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刘晓波文选
[主页]->[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刘晓波文选]->[23条与独裁者的噩梦 ]
刘晓波文选
·狱中重读《地下室手记》
·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
·对李大同落井下石的新左派
·“狼图腾”取代“龙图腾”
·受难母亲十年如一日的抗争——有感于六四难属的两会上书
·谁能宽恕不可宽恕之罪——狱中读《宽恕?!》
·八九运动中的李大同和卢跃刚
·胡锦涛政权左右开弓
·多面的中共独裁
·左转的胡锦涛也反左
·精于利益计算的末日独裁
·爱琴海,自由的海
·喝狼奶最多 消化也最好
·中共人质外交游戏何时了?
·老外看不懂中共官僚
·被戏谑的钦定荣辱观
·马英九的民主牌
·一点突破 满盘皆活——以争取言论自由为突破口的民间维权
·盘点冰点事件——大记者VS小官僚
·反道德的钦定“荣辱观”
·樱花的中国劫难
·连战出任中共政协副主席指日可待
·喉舌思想的始作俑者——孙中山
·胡布会——制度对立支配利益相关
·西雅图的笑脸和华盛顿的板脸
·关于自由的论证
·我的人身自由在十几分钟内被剥夺——写在劳改基金会主办“苏联的古拉格和中国的劳改”国际研讨会即将召开之际
·谁是公共资产流失的首要祸魁
·无视私有产权的五四传统——以胡适为例
·如何对待权贵私有化的“制度性原罪”
·独裁崛起对世界民主化的负面效应
·制度性的“为富不仁”
·禁言文革浩劫是另一场浩劫——纪念文革爆发四十周年
·涨价听证会就是合法抢劫会
·毛泽东的传统与反传统
·文革从来没有结束
·以由衷的谦卑向遇罗克致意——纪念文革四十周年
·毛泽东的红卫兵也爱金条
·从杨天水重刑到禁言文革
·太黑了:杀人无罪 维权有罪
·抗议济南市警方对孙文广教授的非法传讯
·批判理论的悲悯——狱中读《法兰克福学派史》
·六四暗夜中的百合花——六四十七周年祭
·六四的赔偿正义——六四十七年祭
·六四夜 天安门广场见
·民间维权是六四的最大正面遗产
·青楼中的真人性——狱中读陈寅恪《柳如是别传》
·除了警察 中共还有什么?——抗议山东沂南县警方刑拘陈光诚
·从文革到六四看中国民主化的困境
·刘正有被绑架考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韩国队出局是必然、也是“天谴”
·读胡平想起“民主墙一代”
·比张德江更具迷惑性的钟南山
·人性恶与自由宪政
·比黑社会更可怕的政权
·金正日讹诈胡锦涛
·掉书袋子和以文载道——狱中读书随想
·个人自由在中国近现代的缺席
·中国特色的发展观之弊端
·野蛮的制度性割喉
·孔子跑官与娼优人文——狱中重读孔子行迹
·为“世纪中国网站”送行
·不断蜕变中的中共独裁
·扼死新闻喉咙的恶法——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
·孔子的诲人不倦和删诗——狱中读孔子行迹
·中共为什么替真主党卸责?
·中东和平与消除“国中国”
·向敌人学习——苏格拉底的爱国主义
·从禁令封口到恶法禁言——再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
·中国权贵的暴发户心态
·从革命党到利益党
·希望国内维权远离境外的暴力或政变等煽动
·回应呼吁国内“见坏就上”的高寒
·邪恶与无赖莫过于金家政权
·俄罗斯的沉重新生和中国的腐朽权贵
·从太监党到秘书党
·从办事处现象看中国的合法腐败
·知识人的乌托邦和野心家的工具————狱中读《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
·混世魔王毛泽东
·民间娱乐恶搞红色经典
·白痴官员“恶搞”中共
·“色搞”泛滥的中国(之一)
·崩溃论与稳定论的互补
·胡锦涛漫画事件的背后
·特权福利与两极分化
·“色搞”泛滥的中国(之二)
·今日陈良宇 昨日陈希同
·毛泽东的极权式腐败——为毛泽东死忌三十年而作
·孔子编史与中国的避讳传统
·从王朔式调侃到胡戈式恶搞——兼论后极权独裁下的民间笑话政治
·从陈良宇案看官权对民财的掠夺
·国际社会的无能纵容出朝鲜核爆
·跛足改革的“竞次主义”
·从中共党员到中共体制的叛逆者——悼念林牧先生
·金正日激怒了胡锦涛
·刘晓波、胡平:北京为奥运提前清场
·胡江“反腐”一脉相承
·沈从文自杀与毛式暴力美学
·掠夺老百姓活命钱
·自由人面对铁窗的微笑——为秦耕《中国第一罪——我在监狱的快乐生活纪实》作序
·中国自由主义的现代困境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23条与独裁者的噩梦

   现在,反对23条的人们,大都把制定此恶法的责任归咎于钦定特首董建华和他背后的江泽民,并在北京现政权和港府之间做出区隔,甚至有一种明显的贬港府而褒北京的舆论倾向。在香港,港人对董建华的信任迅速流失,在强大民意的压力下,北京也不得不允许港府做出妥协,在港府宣布押后二读后,董内阁中的两名高官不得不相继辞职,保安局长叶刘淑仪因和财政司长梁锦松选择此刻辞职,说明了董建华执政危机的深重,也说明北京的治港政策的失败,胡温的高调挺董,也只能暂时缓解治理危机。

   港府推行23条立法,显然来自北京的逼迫,而港人之所以对港府和北京实行区别对待,能够给出的最善意理由是:基于十四年前北京六四大屠杀的教训,港人扞卫自由和争取民主的斗争,也要讲究策略,避免触怒北京。以贬港府而褒北京的方式,集中倒董而不直接反北京的策略,既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其进行强硬干预的可能,也可以正面激励北京改变现行的治港政策,对于和平推动香港的民主化,也许会更有实效,实在是一箭双雕的最佳策略:

   1,增加北京现政权终结江泽民的治港方针的可能性,为胡温体制重新确定治港策略提供了基础。

   2,增加胡温借助于强大民意来推动倒董、开启香港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可能性,间接推动大陆政治改革的启动。因为,董建华是江泽民时代的治港决策的产物,如果倒董成功,江的治港政策之失败便不言自明,由此,江泽民与董建华之间的共谋关系,就在23条危机中转变为倒董和倒江之间的因果链条,也与十六大以来的普遍地挺胡贬江的舆论相衔接。

   如果胡温足够明智,以尊重港人民意的方式来平息民愤,起码是温和地处理港府的执政危机,胡温体制借以树立自身形象的“亲民”方针,就可以得到又一强有力的经验证实,而且与其上任以来的所有“亲民”作为相比,处理好香港问题乃为最具实质性的亲民动作,远比温家宝在港的亲民更能赢得港人的认同,也能得到台湾和大陆的民意,以及国际主流社会的多方面的好评。

   然而,对此种策略的有效性的评估,决不应该过于乐观,北京当下的克制态度,并非中共政权的自愿让步,而是基于客观情势所迫的不得已,胡温等中共大员高调挺董,已经证明:在大陆体制没有实质性改变和政治改革仍然停滞的前提下,23条的真正根源,既不在港府,也不在北京某个大人物的个人偏好,而在于独裁制度本身的统治逻辑,即便这一逻辑必须具体化为高层的政治偏好才能变成实际决策,也是独裁制度赋予了独裁者强制贯彻其权力偏好的制度力量。现在,港人对当下局势过分关注,似乎已经把23条的制度根源忽略了:当年,确定把这一独裁逻辑贯彻到香港的大人物,正是发明了“一国两制”和钦定了江核心的邓小平。

   邓小平在谈到“基本法”的起草原则时说:“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明: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大家可以冷静地想想,香港有时候会不会出现非北京出头就不能解决的问题呢?……要是有呢?所以请诸位考虑,基本法要照顾到这些方面。有些事情,比如1997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要干预,并不一定要大陆的驻军出动。只有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但是总得干预嘛!”

   邓的这段话,是中国最后一个强势独裁者的遗训,为回归后如何管治香港划出了北京政权不会退让的独裁底线,实际上就是钦定23条的手令。江泽民的权力来自邓小平的钦定,董建华的权力来自江泽民的钦定,无论是治大陆还是治香港,其原则皆是秉承邓独裁的遗训。其中,“只有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的说辞,为北京用武力干预香港事务预留了空间,不能不让人记起六四大屠杀:在邓小平授意下出台的4·26社论,就把民间自发的大规模游行定性为“动乱”。而在一国两制的香港强行就23条立法,显然是为了在政治上对香港进行强制干预提供法理根据。

   换言之,只要是独裁制度,其统治逻辑必然是强行贯彻其权力意志,当它认为必要时,既可以翻云覆雨地违背承诺,也可以粗暴地践踏民意,甚至可以不计后果地滥用暴力。与此相关的另一本质特征,是独裁政权的合法性匮乏所导致的权力恐惧和敌人意识。打个比喻,那是独裁者每晚都可能被噩梦惊醒的统治。这样的统治通常是霸道的野蛮的暴虐的,既没有尊重民意的为政之德,也没有宽容异见的为政理性,而是经常处于草木皆兵的非理性恐惧之中,对一切体制外异见和社会公益具有天然的敌意。它只允许歌颂和拥护而不允许批评和反对,特别是,当民意敢于冒着被镇压的巨大风险而坚持反对之时,独裁政权就会感到其权力稳定已经受到严重威胁,内在的权力恐惧就将向着非理性方向狂奔,把主观认定的威胁加以无限的夸大,并当作实际上已经发生的威胁来对待。于是,对民间的和平街头运动的严厉镇压便接踵而至。

   独裁者是高度警觉的,警觉到时刻瞪圆专政眼睛的程度,在寻找敌人上决不会有丝毫懈怠,不会酣睡、不会小睡、不会打盹、甚至不会打个哈欠,没有敌人也要寻找敌人,只要寻找就一定能找到,因为找不到隐藏的敌人它就刻意制造出敌人,否则的话,看不到敌人的独裁者将更加惶恐。独裁者与热爱自由的人性相反,具有把公权力变成私权力的极端渴望,是人性向残暴、多疑、嗜血、虚伪的畸变。独裁者从不会高枕无忧,而不会高枕无忧的原因,不是因为客观上失眠,而是主观上就不想睡好。它非但不讨厌噩梦连连的夜晚,反而热爱充满噩梦的夜晚,越恐怖的噩梦它就越喜欢、越沉迷、越陶醉,以便能够尽早被噩梦惊醒,连夜发布追捕“敌人”的命令。这是独裁制度异于其它制度的独家创新,更是独裁者异于正常人性的畸形心理圆满。

   “噩梦”中的“敌人”让独裁者恐惧,也是他实施恐怖政治的最大理由,不制造敌人的独裁政权,便失去了滥用暴力和实施恐怖政治的借口,反过来,不制造敌人的政权就不再是独裁政权。对“敌人”的内在恐惧和对制造敌人的权力偏好,通过庞大的专政机器和意识形态管制,通过滥用权力、制定恶法和封锁信息,而转化为无孔不入、无时不在的外在恐怖,以此来维护其绝对权力。独裁者的逻辑是:“不管其它人是否喜欢,我的噩梦连连的夜晚,必定就是所有人的夜晚;我个人的恐惧,必须由所有人来分担。”独裁者个人的内在恐惧,必然把亿万人置于恐怖政治的威慑之下,只要与独裁权力沾边了的人群和土地,皆无法逃脱恐怖的阴影。

   在中国,当“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毛泽东式滥用权力完全失去民众认同之后,人治式的国家恐怖主义,越来越缺乏合法性且倍受现代人类文明的病诟,所以,从邓小平开始的北京政权,就用“依法治国”来包装其独裁权力,然而,其法制仍然以维护党权至上的独裁统治为最高目的,只不过由“无法无天”转变为“恶法治国”,权力的实际运行仍然是缺少制度化约束的人治,正如中国所谓的最高权力机构人大一再公开宣称的那样:人大立法的底线原则是把党的意志及其大政方针转化为法律,人大不过是党权实施“恶法治国”的工具。

   推行23条立法,正是党权意志向香港的贯彻,即意欲把“恶法治国”的现行统治方式强加于香港。而对大陆封锁港人反对23条的相关信息,乃基于害怕大陆人了解其“恶法治港”所遭遇到的强烈反对,更害怕港人的大规模反对在大陆产生示范效应。也就是说,二者皆来自独裁者的“敌人意识”和“噩梦本能”,是典型的通过人治强权和钦定恶法来实施的恐怖政治。

   具体说来,先是来自邓小平的噩梦,他在噩梦中未卜先知,预见到“干扰”和“破坏力量”,预见到北京政权的敌人“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所以,他告诫未来的接班人:没有“敌人”和“噩梦”的日子,“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继而来自江泽民的噩梦,他被噩梦惊醒后就下达了镇压“法轮功邪教”的命令,而当被他定性为“敌人”的法轮功依然在世界各地合法存在时,他的噩梦就必然向法轮功合法存在的所有地区延伸。香港的最大不幸在于:其它地区的法轮功超出其主权管辖的范围,即便对法轮功恨入骨髓,也无法通过制定恶法的方式来镇压之,而香港则在其管辖范围之内,邓小平又留下过不允许将“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的遗训,于是,江泽民政权就理直气壮地逼迫港府制定23条恶法。

   对香港的一系列街头抗议,经过几天的调查和观望,北京政权终于忍不住了,再次祭起致力于寻找敌人的传统逻辑,而这一逻辑的自发惯性是,只要寻找敌人,就一定能找到敌人。现在,北京也真的找到了它在香港的敌人——民主派。于是,中共驻港官员出面否定了此前的新闻:两名大陆派来的官员与民主派人士见过面,称之为“纯属无稽之谈。”中共在港的喉舌《文汇报》、《大公报》和“凤凰卫视”以及其它亲北京的媒体,齐心协力地抹黑香港民主派。英文版的《中国日报》也于7月14日发表专文,把香港发生的一系列抗议游行称为充当了“颠覆政治体制的工具”,并指控香港民主派“劫持”示威运动,利用一切手段、特别是利用了香港经济不景气以及很多市民经济困难,“煽动港人加入示威”,以便达到他们自己的政治目的——削弱特首及其领导的港府的权力、争取推翻现行体制、最终控制香港。文章同时敦促港人“认清这些人的阴谋”、拒绝成为民主派的“走卒”。

   故而,23条绝非某一独裁者的产物,而是通过前后相继的独裁者噩梦,意欲将独裁逻辑具体化为管治香港的恶法。

   2003年7月19日于北京家中

   ---原载《人与人权》2003年8月号---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