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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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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职工与政治改革

在毛泽东不惜一切代价推行“屠夫经济”的时代,中国的工业化以难以想象的巨大综合社会成本换取了可观的成就。到1978年,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上升为49.40%。中国拥有了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粗具规模的国营工商业体系、而且在军事上成为极少数拥有核威慑力的国家。与此同时,它也造就了庞大的城市职工大军。

   但是,由于大陆中国的工业化完全与农村城市化的进程脱节,特别是与市场化脱节,整个国民经济及城市职工畸形化。一方面,计划经济、重工业及其军事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造就了一个严重畸形的工业体系:大量投资被浪费,大量设备闲置或使用不足,生活用品的供应严重匮乏,工业品的最大消费群体农民,不但被排斥在工业化进程之外,而且极不公平地承担了工业化的高昂成本。他们被户籍制度和集体化强制束缚在土地上,以简陋的生产工具和极低的劳动效率,补贴着庞大的工业规模和城市人口。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市场化的境内竞争机制,公有制下的国企职工享受着铁饭碗和各种福利保障,所有者缺位所导致的效率低下,不会影响他们的收入和利益,因而也就不会对他们构成就业压力。他们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主要不是表现在工作上,而是表现为隐蔽的怠工、偷懒、损公肥私。效率的巨大损失,则转嫁给整个社会。这种分配格局,导致了他们在改革之初的保守或观望的暧昧态度。直到国企改革使效益低下的代价必须由他们自身来承担时,他们才产生了真正的危机感和越来越强烈的不满。

   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城市职工,由于在旧体制下相对于农民和知识界而言,无论在社会地位上、还是在经济收入上,都是受益最大的平民阶层。经济上的平均主义使他们没有受损害的不公平感。社会地位上,他们是名义上的领导阶级,有着主人翁的自豪感和优越感。残酷的政治身分歧视,也基本不会波及他们。所以在大规模的国企改革没有进行之前,除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高通涨时期对物价飞涨的不满之外,他们所享受的福利待遇,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其利益也没有受到真正的损失。而且,奖金还比以前多了些。所以,他们既没有知识界主体由“臭老九”到执政者的辅佐者的解放感,也没有私营业主先富起来的满足感,更没有二者的受尊敬的感觉。他们对于改革的态度一直不太明朗。只是在工人阶级的至高无上的“主人”地位被经济大潮所动摇、乃至淹没之时,他们才切实感到了在社会地位及荣誉感方面的、日甚一日的伤害。

   直到90年代中、后期,国企的大面积亏损使中共政权不堪重负,只能用甩包袱的办法,让大量国有企业关、停、并、转。国营经济改革的深入,不仅使中、小型国企、就是有些大型国企,都陷入破产和被拍卖的悲惨命运。县、乡、镇一级的国企的关闭率高达95%,随之而来的是大批职工下岗、失业。对国企职工来说,失去了饭碗直接关系到看得到、摸得着的既得利益,显然比名义上的主人翁地位的损失更具毁灭性。同时,旧的由国家全包的福利保障制度的逐渐废除,而新的适应于市场经济的社会保障体系又没有同步建立,更令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研究就业和社会保障的经济学家冯兰瑞,提供了一组数字:“九五”期间,城镇新增长的劳动力5,400万人,同期仅能安排3,800万人就业,尚有1,600万人失业。国有企业再产生1,500万至2,000万的失业大军,共计就有3,000多万人失去工作岗位。这期间,农村新增劳动力,再加上现有的剩余劳动力有2.14亿人,只能消化7,700万人,尚有1.37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这样一算,大陆失业人口高达27.78%。在失业补偿严重不足和社会保障极不完善的现存体制中,城市的3,000万失业者是国企改革的最大受害者。

   另外,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令人震惊的腐败。破产、负债的企业的法人们,却一个个脑满肥肠。“穷庙富方丈”的现象触目皆是。那些自认为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党和国家的人,那些原以为一辈子都可以捧着铁饭碗的人,却被党和国家一下子抛入没人管的近于绝望的境地。社会地位的急速下降,生活水平的相对大幅度下降,甚至朝不保夕,使他们突然失去了生活上和心理上的平衡,爆发出对现行政权和现行秩序的强烈不满。

   于是,上访、请愿、游行等抗议活动,在全国的城市中愈演愈烈,正如农民的集体抗议事件在广大的农村迅速上升一样。仅2000年10月下旬以来至11月14日为止,大陆155个地区,共发生了8,150多宗游行、示威、请愿事件。与此同时,由于各级政府机构的合并和精简,这种抗议活动已经超出了工人和农民的阶层,扩大到被精简下来的党政干部群体。昔日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在被迫下岗或失业的困境中,第一次成了同一战壕的战友,第一次彼此之间有了心心相印的平等感觉。据报道有21个省(区)、直辖市属下的党政机关部门,发生了530多宗集体罢工、请愿、赴京上访事件。这是文革结束后,首次有众多党政机关干部走上街头。

   但是,由于中共不允许任何独立的民间工会组织的存在,工人的权益又得不到法治的保障,他们的利益没有组织化和合法化的表达渠道,没有与厂方或政府进行平等谈判的权利,只能在忍无可忍之时冒着巨大的人身风险,进行自发的、分散的请愿和抗议。而政府在应对这类以群体反抗为手段的利益诉求时,除了财政安抚和强制镇压之外,再没有任何可供有效使用的法律手段。所以,中共政权对愈演愈烈的群体性抗议事件的处理,皆为暂时的治标的权宜之计,而无法建立长远的治本制度。

   在对现存秩序强烈不满的意义上,城市的失业群体作为改革成本的仅次于农民的承受者,他们是推动政治改革的动力。但是,从这个庞大群体的以往经验、利益诉求和改革理念上,他们又是大陆中国走向健全的自由经济和宪政民主的强大阻力。因为在改革之前,他们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与其他群体相比,都有很大的优势。同时,他们中的主体是从农民转化而来,既有着农民式的懦弱和自私,又有着不同于农民的对绝对平均主义的铁饭碗时代的记忆,他们在目前的卑贱境遇中,自然会与昔日的处境进行对比,因此更怀恋经济上吃大锅饭、生活上有免费的福利保障和政治上做名誉主人翁的毛泽东时代。而现在的改革对他们来说只意味着:让那些仅占总人口不到5%的先富起来的权贵阶层和私营业主们,在私有化的旗帜下名正言顺地合法占有全社会80%的财富。而他们自己则是铁饭碗、福利保障和社会政治地位的全部丧失。所以,他们宁可通过再一次“劫富济贫”的经济文革,来重新均分社会财富,也不愿意继续推进这种剥夺了他们的饭碗和社会地位的改革。他们宁可要陈胜、吴广和洪秀全,也不要瓦文萨和哈维尔。

   据中南社会调查所对武汉市民的入户问卷调查,40项热点话题中,民众最关心的话题,是如何惩治腐败。反腐败被排列成为第一热门话题,关注度高达85.4%,而对排在第二位的热门话题发展经济的关注度仅为56.7%,两者差距近30个百分点。零点调查公司对7省市农村居民的调查也显示,农村居民对反腐败的关注度也高达70%左右,但只有近38%的受访者对反腐败有信心。大多数都持保留态度。

   这种对反腐败的高度关注,说明了民众对社会公正的渴望,但是,并不能说明他们所要求的社会公正就是建立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在大陆中国民众的经历中,几乎没有受到过西方式的、以应得权利(天赋人权)平等为基础的社会公正的恩惠,没有依靠私有制来保障个人财产的经验,没有尝到过利用市场竞争来积累个人财富的甜头,更没有用宪政民主来达成个人自由的体验。而只有通过“劫富济贫”和“打土豪,分田地”式的暴力革命,依靠国家政权的强制性分配来达到结果平等的经验。中国传统“劫富济贫”式的农民起义和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暴力革命,都是他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土地改革和国有化的绝对平均主义,离他们也并不遥远。他们宁愿为了得到强权恩赐的绝对均分的一小份面包,为了回到集体主义的大锅饭而出让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也不愿意为了得到平等的自由权利而暂时损失一片面包。

   更重要的是,中共伪造历史和强制意识形态灌输,使他们只有对分配上绝对平等的美好记忆,而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国有化让中国人付出的巨大代价(物质匮乏、政治恐怖、精神一律、人权毁灭)的悲惨记忆。这种由执政党精心制造的民族记忆的扭曲和空白,割断了真实的历史,扼杀了自省和汲取教训的机会,抹去可以升华民族精神的苦难历史,使中国人在整体上无法积累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其结果是:每一次大变革,都回到原来的起点;历史呈现出原地踏步的恶性循环。

   在此意义上,如果大陆的传统毛派和“新左派”能够赢得未来,最广大的下层群体正是他们的民意基础。2000年,话剧《切.格瓦拉》所造成的从春季到年底的持续轰动效应,似乎验证了新左派在大陆的未来变革中有着广泛的民意支持。该剧对为富不仁的资本主义的仇恨和对清教徒式的穷人革命的呼唤,对贫富不均的现状的抨击和对再一次平等分配财富的渴望,使革命理想又一次在物欲横流中闪光。

   然而,《切.格瓦拉》的轰动效应,并非全部来自其宣扬造反或革命的宗旨。它所依靠的仍然是资本主义式的市场炒作。作为近年走红的文坛新贵,他们已经很资产阶级了。第三轮首演结束后,他们还举办了一个奢华的酒会。贵宾是贺敬之、柯岩、魏巍等传统毛派。杯盏交觥之间,他们相互交流着对格瓦拉以及毛泽东的怀念,谈论着当下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横行、巨大的贫富差异和普遍的政治腐败,呼唤着进行再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的未来可能性。他们高声呼喊革命的口号,赞美格瓦拉精神,显然只是看准了人们的精神饥渴,可以成为其票房的丰厚来源,而决不会象格瓦拉一样,去践行危险而艰难的革命。这种场面,又一次凸现了大陆知识界所奉行的猪哲学生存策略:理论与行为方式的乖谬。正如近年在大陆中国走红的“新左派”的主要成员中的一大半,一面呼吁大陆中国必须警惕、进而抗拒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阴谋,一面在资本主义的香港或美国享受着富裕的生活和充分的个人自由。他们的平民立场和民粹主义,只是煽动别人而已。他们自己决不会践行。

   在最需要社会公正和向专制强权挑战的道义勇气的大陆,如果没有公开对一党独裁说“不”的勇气,那么任何姿态皆是可疑加可耻的。在毛泽东的名字仍然作为“大救星”、而深植于大陆最广大民众的记忆之中时,怎样引导民众接受他们毫无经验的自由经济和宪政民主,怎样把他们对现存秩序的不满纳入渐进的理性的政治改革进程之中,而不是被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新老毛主义所利用,的确是对大陆的坚持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各类精英的严峻考验。而自由与平等之间、经济效益和贫富不均之间的吊诡,在大陆语境中能否得到常识性的澄清,则是自由主义能否说服民众的启蒙关键。(2001年1月16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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