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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孤寂的日子--给霞
·致圣·奥古斯丁--给喜欢《忏悔录》的霞
·烟的感觉--给正在吸烟的小妹
·大胡子柏拉图--给不懂柏拉图的霞妹
·你出现--给妻
·仰视耶稣-给我谦卑的妻子
·童年--给扎小辨的小霞
·太史公的遗愿--给刘霞
·如果再接近一点点--给二十六岁时的霞
·我是你的终身囚徒--给霞妹
·门--给疯小妹
·以你的炸裂……--给霞
·远方--给霞
·给妻子
·卡米尔·克罗岱尔致刘霞--给我的妻子
·茨维塔耶娃致刘霞--给我的妻子
·刘霞致玛莎--给我的妻子
·插进世界的一把刀--给我的小霞
·消逝的目光--给小眼睛
·回忆--给我们共同的岁月
·一捧沙子--给霞
·星光正在谋杀--给小霞
·早晨--给霞
·烟与你--给多次宣布戒烟的妻子
·悼王小波--给为王小波写诗的霞
·给外公(晓波模拟刘霞)--给从未见过外公的小霞
·与薇依一起期待--给小妹
·一只蚂蚁的哭泣--给小脚丫
·梵高与你--给小霞
·你一直很冷--给冰冷的小脚丫
·艾米莉·勃朗特与我俩--给听我读《呼啸山庄》的霞
·捕雀的孩子--给霞
·你·亡灵·失败者--给我的妻
·凶手潜入--给霞
·和灰尘一起等我--给终日等待的妻
·狱中的小耗子--给小霞
·贪婪的囚犯--给被剥夺的妻子
·渴望逃离--给妻
·对玩偶们诉说--给每天与玩偶们游戏的小霞
·从上帝的手中--给妻
·玛格丽特·杜拉斯致刘霞--一个曾经爱过黄皮肤男人的白皮肤老女人给一个黄皮肤女孩的遗书
·一封信就够了--给霞
体验死亡
·体验死亡(北春、2000、7)—“六•四”一周年祭
·给十七岁—“六•四”二周年祭
·窒息的广场—“六•四”三周年祭
·一颗烟独自燃烧—“六•四”四周年祭
·从一块石头的粉碎开始—“六•四”五周年祭
·记忆—“六•四”六周年祭
·我将放纵我的灵魂—“六•四”七周年祭
·那个日子—“六•四”八周年祭
·又逼近并击穿—“六•四”九周年祭
·站在时间的诅咒中—“六四”十周年祭
·献给苏冰娴先生─“六四”十一周年祭
·一块木板的记忆—六四十二周年祭
·我身体中的六四—六四十二周年祭
·六四,一座坟墓—六四十三周年祭
·在亡灵目光的俯视下─“六四”十四周年祭
·六四凌晨的黑暗—六四十五年祭
·让清明变成石头—六四十五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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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反到儿童心灵的荒唐政权
·继续为朱久虎和冯秉先呐喊
·自由灵魂的飞翔竟如此美丽—— 献给卢雪松和艾晓明
·从政治指控到经济指控—置疑以腐败罪起诉黄金高
·“超女”的微言大义
·“超女”变“乖女”的总决赛
·人权高级官员来了,警察又上岗了
·为屠杀而屠杀的野蛮之最
·甘地式非暴力反抗的微缩中国版——有感于太石村村民的接力绝食抗议
·中俄军演 与虎谋皮,后患无穷(1)— 评中俄之间的伙伴关系
·政治绅士VS政治流氓—再论太石村非暴力抗争的启示
·超女粉丝的民间自组织意义
·目盲心亮的陈光诚先生
·9•11四周年祭
·一个赵燕和170名华工的天平
·记住太石村镇压者的名字
·狂妄成精的李熬
·关注郭飞雄先生和仍被羁押太石村村民
·声援艾晓明 谴责黑社会
·中国媒体中的美国飓风
·太石村罢官 谁是真赢家
·李敖不过是统战玩具
·李敖在清华为“盛世”高歌
·新闻良知再次挑战新闻管制
·中共的独裁爱国主义
·在黑金吃人背后——为矿难中的无辜死者而作
·就师涛案致雅虎公司董事长杨致远的公开信
·公民不服从运动在中国的前景
·小品化舞台上的“伪民腔”
·在祭孔闹剧的背后
·无心肝的萧伯纳
·独裁民族主义是单刃毒剑
·人民主权和党主人民的悖论
·巴金是一面下垂的白旗
·在贪官和资金外逃的背后
·胡锦涛的撒钱外交
·虚幻盛世下的“祭孔”闹剧
·斯大林的残暴和女儿的背叛
·杀人无国界与黑箱无底洞
·自由国家在二十世纪的四大失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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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孙志刚案看政治权力干预司法

孙志刚死于广东省收容医院一案,既是恶性刑事犯罪,更是践踏人权的制度性犯罪,一经《南方都市报》爆光,就引起诸多媒体和民间舆论的强烈关注。现在,中共高层已经介入此案,政治局常委罗干、政治局委员周永康和张德江等高官都表示:要严惩凶手和补偿孙志刚的家人。孙志刚案的当下进展,引来官方媒体的大量正面评论,网上也有诸多叫好声:在SARS危机中处罚失职高官和疫情透明化之后,又为胡温新政添上了醒目的一笔,似乎也说明了中国的人权保护的大进步。

   然而,在促成此案进入司法程序的诸因素中,最值得欣慰的作为,绝非高官在舆论压力下的政治干预,而应该是民间人权意识的觉醒和自发维权行动的开始。而且,民间对这种人治式的进步也保持了足够的清醒:“制度比人更可靠”、人治现实决不会有真正的司法公正、明君清官也不会带来人权保障的善制等。现代政治文明正在日益变成国人的常识。每一践踏人权的个案皆与所有人相关、扞卫他人的人权就是在扞卫自己的人权。护权越来越成为人们起而反抗暴政的自觉行动。正是这种觉醒及其相应的言行,推动着新闻监督和民间舆论在保障人权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政治权力凌驾于整个社会和全体国民之上的制度中,对民众最具迷惑性的案例,恰恰是那些深得民心的法律审判,比如对“四人帮”的审判、把腐败高官绳之以法和周期性严打的从重从快。然而,民间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只要独裁制度不变,即便是最好的统治者也至多只是具有“父母官意识”,能够明智地玩弄“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工具主义统治术。其主要的权术之一便是柯断所有实施善政的权力和机会。特别是出现大天灾、或恰巧发生民怨极大的怨案之时,皆是独裁者扮演“大恩人”、“大救星”的天赐良机,如果利用得好,就可能是一次“皇恩齐天”的“赈灾义演”,或“青天大老爷”的“为民伸冤”。而这一切“仁政善行”和“严肃法制”,其终极意义无非就是变成独裁者“为民作主”的政绩资本。独裁政治之所以蛮横霸道,不仅在于它容不得任何异见,全面剥夺民间社会对政治权力的质疑、监督、批评等权利,更在于独裁者要柯断一切美名和善政,剥夺民众受到独立司法保障的权利。正因为冤案得不到公正的司法救济,才为政治权力扮演公正法官提供了制度前提。凡是涉及到伸冤的诉讼和涉及到增进公益的善政,拥有独占的干预权力的人无疑是独裁者及其官员。其政治效果仅仅是:古人高呼“皇恩浩荡”和“给青天大老爷磕头”,今人高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否则的话,我们便无法解释:孙志刚案完全可以由司法机构独立解决,为什么要劳政治局的常委和委员等高官的大驾?他们的介入只能说明:1,没有独立司法来保障人权,而只有政治权力才能为民伸冤。2,利用柯断权力来显示父母官的仁政和对司法的主宰。3,高官出面为孙志刚伸冤,必须在幕后进行利益权衡之后才有可能,其干预底线是:非但不会触动独裁政权的根本,反而会为现政府赢得民心!作为可以与之对比的人权案例,就是中共政权对异见人士的镇压。因为这些人权案件与政权利益高度相关,所以,高官们能够做的,至多是把这类案件变成“人质外交”,来应对美国等主流国家的“人权外交”。

   所以,政治权力干预下的司法审判,即便深得民心,也并不意味着人权保障和司法公正。比如,对陈希同、成克杰、胡长青等高官的法律惩处,显然是来自最高政治权力的幕后决定,或基于内部权争或基于权力高层对政权利益的权衡,而绝非司法机构的独立判决。也就是说,当个别官员的失职渎职和腐败犯罪激起巨大民怨之时,不抛出一两个替罪羊,就将对政权稳定、高层权威和政府信誉造成严重伤害,最高决策层才会痛下杀手。

   在中国的制度下,如果用“父皇”、“独生子”和“后娘养”来比喻政治局、中纪委和公检法之间的关系,那么,在这类案件的办理程序之中,国家的司法机关也只能处于“后娘养”的低贱地位,公检法要听命于政治权力的“独生子”中共纪检委,而“独生子”听命于“父皇”。纪检委是政治局的工具,司法机关是纪检委的工具。套用柏拉图发明的理念、现实和文艺作品之间的“影子说”,理念是最高本体,现实是理念的影子,文艺作品又是现实的影子,所以文艺作品不过是“理念的影子的影子。”政治局是最高政治权力,纪检委是政治权力的工具,公检法又是纪检委的工具,所以,国家司法机关不过是政治权力(党权)的工具的工具。

   换言之,从制度的角度讲,只有独立的司法系统、新闻媒体和民间社会对政治权力的有效制约,才是最有效的实现司法公正和人权保障的善政;而政治权力干预司法——即便是审判四人帮、惩治腐败官员或干预孙志刚案——则是无视公正和践踏人权的恶政。高官们或屈于内外压力、或基于一时的良心发现,保护了某一个案中的受害人,也只是人治化的偶然行为,无法中止践踏人权的恶政恶法,也不能在制度上保证公民的人权从此不再受到侵犯和剥夺。

   凌驾于普世正义和司法权威之上的政治权力,对人权个案进行干预,中止迫害只是极为罕见的官方行为,而延续迫害则是中共官方的惯例,二者的比例完全可以用“一毛”和“九牛”之比来形容。仅近几年内,政治权力干预了数起涉及到国民人权的个案,然而只有政治色彩较淡的“延安黄碟案”和“孙志刚案”,得到了某种事后弥补(惩治凶手、处罚执法犯法者、补偿受害者及其家人),而其它的案件皆是政治权力干预下的肆意侵犯人权。政治权力可以为孙志刚伸张冤屈,更可以用“宣传煽动”的罪名判“天网”网站版主黄琦五年徒刑,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东北工潮领袖姚福信7年徒刑和萧云良4年徒刑,审讯“新青年学会”成员杨子立、靳海科、徐伟及张宏海,逮捕女大学生刘荻……等等。而且,以上践踏人权的案件在司法程序上皆违反中共自己的法律,黄琦已经关押了三年才判刑,杨子立等人已经关押了两年多还未最后判决,还有刘荻、杨建利等人,其羁押期已经远远超过中国的法律规定,不许会见亲属,也不许律师介入。

   以上种种,还仅仅是政治权力通过干预司法来践踏人权的案件之九牛一毛,即便我们将毛泽东时代的“无法无天”所造成的人权灾难忽略不计,而仅仅关注所谓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的改革时代,中国的法律仍然是政治权力实施人权迫害的工具。从“西单民主?晼车蚰騥}始,在六四后的大审判和迫害法轮功的审判达到高潮。由于中国的黑箱政治,迫害人权案件之多已经难以做出量化统计。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所有广为人知的人权迫害皆是政治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审判。实质上,这类审判与法律无关,而是地地道道的政治审判,是政治权力专门针对异见的人权迫害。

   独裁制度的主要特质之一,就是要将一部分人划为“社会贱民”和“国家敌人”,并通过所谓的法律来歧视“贱民”和镇压“敌人”。收容遣送就是针对“社会贱民”(主要是农民工)的歧视制度,“颠覆罪”和“煽动罪”就是针对“国家敌人”的镇压工具。二者的目标只有一个:维护独裁权力的稳定和特权者的既得利益。周恩来的保护使一些人在文革中免遭更残酷的政治迫害,但是他本人也参与过对更多人的政治迫害,包括对刘少奇的迫害。即便周恩来没有参与迫害,他所能保护的少数人与全国性的大规模政治迫害相比,特别是与迫害制度本身的残酷性相比,对于中止政治迫害而言并没有多大意义。同样,即使在政治权力的干预下解决了孙志刚案,这一个案件与遭受收容遣送制度迫害的无数案件相比,实在是凤毛麟角,仅媒体爆光的就有“曹海鑫被冤杀案”、“李绿松割舌案”、“程树良教授嫖娼致死案”、“黄秋香卖淫案”、“苏萍被轮奸案”……受害人都没有得到公正的法律对待,害人者也没有得到与其罪行相应的法律制裁。

   政治权力干预司法的制度,必然导致人人自危的恐怖秩序,任何个体都无法保证自己不沦为“社会贱民”或“国家敌人”,今天是他,明天就可能是你。那种“我会例外”的心理,纯粹是一种侥幸,而要让这种侥幸变为一生的“幸福”,个体就必须与政权进行如下交易:用出卖自己的人权和甘当顺民来换取温饱和安全,也就是心甘情愿地成为“精神太监”。即便如此,一夜之间沦为“贱民”和“敌人”的例证仍然比比皆是。比如孙志刚,他不是进城打工的农民,而是大学毕业生;他也不是无工作无合法证件的“盲流”,而是某服装公司的设计师,而且在被收容之后该公司还向公安机关证明过孙志刚的身份,然而,他照样以贱民之身死于收容遣送制度。再如刘荻,她在被捕前并非异见人士,而仅仅是爱思考且关心时事的大学生,她在网络上发表的文字,即便对社会现象有所批评,也并不那么直白激烈,反而还颇有些“学术”色彩和幽默情调,然而,一夜之间,她就变成了企图颠覆国家的“敌人”而身陷囹圄。再如,参与八九运动的大学生,官方一直说他们是爱国的,但是,六四的血腥之夜过后,死于大屠杀的学生变成了“暴徒”,受到逮捕的学生变成了“敌人”。法轮功本来只是强身健体的民间气功组织,曾经缓解过弱势群体的焦虑,也曾得到过官方的肯定。然而,也是一夜之间,这一自发民间组织就被定为反人类反社会反科学的“邪教”,坚持练功的退休大妈或老伯就变成了“国家敌人”。

   无论看历史还是现实,在中国现存制度下,正如陈永苗律师所言:“成为人民公敌的机会概率,每一个人都有,甚至最高领袖,只不过大小不同。个体的公民身份之维没有确定的保障。那么推到极端,可以说人民民主专政体制内没有公民。”(见《对抗制──从司法到政治》,载于“宪政论衡”网站)需要补充的是:中国体制与“人是目的而非工具”的普世道义相反,没有“公民”的国家就没有任何受到制度保障的人权,也就没有独立的个体和司法,而只有政治权力实现其私利的工具。党组织是工具,政府机构是工具,意识形态是工具,法律是工具,军队警察是工具,每个人也是工具。当你这个工具能够为政治权力所利用、并为其利益增值时,你就是“社会精英”或“国家栋梁”或“模范顺民”,就会受到政治权力的嘉奖,享受到政治权力所恩赐的种种优惠;而当你这个工具不能为政治权力所利用并有损于权贵们的私利时,你就是“社会贱民”或“国家敌人”或“暴民”,等待你的就是全民大批判,就是收容所、劳教所和监狱,甚至就是死无葬身之地。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只有工具而没有目的的国家,人被当作工具而频繁更换,却没有符合人性的目标。

   所以,首先作为个体而生存的中国人,应该意欲摆脱工具性生存而上升为目的性生存。民间社会应该建立这样的基本共识:改善中国的人权现状,与其寄希望于明主清官的良心发现,不如寄希望于从民间做起,自下而上地推动人权保护的制度化,特别是舆论自由化和司法独立化。如果自由是天赋人权,那么保卫人权就是每一个追求自由之人的天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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