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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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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公开论政──民间压力的象征

   十六大前后,大陆媒体渐趋活跃,特别是广东的三报一刊(《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21世纪环球报道》和《南风窗》)、山东的《经济观察报》和北京的《炎黄春秋》月刊、《中国青年报》和《财经》杂志。这些纸媒体一改对重大而敏感的政治事件及高层人事变动保持沉默的积习,开始尝试对重大政治事件(如十六大、伊拉克危机和北韩核危机中的中国外交)的自主性报道和评论,也敢于对高层的人事变动进行分析,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发出民间的声音。尽管这类报道的自主性还很有限,主要集中于正面报道,但变化还是明显的。这些媒体尝试从民间角度介绍胡锦涛和其他高官的诸方面特点,从中共经济政策的未来走向的角度分析金融界高层的变动,邀请民间立场的学者专家解读十六大后的改革走向,特别突出新常委们将面对的诸多困境,高声呼吁通过修宪和政改来化解困境。《炎黄春秋》敢于发表李锐老人的政改建议书,更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

   换届两会召开前夕,广东的三报一刊大篇幅报道、预测和分析两会,将焦点集中在政治改革上——行政体制改革和人大政协改革。还用大量篇幅报道了在倒萨问题上的民间争论,2月27日的《南方周末》特别将其提升到“超越观点分歧的标杆意义:民间论政”的高度来加以肯定,体现了一种来自民间的参与热情和舆论力量。

   这种民间论政,更集中地表现在3月3日的《21世纪环球报道》上(3月1日提前面市)。该报用了5个整版议论政治改革,不仅涉及到两会将出台的改革措施,更讨论高层权力格局和政治民主化。其中,在第12版发表了对“团派”在政坛上崛起的评论《共青团干部集中出任政府要职》。该文具有明显的“力挺胡锦涛”和“褒扬团派”的倾向。这种倾向,不仅表现在对团派的毫不隐讳的肯定上,更表现在所采访的名单上。

   该文以“中央团校培训党后备军”开始,进而以“共青团系统高官跌出”为小标题,具体指出“团派”人马在十六大后的高层人事格局中所占位置,余下是通过采访一些思想开明的知识分子,对“团派崛起”进行评价。受访者认为,“团派”在中国政坛的崛起“符合干部年轻化趋势”,是“一件深具积极意义的政治事件”。他们对“团派”高官的评价是:在做官风格上无官气、平等待人、不整人、团结、谦卑低调;在个人素质上年轻、有知识、有活力、观念新、襟怀开放、全球视野……等等,还在目前的吏治腐败严重的情况下,特别指出:“共青团干部普遍干净”,其中的意义耐人寻味,显然与胡锦涛的“亲民秀”和“廉洁秀”遥相呼应,意在凸现胡锦涛人马的为政清廉。

   再看做出如此褒扬的受访者名单,其挺胡的倾向就更为明显。钟沛璋,一位老党员,曾先后任《中国青年报》副社长、团中央研究室主任、中宣部新闻局局长,离休后创办著名月刊《东方》,后因该刊的自由化色彩而被迫停办。但钟老并没有停止对政治改革的呼吁,曾经起草了上海交大同学给江泽民的信件,希望江能用政治民主化来开创“改天换地”的新纪元。何家栋,曾任工人出版社副社长,六四后离职,也是一位坚持大声疾呼政治民主化的老党员。王东成,中国青年干部政治学院(也就是中央团校)副教授,立场鲜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经常就热点社会问题发表意见,还敢于在声援刘荻的公开信上签名。康晓光,中共高级智囊,以分析中国社会的稳定前景和主张政治改革行政化而知名。稼祥,即吴稼祥,曾是胡耀邦、赵紫阳时代的高级智囊,六四后被判刑,出狱后集中精力研究中国政治化转的体制架构,并写有大量批评江泽民时代和分析中共高层动态的时评。直到现在,他对胡耀邦仍然怀有很深的敬意。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该报用两大版对李锐先生进行了独家专访。专访分为两大部分,标题分为“我的建议,老中青三代普遍赞扬”和“李锐给中央常会会的建议得正面回应”,并转载了发表于2003年1月号《炎黄春秋》上的“李锐政改建议书”。众所周知,无论是在职还是离职,李锐一向以直率敢言著称且历经磨难,在延安整风、1959年反右倾、文革和六四等政治运动中,先后受到不同程度的整肃,在延安就曾被逮捕审查,还在被囚于秦城大牢7年。他在离开官位后,一直致力于对毛泽东时代的清理和批判,特别是在六四后的十三年中,面对政治紧缩的恐怖,他仍然直言敢言,与李慎之、胡继伟等老人结成坚定的老年自由派,敦促中共平反六四和尽快启动政治民主化。

   在此次访谈中,李锐老人一如既往,显得乐观自信且无所畏惧,他说:“我是倚老卖老。我都86岁了,别人还能把我怎么样?”。李老还透露:自己的“建议书”,不但得到民间的老中青三代的普遍支持,其中的某些建议也得到了中共高层的赞同。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落后问题,批评了毛泽东且反对继续神化毛泽东,也批评了发动改革的邓小平违背了自己的政改承诺,还暗示了江泽民的连任军头不合十二大以来的党内规定。在制度方面,他不仅抨击了党权对公检法的统管,也指出“中国的最大危险就是人治”,中国社会健康转型的关键,应该是政治民主化和以宪法来防止权力滥用。

   独家采访中的李锐老人说:“现在提出政治文明,值得关注。政治文明首先要遵守宪法,要有言论自由。”“中央领导谈宪法,是个信号。《炎黄春秋》没有挨批评,反受到称赞,希望这也是一个信号,言论有了点自由的信号。”

   然而,谁也不敢断定,李锐老人的善意期待能否在未来变成高层决策的现实。

   在中国,信号带来的希望,常常仅止于信号,以及随之而来的一次次失望。因为,中共承诺的无信誉是制度性的,有太多的先例可以援引,并非某一弱势党魁所能左右。特别是新官上任的三把火,在达到最初的巩固权力的作用之后,大都是渐燃渐息,最后变成死灰,沦为对民意的玩弄和亵渎。对高层换届抱有善意期待的民间,经历过太多的受骗记忆,远的有半个世纪前的大鸣大放,中的有邓小平在1980年代对政治改革的承诺,最近的有1998年的“政治小阳春”,仍然记忆犹新。在1997—98年,邓小平去世,中共十五大和九届人大接连召开,标志着江、朱时代的真正开始,特别是朱鎔基的诤诤誓言和克林顿访华期间江泽民的开明秀(如首次直播克林顿在北大演讲和江、克记者会),更给了海内外以乐观的期待,加上魏京生和王丹先后被释放,一时间,舆论中弥漫着开放气氛,以至于被誉为“政治小阳春”。但是,“小阳春”持续了不到半年,就随着对“民主党”的严厉打压而结束。等到1999年的镇压法轮功和整肃知识界,大陆又被一片肃杀之气所笼罩。

   在此意义上,十六大换届之后,李锐老人在《炎黄春秋》和《21世纪环球报道》上的公开论政,既是中共政权暂时放宽了言论尺度的结果,更是媒体的民间化努力和民间强烈要求政改的象征。而根据以往的经验,谁也不敢预期中共的开明会持续多久,言论的垄断权仍然在它手中,翻云覆雨几乎就是它的本性。但是,可以断定,国人争取自身权益的自发运动,民间急切的政治改革诉求,社会多元化的发展趋势,非但不会改变,反而只能越来越强烈越壮大。政府进行政改的力度之强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间压力的力度之大小。所以,在十六大后,就官方及主流媒体释放出的信息对于政治改革的意义而言,或拭目以待或乐见其成或推上一把,都不失为明智之举,但就是不能过于高估,更不能抱有奢望。而是要立足于民间的自发努力,致力于民间力量的凝聚,使民间空间加速扩张和民间压力不断强化,以至于达到让中共政权必须做出明智选择的力度。

   与其等待官方自上而下的恩赐,远不如致力于民间自下而上的争取,自己争来的自由就将永远属于自己。

   2003年3月2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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