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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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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狼奶最多 消化也最好

随着经济市场化和官权控制力的减弱,除了少数直属于各级宣传部门的报刊之外,其他报刊自发地走上市场化、民间化、独立化之路,过去看党权脸色,现在看读者脸色。大陆媒体走向市场化,最初主要局限于娱乐领域。但经过多年的发展,当娱乐化的媒体市场近于饱和状态之后,一些有良知的新闻人开始寻求时政新闻的突破,由南方报业集团示范,相对开明的报刊和电视专题节目逐渐增加,在重大时政新闻和社会事件上打擦边球,已经成为中国媒体的通例。特别是互联网逐渐普及,网络上的信息供给和民意表达对传统媒体形成巨大的竞争压力,逼迫传统媒体在时政新闻上寻求突破,以便跟上网络的脚步。
   然而,自2004年以来,胡温政权非但不鼓励媒体的市场化、民间化和独立化的趋势,反而企图把所有媒体重新置于“喉舌地位”,为此不惜加大严控舆论、整肃民间网站和开明媒体的力度,致使媒体禁声、互联网自律和民间网站死亡。
   仅在报刊领域,张德江主政的广东率先整肃南方报业集团的多家开明媒体,《南方周末》和《南风窗》的高层大换血,《南方都市报》的三位优秀新闻人遭到阴险的司法构陷。接着政治严寒开始侵袭北京,京城最开明的两家报纸先后遭到整肃,《新京报》高层换血,《中国青年报》下属《冰点周刊》被停刊。其他报刊《经济观察报》、《河南商报》、《深圳法制报》、《百姓杂志》、《公益时报》等,也都遭到不同程度的压力和整肃,要么改刊或停刊,要么辞职或换主编。

   由于中青报作为团中央机关报的特殊地位,也由于中青报的优秀新闻人一直在反抗“喉舌”角色,所以,《冰点》被停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冰点》发表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袁文在总结中国百年现代化的历史教训时说:中国之所以遭受多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三大灾难,其根源就在于“我们是吃狼奶长大。”
   中宣部当然不喜欢袁教授的“狼奶论”,更不喜欢团中央机关报的独立化倾向,它的“阅评小组”对《冰点》进行严厉指责,并召集团中央和中青报的负责人开会。1月24日,中青报的社长和总编向《冰点》主编李大同宣布停刊决定,决定由团中央宣传部作出:袁文极力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罪行翻案,严重违背历史事实,严重违背新闻宣传纪律,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严重损害《中国青年报》的形象,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其实,意识形态衙门利用袁伟时的文章引起较大争议整肃《冰点》,仅仅是卑鄙的借口而已,因为中宣部和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对《冰点》的痛恨由来已久。2004年5月,赵勇前往中青报训话,大耍小官僚的蛮横,呵斥中青报人要当好“喉舌”,但赵勇的小官僚作派和喉舌论遭遇资深新闻人卢跃刚的公开挑战;2005年8月,新任总编李而亮制定的官本位考核条例,遭到李大同等优秀新闻人的强烈抵制;之后,中宣部“阅评小组”就屡屡对《冰点》鸡蛋里挑骨头,纪念抗日战争六十周年的文章是“美化国民党,贬低共产党”,龙应台客观介绍台湾的文章被指责为“处处针对共产党”,胡启立纪念胡耀邦的文章被指责为违反了“没有自选动作”的规定,更有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揭露学术腐败的文章被封杀。
   此次对《冰点》痛下狠手,再次证明胡温上台以来政治上的肃杀之气,也证明了现政权及其中宣部是喝足了狼奶的机构,中宣部的主要官员仍然是“狼的后代”,每一次伸出魔爪,必有优秀新闻人及其报刊被扼杀。
   中宣部忌讳袁教授的“狼奶论”,如同鲁迅笔下的阿Q,头上长癞,秃了一块,便忌讳所有与“光”相关的字眼。事实上,中共独裁教育的确充满“狼性”,中小学孩子们必然要“吃狼奶”;中宣部更是狼性最足的衙门之一,它专门灌输敌人意识和整肃媒体,就是狼性屡屡发作的典型表现。
   同时,在当下中国愈演愈烈的好战民族主义狂潮中,经常能听到好战、嗜血的叫嚣,小说《狼图腾》的持续畅销,由此引发出图书市场和互联网上的狼烟滚滚,大有用“狼图腾”取代“龙图腾”的趋势,都印证了袁文的“狼奶论”仍然是有的放矢。
   一面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口号,一面是“狼性”屡屡发作的整肃,显然与现政权的大幅度左转高度相关。而现在的中共高层在政治上的倒退,又根植于他们的成长背景。
   众所周知,大学时代乃一个人价值观形成的最关键时期。在废除科举制度以来的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人的大学时代大致可分为三大时期:民国时期、毛泽东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相对而言,三个时期的大学教育的最大差别之一就在于:民国时期和改革时期的大学校园,还多多少少有些自由气息,教师和学生还能够接触到多元化的价值观念,走上社会后也感受不到那么浓重的阶级斗争气息。
   1949年中共掌权,胡风激动地写下著名的诗篇《时间开始了》,似乎在此之前的中国没有时间,自然也没有历史。然而,这样的开始,仅仅是毛泽东极权时间的开始,也是全面窜改、伪造历史的开始。无论是古代史还是近现代史的编写和教学,完全是党权甚至党魁个人的权力意识的脚注:几千年历史变成阶级斗争的历史,历代王朝和帝王变成了在黑暗中摸索的盲人,而只有毛泽东及其中共才具有慧眼,找到了带领中国走向光明的途径。毛泽东一登上天安门,历史书上的真龙天子便随之诞生,他的所有决策都是伟光正的,所有的功劳也都归到毛泽东和中共的名下,甚至敢于把中共还未诞生之前发生的“五四运动”,也算作中共的丰功伟绩之一。同时,1949年后的历史教科书中,充满了仇恨灌输和暴力煽动,历代帝王、西方列强、蒋介石及国民党、新中国的阶级敌人、国际上的美帝和苏修、封资修的文化遗产,统统被列入必须砸碎之列。
   所以,在毛泽东时代读大学的青年人,身处最封闭、最单一的校园之中,接受的全是领袖崇拜、暴力革命、仇恨灌输和斗争哲学的教育;他们走向社会后,马上进入了“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火药桶之中,他们所参与的公共活动,是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大批判和整人是他们的必修课。
   换言之,那是只有“狼奶”而再无其他滋养的时代,到处都是革命鼓噪,满耳是斗争呐喊和仇恨宣泄,满眼是钢铁般的嗜血狰狞,人对人的关系甚至比狼对狼的关系还残暴、还险恶。为了政治上的进步,不择手段地整人和自保,已经变成全民性的生存之道。除了毛泽东本人之外,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刚刚出生的婴儿,几乎无人能够躲过无产阶级专政的狼牙和群众运动的狼爪。
   民国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读大学的年轻人,虽然两代人也都经历过毛泽东时代,但他们接受大学教育时期的共同特点在于,二者毕竟都赶上了新旧交替、价值多元的时代。特别是民国时期的大学生,他们毕竟碰上了中国历史上最自由的时期,尽管战乱不断和国民党独裁,但知识界和媒体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还可以公开叫骂蒋介石和国民党。所以,在校园内,那代大学生能够感受到“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气氛;走上社会,面对的也是相对自由的外在环境;国民政府还无法有效地控制言论,遂使他们可以汲取多元化的价值观念的滋养,多少养成了一种相对平和宽容的精神气质。
   改革开放以来,即便中共的正统教育仍然占据大学课堂的主流,但民间自发的思想探索、官方提倡的思想解放与外来思想价值大量涌进的合力,逐渐瓦解了毛时代的单一性、封闭性和暴力性的意识形态,社会上相对开放的观念市场有力地冲击着大学校园,一大批思想开明的知识分子重返大学校园,多样性、开放性和人道性开始在大学生中流行;同时,八十年代毕业大学生也把校园中的多元观念带给社会。所以,改革开放时代的大学生得以再次幸运地接受到多元化的、人道主义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的滋养。
   我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一代大学生,我的大学感受也能印证三代大学生之间的差别。
   我1977年考上吉林大学中文系,经历了校园中最初的思想启蒙和自由空气,康德哲学动摇了唯物主义灌输,《今天》诗歌的个体性表达颠覆了贺敬之式的革命抒情,邓丽君软绵绵的情歌唱垮了狼奶教育灌输的钢铁观念,日本电影《追捕》中女主人公那飘飞的长发改变了李铁梅式的视觉形象;我1982年考上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黄药眠先生的研究生,整个中国洋溢着明亮的改革激情,我一面大量汲取西方现当代的人文思想,一面对中国现实进行批判性思考,亲身参与了当时的文化大论战,也体验到“清污”和“反自由化”的倒行逆施。
   回想起自己读大学和读研究生的时期对老师们的感觉,年龄差异的大小,并不是决定代与代之间的亲疏关系的主要因素,反而是隔代人之间更亲密,而上下代之间更隔膜。也就是说,我们这代大学生与民国时期大学毕业的老一代之间,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和精神沟通,而与年龄更为接近的毕业于毛泽东时代的中年一代之间,却更少共同语言和精神共鸣。哪怕是与那些从延安出来的老一代知识分子相处,其心灵的接近程度也要超过那些中年教师。比如,我读大学本科时的公木先生,读研究生时的黄药眠先生,两位老延安对我们这代大学生皆能尽到了保护之责。
   读大学本科时,校园社团极为活跃,我们吉林大学中文系七七级也有个“赤子心”诗社,共七个人,我是其中之一。著名诗人公木先生当时是吉大副校长兼中文系主任,还兼任吉林省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吉林分会主席等职务,他与年轻人的交往很频繁,以他的资历来支持和保护勇于出新的年轻仁。他不但全力支持校园诗社的自发创作活动,而且在我们毕业之后,当我们诗社的徐敬亚因发表《崛起的诗群》而在清污中遭到整肃之时,公木先生也曾出面保护过他。
   在北京师范大学,我读黄药眠先生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一边教书,一边读在职博士学位,导师还是黄先生。1986年,我连续发表了几篇尖锐批判新时期文学的评论和批评李哲厚先生的长文,在文化界引起较大争论,被称为“文坛黑马”。1987年“反自由化”时期,我遭到当时的教委头头何东昌的点名批评,并想让北师大校方取缔我的博士生资格,也不准校方批准我晋级为讲师。但黄先生作为1957年的六大右派教授,他在恢复名誉后变成北师大颇受尊重的名教授,还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所以,教委要整肃他的博士生必须征得他的认可。于是,教育部派人来找黄先生,黄先生对教委来人的回答大致是:我看刘晓波的文章属于学术争鸣,北师大的学术气氛很沉闷,我的学生刘晓波在文学界引起反响,活跃学术气氛,有利于百家争鸣和文艺繁荣。正是在黄药眠先生和童庆炳先生的保护下,我才没有受到教委的进一步迫害,并于1988年7月获得文艺学博士学位。
   回头再看现今的中共政治局成员的履历,他们都是在50-60年代接受大学教育,可谓“在红旗下”读大学、经过“阶级斗争大风大浪中锤炼”的一代。他们的青年时期正值“红太阳”炽热得让全中国人眩晕的时代,是唱着“咬住仇,咬住恨,仇恨入心要发芽”的一代,是立志象《红灯记》中的李铁梅一样高举着闪亮红灯向敌人复仇的一代。
   也就是说,他们既不同于民国时代读大学的那代人,也不同于改革开放后读大学的“八十年代的新一代”,而是属于在思想观念上根正苗红的一代,所以,他们更在意维护中共的“纯正性”,而更难以接受现代的自由民主观念。用我的朋友的话说:根正苗红就是喝狼奶最多且消化最好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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