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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当代争论备忘录


   
    无论如何,不能因为真理而背叛自由。但是,与此同时,也不能为了自由而背叛真理。……使一切价值和标准变得毫无区别的不健全的相对主义与排它性的绝对主义一样,都应该避免。
    ——汉斯•昆
    祈祷和诗是伸向黑暗的手。
    ——卡夫卡
   
    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界围绕人文精神的“危机”和“寻思”展开了一场讨论。发起者称:这场讨论“从根本上来讲乃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学术自省”。既如此,它的规模及影响难以同以前那些著名的论争,如70年代末的“真理标准问题”、80年代“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相提并论。大规模的争论进行了两年,现在许多人已不再提起。
    难道“人文精神”在今天已不再构成问题?抑或它只堪作为与所谓知识分子问题有关的一个“话题”?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危机尚未过去,尘埃没有落定,不过对许多问题我们确乎可以看得比那时更清楚。在这层意义上,本文无意于追求成为某段历史事件的“盖棺论定”,更愿被看作历史在不断反刍中的重新开始。
    备忘一:遮蔽与重建
    从当代思想演进的过程看,1993、1994年进行的“人文精神寻思”,是新时期以来屡挫屡兴的人文思潮的继续。“人文精神”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港台学者且不说(徐复观先生明确提出过,“中国文化为人文精神的文化”),即在大陆杰出学人的著述里,我们也早见识过“人文精神”的身影(如在高尔泰先生那里,“人文精神”作为同“科学主义”相对的概念,指高悬于科学发展之上的人类最高目标和根本利益)。不过,只是在进入90年代以后,“人文精神”问题才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并被论者赋予更丰富、深刻的含义。
    ——整个讨论最先从“人文精神的失落”提出问题。在那些“开场白”式的文章中,我们看到人文精神的失落成为本世纪以来全球性的问题,其表征是工具理性泛滥无归,消费主义日甚一日。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一再讨论人文学术在当代的处境和对策诸问题,希望通过文化批判来抵制工具理性的无限扩张和政治经济对“生活世界”的殖民企图。对于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来说,特有的国情和历史使“人文精神的失落”表现得更为严重;表现在许多层面和方面:
    (一)从文化史来看,世俗主义是中国哲学的总体传统。“中国哲学内在超越性的缺陷及其负面影响”当然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不过至少在晚明时期,世俗主义广为流行是可以肯定的(尤西林)。换句话说,如果说西方文化中有一条源远流长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那么在中国,这个“道统”早已不存。
    (二)近代以来的思想文化史,在某种意义上,一直隐伏着一个始终受到忽视的虚无主义过程。学者们提出,虽然近现代一再提出各色建设方略,给出种种乌托邦承诺,却并没有一个持续的对文化理想、人文价值的关怀和建构。不管怎么说,西方的“基督教体系”在现代仍起到了约束欲望、维系人心的作用;而中国则大异于是:“在意义丧失的深远背景下,我们已经因民族复兴富国强民的追求去挤压终极关怀,工具理性膨胀得丢弃价值理性。”(郜元宝、陈思和、袁进)应该说,这一表述比“救亡压倒启蒙”的提法更中肯,也更具现实穿透力。
    (三)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知识分子日渐丧失岗位意识,价值观念与价值承当出现背离,这已不是个别现象。人们指出:近代以来,人文精神的衰落同知识分子自身精神素质和道德水准的下降是同步的。西方人文之道无论如何变化,总有稳固的学统和思统作为学人的精神家园和意义王国;而在我们这里,“百年来学者思者在理论与实践之辨,在中与西、古与今之辨的滔滔洪流中始终没有他的锚地”,所谓“学统不存,遑论道统!”以至于今天,作家想象力丧失,批评家失去对批评意义的确信,作为整体的知识分子出现精神侏儒化和动物化,人文学科因功利化而自我消解,”学者与人文诸学科甚至连起码的学术规范、起码的价值认同和起码的思想可交流性都谈不上。”……凡此种种,都表明“危机”的深重。
    这是否太过耸人听闻?难道“危机”这一汉语词汇不在表达“危险”的同时传递“机遇”?人文精神的倡导者不否认这一点:“以我对20世纪中国精神的理解,国人的人文精神既有失落的一面,也有生成的一面;但是这些生成的东西,如多云之夜的星辰,时常受到重重遮蔽,以至于成为一个相当严峻的问题。”(高瑞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物质生活环境的改善,在事实上应该成为人文精神的恢复和发扬的重要条件。”(张汝伦)可见,“失落”说的本意并不是想表明“一团漆黑”,而在于引出寻思与重建课题。
    ——面对“失落”与“危机”,讨论者提出要“反抗各种虚无主义的侵蚀,为思想文化培植稳靠的根基”,“在一个拜金主义盛行的时代重新肯定文明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讨论者首先碰到了一个理论难题:人文精神——是否可能与如何所能?要是在19世纪以前,这一点并不成其问题,那时的中国及西方文化传统思想都持普遍主义立场;思想家们不是预设事物的本质就是预设人的本性或先验主体性,以之作为一套绝对普遍的价值系统的本体化基础和根据。然而现在不同了。19世纪的历史主义和本世纪的文化人类学使既往的普遍主义“神话”发生了根本动摇。“当代人文精神问题的一个基本难点是,它必须找到不放弃信仰又直面虚无的可能性。”(王鸿生)问题可以简化为:“上帝”还是虚无?
    “人文精神”的倡导者自觉据弃了那种“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的思维方法,以“人文精神化原则上的普遍性和实践中的个体性”的命题“处理”了所面临的难题。一方面,他们坚守哈贝马斯为拯救普遍主义而提出的“背景性”概念,以及“社会特有主义”立场(如伽达默尔“视界融合”理论),主张“人文精神推到最后,是普遍主义的”;对人文精神普遍原则的理解,应该是形式主义的,而不是实体主义的——“形式高于内容,放之四海而皆准,不能例外”,所谓“是非自有公论”是也。另一方面,借鉴并吸取以赛亚•伯林关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提出“一个普遍主义的人文原则,在实践中都必须是个体主义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限定”(朱学勤)。没有这一限定,人文主义的普遍主义就有可能走向反面,走向道德专制,出现卢梭式的公式:“你不自由,我强迫你自由!”——应当说,讨论者在论述这个问题时所持有的“谨慎的边界意识”,不仅体现了思想的成熟和深入,也表明讨论具备一定的学术水准。“人文精神的重建是个探索过程”,信然。
    ——“人文精神”的寻思、重建最后落脚于实践。“我认为人文精神既有理想目标的含义,又包括了对于现实状态的描述和考虑。另外,尽管这种状态本身并非指某个个人的品行,而是指整个人类社会在一种理想关照之下的现实状态,但如果这种理想要想落实,则非与具体的个人相关不可。”(张汝伦)易言之,人文精神不只是一种“话题”,它直接指向并引出实践。“实践性真正应该是每一个关心人文精神人文状态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要求。”
    从整个讨论来看,人文知识分子的这一实践包含多层含义:
    (一)首先是立心。“人文”与“自然”相对,自由是人文精神的核心。知识者应该正视自己的精神,真正像康德所提出的那样,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为了达到这一点,必须“清算知识分子自身的腐败和萎缩状况”;具体说来,知识者人格要摆脱四个向度的异化,实现四个层面的剥离:一是从传统人格剥离,以求取当代性;二是从专制人格剥离,以适应民主性;三是从职业人格剥离,以返回精神性;四是从殖民人格剥离,以树立主体性(何向阳)。
    (二)其次要亲证。中国儒家的传统强调身教重于言教,人师高于经师,体道、证道与弘道都是个人的事,应该反求诸己,以身作则。在今天,人文知识分子不仅要修私德,还要树立岗位意识。“岗位”云云“包括敬业精神,又不等同于敬业,还有知识分子对人文传统的寻求和继承”(陈思和)。一个人文学者,不仅要把人文学科内的课题做好、做扎实,还要关注现实,关注今天的人文环境。为此,就要同各种各样的遗忘和历史命定论作斗争,并至少在社会风气的层面上为保护人的权利和尊严而抗争;在意识形态淡化之后,知识分子自觉地“批判传媒文化不是敌视娱乐,而是要求伸张正义”。
    (三)再次要积学。也就是确立知识关怀与形上关怀,在提倡为知识而知识或为学术而学术,提倡学术纪律和学术规范的同时,倾听传统的声音,建构坚实的学统。“中国人向来强调以学养思、以学促思、思融于学,学统也是思统。因此,提倡建构学统,并不等于标榜死学问。……积学是知识分子维系自身价值立场的切实道路。只有在毕生积学的过程中,他才有可能找到安身立命之处。”(郜元宝)确立传统意识,是现代学术思想的基本规范之一。诚如保罗•利科所言:“合理的东西仅仅来自于创造精神和传统精神的对话过程。”
    (四)最后就是下海。这里的”下海”与人文知识分子生存环境有关,指游离出政治—经济一体化国家体制的生存。现代知识分子应当力争告别“国家干部”行列,通过多种民间化的自由职业来发展思想和学统。这是从社会学角度来谈论的,可惜未及充分展开。
    总之,人文精神的倡导者从人文精神的失落谈起,先提出人文精神的普遍原则,又以实践的个体性来限定它,反复往返,来回“寻思”,末后提出重建的重要性及其途径,不断地推动和深化了这一课题。
    备忘二:误读与责难
    如前所述,“重建人文精神”更多的是对知识分子当前自身处境的讨论和反省。然而由于问题本身具有的涵盖性,以及倡导者据此所作的文化批判、文学批评,它也遇到了种种反批评,甚至是肆意责难。
    ——“人文精神失落”说受到的批评,首先来自作家王蒙。他针对“失落”一词做文章:“如果现在是‘失落’了,那么请问在‘失落’之前,我们的人文精神处于什么态势呢?”“我不明白,一个未曾拥有过的东西,怎么可能失落呢?……。“压根没有的,上哪儿失落去?”这一批评看起来理直气壮,实际上过于绝对。有,或者无,非此即彼。问题不是那么回事。我们看到,“人文精神”的倡导者既以“失落”一词来描述人文精神滞留于低谷的境况,更多时候使用“遮蔽”一词。“严格说,‘失落’只是就大体而言,并非是‘完全没有’的意思。”(张汝伦)人文精神甚至体现在像王国维、蔡元培、陈寅恪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人格生命中,但往往被“遮蔽”了。“遮蔽”有二义:一是始终处于文化主流之外,遭冷落,受批评,被否定;二是指为主流倾向所支配的思想史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了排斥性解读,从而又添一层遮蔽。可见,对“失落”的批评充其量不过是“发现”了一个“用词不当”的错误;此外,很难想出有什么更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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