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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艾米莉·勃朗特与我俩--给听我读《呼啸山庄》的霞
·捕雀的孩子--给霞
·你·亡灵·失败者--给我的妻
·凶手潜入--给霞
·和灰尘一起等我--给终日等待的妻
·狱中的小耗子--给小霞
·贪婪的囚犯--给被剥夺的妻子
·渴望逃离--给妻
·对玩偶们诉说--给每天与玩偶们游戏的小霞
·从上帝的手中--给妻
·玛格丽特·杜拉斯致刘霞--一个曾经爱过黄皮肤男人的白皮肤老女人给一个黄皮肤女孩的遗书
·一封信就够了--给霞
体验死亡
·体验死亡(北春、2000、7)—“六•四”一周年祭
·给十七岁—“六•四”二周年祭
·窒息的广场—“六•四”三周年祭
·一颗烟独自燃烧—“六•四”四周年祭
·从一块石头的粉碎开始—“六•四”五周年祭
·记忆—“六•四”六周年祭
·我将放纵我的灵魂—“六•四”七周年祭
·那个日子—“六•四”八周年祭
·又逼近并击穿—“六•四”九周年祭
·站在时间的诅咒中—“六四”十周年祭
·献给苏冰娴先生─“六四”十一周年祭
·一块木板的记忆—六四十二周年祭
·我身体中的六四—六四十二周年祭
·六四,一座坟墓—六四十三周年祭
·在亡灵目光的俯视下─“六四”十四周年祭
·六四凌晨的黑暗—六四十五年祭
·让清明变成石头—六四十五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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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反到儿童心灵的荒唐政权
·继续为朱久虎和冯秉先呐喊
·自由灵魂的飞翔竟如此美丽—— 献给卢雪松和艾晓明
·从政治指控到经济指控—置疑以腐败罪起诉黄金高
·“超女”的微言大义
·“超女”变“乖女”的总决赛
·人权高级官员来了,警察又上岗了
·为屠杀而屠杀的野蛮之最
·甘地式非暴力反抗的微缩中国版——有感于太石村村民的接力绝食抗议
·中俄军演 与虎谋皮,后患无穷(1)— 评中俄之间的伙伴关系
·政治绅士VS政治流氓—再论太石村非暴力抗争的启示
·超女粉丝的民间自组织意义
·目盲心亮的陈光诚先生
·9•11四周年祭
·一个赵燕和170名华工的天平
·记住太石村镇压者的名字
·狂妄成精的李熬
·关注郭飞雄先生和仍被羁押太石村村民
·声援艾晓明 谴责黑社会
·中国媒体中的美国飓风
·太石村罢官 谁是真赢家
·李敖不过是统战玩具
·李敖在清华为“盛世”高歌
·新闻良知再次挑战新闻管制
·中共的独裁爱国主义
·在黑金吃人背后——为矿难中的无辜死者而作
·就师涛案致雅虎公司董事长杨致远的公开信
·公民不服从运动在中国的前景
·小品化舞台上的“伪民腔”
·在祭孔闹剧的背后
·无心肝的萧伯纳
·独裁民族主义是单刃毒剑
·人民主权和党主人民的悖论
·巴金是一面下垂的白旗
·在贪官和资金外逃的背后
·胡锦涛的撒钱外交
·虚幻盛世下的“祭孔”闹剧
·斯大林的残暴和女儿的背叛
·杀人无国界与黑箱无底洞
·自由国家在二十世纪的四大失误(之一)
·高智晟律师的启示
·杀平民毁和平的恐怖主义——有感新德里恐怖爆炸
·君临天下的狂妄
·民间觉醒时代的政治转型
·狱中重读《狱中书简》
·唐家璇的脸皮真够厚
·胡锦涛不敢面对悲情胡耀邦
·中共黑箱与哈尔滨水荒
·布什赞扬台湾民主的深意
·共产政权是道统合一的独裁之最——七论共产极权为野蛮之最
·用真话运动瓦解现代独裁政权
·东风矿难与虚假制度——为悼念矿工亡灵和诅咒冷血党权而作
·香港民主的希望在民间——有感于港人争取双普选“12•4大游行”
·萨特说:“反共产主义者是条狗”
·宾雁拒绝作家不战而退
·自由国家在二十世纪的四大失误(之二)——第二大错误:自由英法向极权德意的无原则妥协
·水均益的歪嘴和阮次山的黑嘴
·记住血染的2005年12月6日
·被黑箱再次谋杀的东洲血案
·又见171个矿难冤魂——为哀悼无辜冤魂和抗议无耻官权而作
·但愿“世界人权日”尽早成为历史
·温家宝在法国刷金卡
·中共给镇压杀人标价
·读高智晟的暴行调查
·一个绝望的帖子及其跟贴
·如果统一就是奴役
·《新京报》再遭政治寒流袭击
·新年向中南海作鬼脸
·请关注明天宣判的冯秉先
·难道中国人只配接受“党主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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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互联网

   现在,中国网民已经过亿,中共政权对互联网的态度可谓首鼠两端,丑态百出。一方面,跛足改革需要经济高增长,网络经济的巨大效益自然是赚大钱的工具;另一方面,坚持独裁就害怕信息开放和言论自由,对网络的政治效应极为恐惧。特别是近年来,互联网极大地推动着国人的权利意识觉醒和民间维权,让现政权更为惶恐,遂把控制网络言论和封锁网络信息作为意识形态操控的重中之重,既要不惜投入巨资,建设金盾工程和招募大量网警,又要用经济利益来要挟进入中国的西方网络公司,让他们配合网络管制。
   
   然而,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在改善中国的言论状况上,互联网作用难以低估。甚至在越来越严厉的封网和越来越频繁的网络文字狱的现实之下,互联网对大陆民间力量的帮助仍然巨大。
   
   1999年10月7日,我结束了三年的牢狱回到家中,家中已经有了一台电脑,是朋友送给我妻子的,妻子正在学打字和上网。我一回来,电脑很快就变成了我的写作工具,妻子从此很少碰电脑。

   
   刚回家时,上门探望的朋友,几乎个个都劝我尽快学电脑,但试了几次,觉得面对机器写不出文章,所以,我还曾一度对电脑有抗拒心态,坚持用钢笔在纸上写作。慢慢地,在朋友的耐心劝说和示范下,我逐渐熟悉了电脑,也离不开电脑。
   
   作为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也作为八九运动的参与者和六四后长期介入民间运动的过来人,无论是于公于私,我对互联网的感激,可谓一言难尽。
   
   就个人而言,我在电脑上写的第一篇文章,断断续续地写了一周,中间几次想放弃,但在朋友的鼓励下终于写完。我第一次通过电子邮件寄送稿件,居然几小时后就得到编辑的回音,让我首次感到互联网的神奇,并下决心要尽快学会用电脑。
   
   在言论封锁下,我的文章只能在境外发表。在用电脑前,我手写的稿子,改动起来费时费力不说,寄送成本也很高。为了避免稿件寄送被截获,我往往要从西城奔到东城,找到一位有传真机的外国朋友,麻烦人家帮助传真稿件。如此高的成本,自然要影响写作的效率和热情,一个月能在境外媒体发一、二篇文章,就不错了。
   
   而现在,通过链接着全世界的互联网,只需一台电脑,个人的信息空间一下子扩展到以前难以想象的广阔程度。电脑为我提供写作的方便,网络为我提供了获取信息和对外联络的方便,更为我向境外投稿提供了极大方便。所以,互联网象一台超级发动机,使我的写作如井喷般爆发。写作挣来的稿费,也足以维持独立的温饱生活。
   
   就公益而言,互联网为独裁中国提供了难以完全封锁的信息通道,为民间的发言和交流、特别是民间自组织提供了平台。
   
   在独裁国家,个人的或群体签名的公开信,一直是民间反抗独裁和争取自由的重要方式之一。当年,哈维尔致捷克独裁者胡萨克的公开信,哈维尔等人签署的“七七宪章”,皆是民间反抗独裁的经典文本。特别是群体联署的公开信,既是一种民间政见的表达,也是一种准组织性的民间力量的聚集。
   
   中国民间的公开信产生广泛影响始于八九运动前,著名的方励之首先发表了致邓小平的公开信,要求释放政治犯魏京生,接着又有两次33人和45人的公开信。这三封公开信被视为八九运动的前奏。八九运动期间,民间公开信更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社会各界几乎都发表过支持学生的公开呼吁。
   
   六四后,作为参与和组织民间签名信的过来人之一,当我今天坐在电脑前打字、上网、发邮件之时,常常会勾起一些记忆,大有往事不堪回首的感慨。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大陆民间曾经出现过一个公开信运动的小高潮,先后出现了数封由体制内外的著名知识分子发起的签名信,《劳动者权益保障同盟宣言》、《关于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建议》、《反腐败建议书》、《汲取血的教训 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六四”六周年呼吁书》,这些签名信的内容无一不涉及到人权保障,签名者包括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特别是在1995年,围绕着六四六周年出现了一系列公开信,最有影响的当然是《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吁实现国内宽容》。这封信由老资格的党内自由派人士许良英先生发起,由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领衔,汇集了多位中科院院士和文化名流,包括杨宪益、吴祖光、楼适夷、周辅成、范岱年、王子嵩、丁子霖、蒋培坤、王若水等人;天安门母亲们也是在1995年发表第一封致中共人大的公开信,之后连续十年每年一封的公开信;我和包遵信先生发起的要求陈子明保外就医的公开信,也动员出一批著名知识分子,包括北京大学的季羡林、汤一介、乐黛云,北京师范大学的何兹全、童庆炳、王富仁等。
   
   可以说,1995年是六四后民间维权运动的第一个高潮时期。
   
   然而,在当时的通讯技术的限制下,组织一封签名信的时间之长和成本之高,是那些只经历过网络维权运动的人们难以想象的。为了完成一封六四的公开信,提前一个月就要开始准备。先要寻找发起人并把人凑齐,就需要一段时间;之后讨论信的内容、措辞、发表时机,起码要花费几天时间才能达成共识;接着要找地方把手写的公开信变成铅字,还要打印和付印数份,一般要去建国门外的外国朋友那里来完成;确定的文本出来后,就是最为费时费力的事情,发起人分头去负责征集签名。由于官方对敏感人士的电话监听,大家不太敢使用电话这一当时最方便的联系工具,而只能骑着自行车或坐公交车奔赴北京城的东西南北;比如,我曾参与起草和发起纪念“六四”六周年的公开信,为了征集到著名诗人芒克和著名画评家栗宪庭先生的签名,我必须去两位朋友的家中当面谈,这就要从北京的大西边跑到大东边,再从大东边跑到大北边,真的是耗时、费力且成果有限。
   
   在没有网络的时代,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汇集到几百个、甚至上千个签名,也不可能迅速地传遍全球。那时,民间公开信运动的参与者和影响的范围都非常有限,忙了许多天,最终汇总来的签名也就只有几十个人。
   
   而当中国进入网络时代以来,民间声音的发出便有了难以全面封锁的技术依托。
   
   1,互联网催生出“网络维权”的兴起。与九十年代那种通过电话和骑自行车来征集群体签名的维权活动相比,新世纪的签名信运动因网络的出现而有了飞跃性的提升,民间动员能力的迅速扩张——数量和质量的同步飞跃——源于互联网的便宜、高速、方便和无界等特征,使自组织维权的成本大幅度降低。公开信的起草、讨论、修改和打印,都可以在电脑上完成。只要轻轻按几下鼠标,几封往来的邮件就能基本解决问题;最困难的征集签名,也可以通过群发邮件和签名网站解决。一封群发邮件可以同时征集到数十个、上百个签名;一个全开放的固定的签名网址,可以同时征集到中国各地和世界各地的签名。如果再有志愿者负责收集签名的数量和留言,每天通过网络发布签名进展的相关信息,就会形成持续而广泛的网络维权。同时,民间的维权网站也应运而生,“公民维权网”就是其代表。
   
   2,网络发言的便捷、开放和自由,造就了近年来民间舆论的活跃,网络民意也逐渐变成舆论监督的主力军,每逢发生重大的公共灾难,巨大网络民意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传统媒体和官方态度。首先,网络民意逼迫其他媒体在信息提供上逐渐开放和多元,能否跟上网络的信息和民意的脚步,已经成为衡量某一媒体开放度的重要标准之一。其次,官方可以掌控传统媒体,却无法完全掌控网络,那些在传统媒体上被封杀的丑闻大都通过互联网传播,并形成强大的网络民意,迫使官方不得不多少顾及到民心所向,不得不有限地开放某些领域的信息发布,与丑闻相关的官员也要出面向受难者家属和全社会表示道歉。最早的高官道歉发生在2001年3月的两会期间,“芳林村小学爆炸惨案” 造成41人死亡,引发巨大的网络舆论潮,时任总理的朱鎔基出面向受难者家人和全社会道歉。从此以后,官员道歉现象就不断出现。同时,在强大的网络民意的作用下。最高当局也要对相关官员作出替罪羊式的处罚(如SARS、重大矿难、松花江水污染等)。
   
   3,互联网具有强大的信息交流和人气聚集的功能,为民间自组织提供便捷的平台。首先,互联网为民间的思想学术的聚集提供方便的平台,一个民间网站或BBS就是一个凝聚同仁的自组织平台,网友之间的交流及其争论,为形成经过充分讨论的思想共识提供了基础。其次,在围绕着某一个案或重大社会事件的民意聚积和组织上,网络为民间动员提供了强劲助力。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黑龙江的“宝马案”),或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受迫害及其反抗(比如刘荻、杜导斌、卢雪松等),一经网络的传播,就会立马形成巨大的网络舆论,继而就可能形成一次网络维权,最终变成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和声援的公共事件。
   
   4,与此相关,网络的自由和高效还具有非凡的“造星”功能,不光可以在短时期内造出类似“芙蓉姐姐”这样的娱乐明星,也可以造就一个接一个“民间维权之星”,造就民间的“意见领袖”、“道义榜样”或“真话英雄”。首先,通过网络传播,已经成名的中年知识分子可以迅速扩大其思想和公共评论的影响力,如刘军宁、徐友渔、秦晖、崔卫平、张祖桦等人;其次,网络使新一代知识分子脱颖而出,如极具号召力的余杰、王怡等人;再次,网络造就民间英雄,如被奉为真话英雄的军医蒋彦永,农民企业家孙大午,维权领袖冯秉先,优秀媒体人程益中、卢跃刚、李大同等人,大学教师焦国标和卢雪松等人,皆成名于民间的网络维权;最后,近年来,一个维权群体通过网络而成为著名的公共人物,这就是维权律师群体:张思之、莫少平、浦志强、朱久虎、高智晟、郭飞雄、腾彪、许志永、李柏光、李和平、李建强等人。
   
   难怪有中国的基督徒说:虽然中国人缺乏宗教感,大多数人也不信西方的上帝,但上帝的普世恩惠决不会遗弃苦难的中国人,互联网就是上帝赐给中国人的大礼,它为中国人摆脱奴役和争取自由的事业提供了最好的工具。
   
   2006年2月14日于北京家中(首发《民主中国》2006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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