者傅勤家写道:“儒畏天命,修身以俟;佛亦谓此身根尘幻化,业不可逃,寿终有尽;道教独欲长生不死,变化飞升,其不信天命,不信业果,力抗自然,勇猛何如耶!”这话未免过于美化。“征帆一片绕蓬壶”,确实缓解了人们对大限到来的恐惧,同时使人们心智不通、感受麻木。“……都无所爱憎,都无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热,斫挞无伤痛,指斘薤h痒,乘空如履实,寝虚若处床”,《列子·黄帝篇》描述华胥国人民状态的这段文字可谓浓墨重彩。批评者曰:“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鲁迅语)用精神分析学者荣格的话,道教不愧为“古代的长生不老药”。问题在于,凡药三分毒。过于依赖药物,与吸毒何异?一味“享受永恒”,必然使中国种族停留于“大洪水以前”。

   

   “中国人算是大洪水以前的人。”这是史密斯的结论。大洪水以前的人,其老朽、弱智可想而知。史密斯这样讲,还有其他理由:“中国人是按戏剧方式思维的”,“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具有强烈的做戏的本能”;甚至,“中国缺少真实与虚构的明显界限”!鲁迅先生分明支持这一看法;他说,中国人善于瞒和骗;“有时遇到彰明的史实,瞒不下,如关羽岳飞的被杀,便只好别设骗局了。一是前世已造夙因,如岳飞;一是死后使他成神,如关羽。定命不可逃,成神的善报更满人意,所以杀人者不足责,被杀者也不足悲,冥冥中自有安排,使他们各得其所,正不必别人来费力了。”(《坟·论睁了眼看》)

   

   与弱智相关,“中国心”尚有一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宿命观念。“中国人是一个宿命的民族,”史密斯写道:“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如此相信命运的存在,就必定不愿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做激烈的斗争。”不仅如此。“现存的民族中,没有一个文明的民族像中国人那样迷信,那么轻信……不管是富有的商人,还是博学的学者,每月都有两天时间花钱膜拜狐、鼬鼠、猥、蛇,和老鼠等动物,即使被人们撞上,也丝毫不感到难为情”!美籍加拿大学者欧大年则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中写道:“在传统的中国,生活的一切方面和每一件事似乎都是命中注定的,为了发现这个命运,人们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显然,道教与“中国心”互为表里、密不可分,以至我们能够通过这一视角,认识中国历史、洞悉中国现实。

   

   (当然,道教的来源非常芜杂,“道教中既有粗鄙凡近的斋譙符咒、鬼神之术,又有精微玄妙的哲理妙旨、养生良方”。尤其,为了生存与享受,道教对于人的健康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对人的寿命表现了最大的关注。因而,道教在形成祈神降福、驱鬼避祸的仪式的同时,也在寻求增强人的抵抗力以避免病疫侵害的方法及长生不死的途径。这样,健身术、药物学等也就发展起来了。这方面的贡献应当肯定。——“但是,道教并不是医学,内丹说也不等于中医理论。它的终极目的毕竟是长生不死、飞升成仙而不仅是健康无病,因此在内丹说中有着浓重的神秘色彩。……特别是道教不同于医学,它在关心生理和心理健康的同时,还要干预人的精神生活和思想意识”。)

   (二)

   

   “凡古今中外,宗教与政治,始终结为不解之缘,殊足发人深省。”(南怀瑾)中国历史上,“每逢国家变故,起而拨乱反正的世代,多半有道家的人物,参与其间的现象,这几乎已成为过去历史的定例。” “磻溪垂钓,吕尚扶周;圮桥授书,子房佐汉;三分排八阵之图,名成诸葛;一统定中原之鼎,策仗青田”(陈撄宁语)就不必细说了。宋元之际,新兴的道教宗派全真派大师丘处机以“天道好生”、“不嗜杀人”说服成吉思汗,为国家民族保持文化的元气和精神的故事每为人们津津乐道。丘处机确实用心良苦,功德无量。丘处机对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洞若观火。值得注意的是,他教给成吉思汗的,都是中国正统学术,儒、道两家忠孝仁义的话,而不是长生不老、修成神仙的法术。南怀瑾指出:“全真教的学理与方法,完全近于禅宗北宗渐修的路线,而且又富有儒家与宋代新兴理学家的精神。”葛兆光则提出,从中、晚唐起,道教就不得不向儒学靠拢,学一点忠孝节义、伦理纲常。“中唐时代,少讲或不讲鬼怪巫术而转向清净修身的道士渐渐多起来了。”——宋元之际兴起的全真教作为“新道教”,“决不带有老子那种愤激与偏执,相反,却充溢着克制与忍让。这倒与佛教尤其是禅宗很相似,与儒学尤其是理学也很相似”;“似道非道、似禅非禅”,“明明是抄了南宗禅法,再补上北宗禅法,最后再贴上道教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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