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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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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苏冰娴先生─“六四”十一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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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良心说谎的民族

   中共镇压法轮功本来就是独裁者的“权力恐惧综合症”的过敏反映,是一切专制制度虚构敌人、进而制造敌人的统治传统在当前的延续。但是,改革开放以来,除了“6.4”大屠杀之后的高压时期、要求人人过关的表态之外,这种恐惧还很少通过全国性的批判来进行如此淋漓尽致的表达。因为邓小平时代对毛泽东时代的全民动员式的大批判政治也有切肤之痛,所以邓小平在执政后才从《宪法》上废除了赋予群众性大批判运动以合法性的“四大”。邓小平万万没有想到,他钦走的接班人出于山穷水尽的无奈,现在又不得不玩起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游戏。

重现忠心运动

   正当江核心对於愈镇压愈顽强反抗的法轮功一筹莫展之时,天安门自焚事件给了中共一个完全不是借口的借口,使他们似乎有理由(尽管只是强词夺理的理由)把惊惧万状的心理,通过强权转嫁给全社会。恐惧和既得利益的双重要挟,使全国上下只有一个歇斯底里的变态声音——坚决拥护和坚决批判。类似文革时期的大批判和表忠心运动,又如火如荼地展开。咬牙切齿的语言暴力,又在全社会复活。小康时代和互联网时代的大陆中国,再一次倒退回“以笔作刀枪”的毛泽东时代。然而,与文革不同的是,文革时的全国一致表态,还有几分盲目的诚实,而现在的人们,则不得不向自己的良心说谎(如果大陆中国人还有良心的话)。

发动出卖良心运动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继“6.4”大屠杀的人人过关表态之后,又一次由执政党发动的全社会公开的出卖良心运动。当《中央电视台》播放着各地声讨法轮功的百万人签名活动,当各级组织和各类协会召开批判法轮功的各种座谈会,当大、中、小学向全国的青少年发出“校园拒绝邪教”的公开信或倡议书……之时,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已经坠入了万劫不复的道德沦丧深渊。

   也许,因为笔者本身还自认为是个知识份子,所以在观察中共发动的对法轮功全国性声讨时,对知识界的反应更为关注。2月10日的大陆各大报刊都发布了中国作协召开的、在京作家揭批法轮功会议的消息。我看了《光明日报》等中央级大报的报道,真的很佩服中共宣传机构的智慧。它居然把两个曾经是死对头的著名作家揭批法轮功的言论放在同一段落里,使90年代中、前期在文化界闹得沸沸扬扬的王蒙和玛拉沁夫,终于在对法轮功的义愤中走到了一起。

   想当年,因“6.4”而下台的文化部长王蒙,被民间舆论视为社会良知而受到敬重。他受到因“6.4”而重新掌控作协大权的玛拉沁夫的恶意攻击,更激起了社会对他的同情和声援。玛发动自己控制的报纸指控王蒙的小说《坚硬的稀粥》影射总设计师邓小平。这一招确实很损,如果得到邓小平的首肯,很可能在社会地位上置王蒙于死地。王蒙一边著文反击,一边声称要诉之于法律,指控有人对他进行人格及名誉的诬陷和诽谤。在法院不可能受理这类起诉的无奈之下,王蒙也只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用流氓对流氓的手段,糟蹋玛拉沁夫的人格。他把在文化部长任上马拉沁夫以谦卑的姿态写给他的求职信公之于众。

   当然,以王蒙的聪明绝顶,他决不会不知道在未征得还活在人世的写信者本人授权的情况下,在公共媒体上公开私人信件是侵犯个人隐私权的违法行为,而且赤裸裸地与文坛小人呕气,也有损于文坛良心的声誉。

   所以,他把玛拉沁夫的信混在数封信中一起在《收获》杂志上发表,而且,除了几封文坛元老的信件之外,大部份信件都是一副对文化部长的谄媚相,并不是只有马拉沁夫一个人如此向权势者献媚。这批信的发表,在当时赢得了许多“6.4”后受压抑文人的由衷欢呼。

最怕是知识群体腐烂

   虽然在媒体上这样处理两个曾经是文坛死对头的报道未必能使王蒙和马拉沁夫满意,但是,在揭批法轮功这样事关党、民族、国家稳定的考验面前,作为党员的王、玛2人,应该而且必须抛弃个人恩怨,想不一起表态都不可能。老左派玛拉沁夫的义愤还能让人理解。而谁会相信象王蒙这样自称社会良心的大作家,其义愤填膺是完全出于真心?

   据报载,王蒙认为,与邪教的斗争能否取胜,不仅要深入揭批,更重要的是作家应该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如果你在私下要问这些自称有理性、有良知大作家的真实看法时,他们不会承认这是在强权的威逼利诱之下对自己的良心说谎,反而会声称那是他们对自焚事件及法轮功的真实看法。

   还有什么样的制度比逼着人们向自己的良心说谎的制度更野蛮呢!还有什么样的知识份子,比用谎言来掩盖谎言的人更懦弱、更无耻呢!还有什么样的民族,比这种权力与知识相互结盟的说谎更堕落呢!政治权力的腐烂还不能完全证明一个民族的彻底堕落,人们还可以寄希望于社会良心的道义力量。而一旦代表社会良心的知识群体也腐烂了,就是上帝也救不了我们。

   或者从来没有过人的生活的人们,也就谈不上人的良知,向良知说谎就更无从谈起。

   〔本文原载于2001年2月22日《信报.刘晓波评论文章》,经作者同意给予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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