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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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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突破 满盘皆活——以争取言论自由为突破口的民间维权

在今日中国的制度环境和民间生态的制约下,从野蛮向文明的社会转型,言论及新闻自由是最好的突破口。近年来民间维权的经验也证明,任何领域的民间维权都离不开信息披露和诉求表达,离不开国内外的舆论声援,离开了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曝光、表达和声援,今日中国的民间维权不可能达到现在的规模,也不可能取得某些有限却扎实的效果。事实上,不仅言论自由本身就是每个中国人应该拥有的天赋权利,必须下大气力去争取,而且舆论救济已经变成今日的民间维权运动须臾不可离开的最有效工具,因为与其他维权工具相比,舆论救济最具广泛性、操作性和实效性。所以,民间维权应该首先致力于言论自由方面的突破。
   正所谓:一点突破,满盘皆活。
   一 言论自由在人权保障上的先锋作用

   世界文明的发展史证明,言论自由对人权保障和社会进步具有普世意义,特别是在推动野蛮社会向文明社会的和平转型过程中,言论及新闻自由往往起到先锋作用。
   早在1644年,为了抗议政府的“出版许可法令”,英国的大诗人和自由主义先驱密尔顿就写出了《论出版自由》一文,这大概是西方自由主义演进史上第一篇呼吁言论自由的文献。密尔顿指出:言论自由是一切伟大智慧之母,“它象天国的嘉惠,使我们的精神开朗而又高贵。”而扼杀言论自由无异于对人类的“精神屠杀”。他认为:“让我有自由来认识、发抒己见、并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论出版自由》,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P44-45)
   1741年,英国自由主义奠基人之一的著名哲学家休谟也写出了《关于新闻自由》一文。他揭示了新闻自由对保障人权和约束统治者方面的重要意义:“为了约束宫廷野心,必须经常鼓舞人民的精神意气,必须利用宫廷害怕唤起人民的心情遏制其野心。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没有什么比新闻自由更有效了。通过新闻自由,整个民族的学识、智能和天才可以用来维护自由,激励人人都来保卫自由。”(《休谟政治论文选》,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P3-4)
   1776年,美国建国之父杰斐逊甚至说:“如果由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杰斐逊集》(下),三联书店1993年版P1325。)也正是在他的力促下,言论及出版自由才在1789年写入了美国宪法。
   1859年,英国自由主义大师约翰•密尔写出《论自由》一书,第二章即为《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他认为,如果说,思想自由有助于明辨是非、判断善恶和发现真理,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那么,言论自由制度就是对思想自由的根本保障,不仅会造就伟大的思想家,而且会造就智力活跃的民众。而压制思想及言论自由只能带来“精神奴役”,无异于对人类的精神探索和社会辩论的扼杀。
   在中国,早就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训,历朝历代大都设立过专门的“谏官”,一些相对开明的君主也会“广开言路”,汉文帝时期还曾废除过“诽谤妖言罪”,但言论自由从未作为一种不可剥夺的人权、一种政治原则进入中国传统,更不要说言论自由的制度建设了。
   自由主义传入中国后,严复、梁启超等近代启蒙思想家,无一不强调言论及新闻自由,但大都不是从人的权利的角度着眼,而是从社会效用的角度来看待言论自由:1,可以让统治者了解民意民情和社会状况;2,可以启蒙民智、革新民德和鼓舞民气;3,可以发挥监督政府的作用。正如梁启超所言:“报馆有两天职:一曰,对政府而言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敬告我同业诸君》)但梁启超高于其他启蒙者的地方在于,他看到了言论自由的人权价值,更看到了新闻应该具有独立地位。他说:“西人恒有言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一切自由之保障。”(《新民丛报章程》)“报馆者,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也。……报馆则代表国民发公意以为公言也。”(《敬告我同业诸君》)
   进入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现代中国,启蒙者们对言论自由的理解水平的最大提升,就是近代启蒙者眼中的救国工具变成了现代启蒙者眼中的天赋人权,也就是把言论自由从工具价值提升到本体价值的高度。《新青年》诸君大声疾呼言论自由,陈独秀说:“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时代的第一重要条件。”(旧党罪恶))“讨论学理之自由,乃神圣之自由也。”(《答崇拜王敬轩者》)1920年8月1日,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个自由主义宣言诞生,胡适领衔签署《争自由的宣言》,签名者有蒋梦麟、陶履恭、王徵、张祖慰、李大钊、高一涵。在该宣言争取的诸项自由中,第一项便是“言论自由”。
   由此可见,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新闻及言论自由都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成果。因为它既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主要标志之一,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文明的主要指标之一。凡是固守野蛮独裁的政权,无不惧怕言论自由,这恰恰证明言论自由对于人之为人的不可或缺。在人类自由权利的清单上,言论自由往往被视为第一自由,丧失言论自由便意味着丧失所有自由。正如美国学者希尔斯曼指出:在民主制度中,“有一种自由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必须格外加以保障的,就是新闻自由。……不管民主的定义是什么,没有新闻自由, 民主本身就无法存在。”(《美国是如何治理的》,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P390)
   言论及新闻自由,不仅本身就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具有确立人的自由和尊严的本体性价值,而且具有监督政府、保护人权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工具性价值。如果说,建立比较完善的人权救济制度,必须有舆论救济、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这三种手段的结合、而且是三者缺一不可的话,那么,事实证明,三者之中,言论及新闻自由具有首要意义。凡是被媒体爆光的人权迫害案件,大都能得到行政的或司法的救济,而那些被完全封锁在黑箱中的人权迫害案件,就很难得到任何救济。
   如果说,保障人权的制度化,需要事前防范和事后救济的不断完善,那么,现代文明国家通行的言论及新闻自由制度,乃捍卫人权的最有力武器和舆论救济的最关键制度。言论及新闻自由下的舆论监督,之所以被称为“第四权力”或“无冕之王”,就在于它既能够对所有权力部门产生舆论威慑效果,起到事前防范的作用;也能够在侵犯人权的恶行爆光于初发之时,从而防止人权灾难的进一步扩大,起到事后的舆论救济作用,并激活其他救济手段,使受害人得到急需的救济。同时,舆论监督也能使沉寂多年的冤案得以曝光,让长期封锁于黑箱中的人权恶行公之于众,使受害人得到迟到的救济和补偿,让加害者受到正义的惩罚。
   比如,在备受全世界媒体关注的美军虐囚案中,最先揭露这一丑闻的是24岁陆军军士乔•达比(Joe Darby)。当达比亲眼目睹了美军的一些士兵虐待伊拉克囚犯之后,良知驱使他把一张揭露虐囚恶行的小纸条塞进了上司的门缝。于是,虐囚恶行被层层上报至五角大楼,美国军方下令对虐囚事件进行内部调查,并表扬了达比。
   
   然而,如果达比基于个人良知的揭露,只局限于军方领导层内,而没有媒体的随后跟进报道,没有《纽约人》率先披露虐囚丑闻,特别是没有CBS于 4月28日播出了部分虐囚照片,达比的揭露不可能产生如此巨大的效应,也就不可能有之后的一系列人权救济措施的启动:美国政要的一系列谴责和道歉,国会众参两院谴责虐囚议案的通过,司法系统对虐囚嫌犯的法律控告,进一步的调查和美国军队的改革。而正是美国媒体率先爆光虐囚案,顿时令美国和全世界的舆论哗然,也把新闻自由对保护人权的先锋意义凸现在世界面前。特别是在美国国内,虐囚一经爆光,从政要到国会,从媒体到公众,谴责声浪遍及全美国,司法对有关责任者的追究也迅速启动,多少弥补了虐囚案所造成的巨大损失。
   也就是说,无论在何种制度下,凡是能够得到救济的人权案,舆论救济皆是最先发力的先锋。因为,只有媒体爆光才能形成社会舆论,只有强大舆论的形成才能引起道义关注,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也才有可能随之启动。
   这种人权救济的顺序和实效,不仅在自由国家如此(如美军虐囚案),在任何国家皆是如此。特别是在独裁国家争取人权,对践踏人权恶性的媒体曝光就显得尤为重要。比如,在当下中国,人权保障的极度匮乏,首先来自言论及新闻自由的缺失。国民没有言论自由,其权益诉求就没有合法的公开表达渠道;中国媒体没有新闻自由,政府及官员的滥用权力就无法通过媒体诉诸于公共舆论,也就无法得到有效的舆论监督,官权对民权的侵犯很难得到事前防范和事后惩罚。所以,争取言论及新闻自由的受益者,不仅是靠写作吃饭的知识分子阶层,而且是全体国民受益。甚至可以说,在中国国情之下,受益最大的群体将是草根阶层。因为相对各类精英阶层而言,草根阶层备受压迫,主要不在于他们的表达能力相对匮乏,而在于言论表达渠道的极端稀缺。
   二 中国独裁政治的残暴性持续下降
   在今日中国,自由言说的个人风险有所下降,在毛泽东时代可以导致家破人亡的自由言论或真话,在当下中国的民间社会已经随处可见。尽管国人的公共发言仍然要面对政治强权的威逼利诱,但还是有越来越的中国人力争不靠谎言生存,敢于自由言说和讲真话;哪怕是面对仍然频繁发生的文字狱,也有越来越多的国人公开抗议文字狱;尽管在国内的官方媒体上,这些敢言的良知者被中共当局打入舆论冷宫,然而,通过互联网提供的信息全球化平台,他们却得到了民间社会和国际舆论的支持、赞誉和祝福,依托于网络的民间言论维权也在逐步成长。
   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国人处在官权通吃的零和游戏中,在言论表达和信息获取上,中共为国人修筑起密不透风的“信息监狱”,中国人除了接受官方信息和通过官方媒体表达之外,就再也听不到其他声音,也再无公开发言的渠道;其言论管制之严厉,甚至连私下谈话或私人日记都会变成“罪证”!
   然而,在后毛时代,民意的觉醒、民间维权的兴起和中共的改革开放,共同动摇着这座“信息监狱”,使之开始出现裂缝并逐渐扩大。
   首先,相对独立的民间经济基础的确立。市场化改革打破了全盘国有化,也就砸碎了政权提供的铁饭碗,破除了无孔不入的单位化对个人言行的全面管制。当官权垄断个人的饭碗和人身的时代一去不返,政权也就不可能再充当国人的全权保姆。国人逐渐走出对政权的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经济依附和彻底的人身依附,利益多元化为民间独立生存提供了经济基础,离开了“皇粮”也能自谋生路的民间社会已经出现。
   其次,正在逐渐形成的独立民间价值系统。改革带来了思想启蒙,开放带来了全球化的资讯,社会在经济上和价值观念上的多元化格局已经初步形成,逐渐蚕食着僵化的政治体制一元化。特别是六四后,独裁意识形态说教的劝诱力和麻痹性日益削弱,这座监狱的道义底座迅速瓦解,整栋建筑也出现越来越大的漏洞,只能乞灵于单纯的经济高增长和虚幻的民族主义的支撑。以至于,中共独裁的道义合法性已经脆弱到这样的程度:除了谎言之外,再无其他资本为自身辩护。它在要求人们表示效忠时,甚至是体谅民意的,不再奢求人们真诚地相信它和赞美它,而只要求人们的犬儒态度——违心的认同和歌颂,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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