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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说:“反共产主义者是条狗”

萨特与加缪,堪称法国知识界的双子星座,两人同属于法国左翼和介入型公共知识分子,先后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萨特拒绝)。在两人还未相识时,他俩已经通过作品表达着互相欣赏,加缪夸过萨特的成名作《恶心》(1938年),萨特赞过加缪的成名作《局外人》(1942年)。1943年6月,在萨特剧作《苍蝇》首演式上,两人初次见面,大有相见恨晚的遗憾。二战后的前几年,两人的友谊进入蜜月。
   但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两人在如何看待苏联共产主义问题上产生分歧,萨特主持的《现代》杂志刊发让松批判加缪《反抗者》的长篇文章,指责加缪过于沉溺于个人反抗而脱离了阶级反抗,之后是愈演愈烈的笔仗。1952年,加缪答复批评的17叶长信发表于《现代》8月号上,萨特写下长达20页的长文《共产主义与和平》作为答复,明确表示自己选择共产主义阵营。同时,《现代》还发表了让松继续批评加缪的30页长文。这场争论,终于导致两人分道扬镳,尽管萨特对苏共的支持在1957年转变为批评,但直到1960年加缪因车祸去世,两人也没有再次握手。
   加缪认为,法国知识界是“肮脏的”,一向养尊处优的萨特却选择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作个“斯大林主义者”,实在有些滑稽可笑。加缪在日记中写道:“《现代》杂志,他们接受罪恶却拒绝宽容——渴望殉道……他们惟一的接口是这可怕的时代。他们身上的某种东西,说到底,向往奴役。”(《加缪传》P556)其实,对萨特的斯大林主义倾向的最早洞察是美国人。早在萨特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之前的1946年,萨特访问过美国,他与美国知识界相处得并不愉快。他指责美国人过于追求物质财富而缺乏对生命的“重大关怀”。但在美国人看来,他的态度有种欧洲民族主义的傲慢,其学说不过是“形而上学的斯大林主义。”

   1947年,加缪也访问过美国,他与美国知识界的交流远比萨特和谐。因为加缪的人道主义及反暴力立场与美国知识分子反斯大林主义的立场更为接近。与萨特和加缪在美国交流过的著名政治学家阿伦特认为,加缪是“来自抵抗(法西斯)的人。他绝对诚实,有政治眼光。”加缪还是一位没有“欧洲民族主义”情绪的欧洲人,是可以“四海为家”的人;而“萨特是一个过于典型的法国人,太文学,太有才气,太有抱负,……”
   两人决裂后,萨特的情人西蒙•德•波伏娃曾在回忆录中恶毒地攻击过加缪。她把加缪称为“《战斗报》的一个‘小暴君’、一个陷入‘抽象的愤怒’和‘道德准则’的人。由于‘无法妥协’,他成了‘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一个越来越顽固的拥趸’。被反共产主义妖迷心窍,加缪成了可疑的‘伟大原则’的一名信徒。”
   1952年,萨特正式宣告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他对斯大林的大清洗给予同情的理解,将大清洗视为一场被包围的革命的可以理解的自我保护;他把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视为同志,将苏联模式视为人类发展未来。尽管,加缪从来不是资本主义的辩护人,但他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红色暴力,他认为斯大林的大清洗无异于谋杀,他把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一律视为敌人。
   奇特的是,萨特左倾却从来没有加入过任何政党,当然也不是法国共产党党员,而加缪早在1935年就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并创建“劳工剧团”,在抵抗运动时期,他成为法共的骨干并创办的《战斗报》,是法国地下反法西斯运动的最著名报纸。但在战后,萨特为苏联共产主义及其暴力辩护,而加缪反对苏联共产主义和一切暴力,他遭到法共的审判,并作为“托派分子”被开除出党。
   加缪把萨特视为亲共亲苏的左翼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而萨特把加缪视为非暴力信徒的代表。在与加缪的争论中,萨特曾写下过一句名言:“反共产主义者是条狗。”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法国和西方的知识界,萨特的名字如日中天,他对加缪的抨击自然颇有市场,而加缪的反共产主义反暴力的立场却显得孤立无援。正如洛特曼在《阿尔贝•加缪传》中所言:“萨特宣布他无论如何都支持斯大林主义,而加缪拒绝加入那些时兴的激进大众,他们是跟谋杀犯作交易的人;因此,他遭到萨特主义者的嘲笑和侮辱,而当时几乎每个人都是萨特主义者。”
   斯大林的死亡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暴行的揭露,使前苏联作为共产主义灯塔的光辉逐渐黯淡,但萨特等西方左派并没有从中汲取教训,一面为斯大林主义辩护,一面又把另一东方共产大国的极权者毛泽东视为新的救星。
   因此,萨特一直是东方极权者的座上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萨特和波伏娃作为贵宾,先访问苏联后访问中国,两次受到优待的访问变成两篇赞美东方共产极权的赞歌。
   1954年萨特与波伏娃访问苏联,当年12月萨特被选为“法国-苏联友好联盟”副主席。访苏回国后,萨特发表了许多赞美苏联的演讲和谈话。他公然宣称:“苏联公民能比我们更充分、更有效地批评政府”,“在苏联有绝对的批评自由”,“苏联人民不是不可以自由出国旅行,而是他们不愿意离开自己美丽的国家。”他还专门写了讽刺反共媒体的戏剧《涅克拉索夫》。
   直到1956年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发生后,萨特的苏联梦才被击碎。萨特在《现代》杂志上推出一期长达487页的匈牙利暴动专题,其中刊载数十位匈牙利人的文章,专题的导言是萨特亲自撰写的长达120页的论文《斯大林的幽灵》。这是当了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的四年传声筒的萨特第一次发出独立的声音。萨特自称,从1952年到1956年的四年间,他是苏共的支持者,但从1957年开始,他变成苏共的批评者。
   是的,曾经为斯大林大清洗辩护过的萨特,现在开始抗议苏共逮捕和审判持不同政见作家,抗议苏共把索尔仁尼琴开除出作协,抗议苏联出兵捷克和入侵阿富汗,……也等于否定了他作为斯大林主义者的四年。尽管如此,他仍然相信:“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对我们来说,共产主义是惟一有可能通往社会主义的运动。”所以,他对加缪的批判态度仍然未变。
   在最早赞美毛泽东中国的法国名流中,当然少不了萨特和他的情人西蒙•德•波伏娃。
   1955年9月至11月,萨特和波伏娃应邀访问中国,两人受到中共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在中国足足游览45天;10月1日白天,他俩作为贵宾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大典;当晚,两人又被请上天安门,与茅盾夫妇同桌观看焰火。受到如此优待的两个法国名流,自然对毛泽东的中国大加赞美。
   在后来回忆中,波伏娃这样描述毛泽东:“毛泽东就站在他的画像下。他像平常一样,身着灰中带绿的上装,戴着一顶帽子,这顶帽子他不时取下,向欢呼的人群挥舞。”“毛泽东也是一样地问候每桌的朋友,他信步从容。中国领导人最迷人之处,就是他们毫不做作。”她又这样描述天安们广场上的人群:“在这些脸庞上,你看不到奴性,在他们眼里,你也看不到空洞的注视,你看到的是情感。”
   虽然同为哲学家,但萨特对中国的赞美,还是不同与女人的感性描述,而很有存在主义哲学的味道。1955年1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萨特的文章《我对新中国的观感》。萨特说:“在中国,社会主义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中国必须或者灭亡,或者走向社会主义;它必须或者灭亡,或者变成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然而,只要看一看你们欢乐的青年和儿童,就会理解这个国家一定不会灭亡。”“人们在巴黎读了你们的书籍,看了你们的报告,也还是可以想象的。可要真正掌握这个伟大性的尺度,那却非得要亲自来你们这里……在同一天,看到了鞍山的高炉和附近土墙茅舍的乡村,农民们有的还在徒手耕作。每一天,每看一眼,必定要同时看到古老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才能够懂得你们当前的情况正是这个了不起的和生动的矛盾所构成的。”“这个伟大的国家正在不断地转变。当我到达这里的时候,我那些从中国回到法国的朋友所讲的情况已经不再完全正确。”
   回国后,萨特又在《法国观察家》周刊上发表了《我所看到的中国》一文,盛赞中国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波伏娃利用45天的观感和收集到的资料,写出长达500余页大书《长征》,详细介绍了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该书在西方出版后,引起了极大反响,对扩大毛泽东中国在当时西方的影响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让人想起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但是,中国在60年代却开始批判萨特主义。
   毛泽东发动文革,喊出“造反有理”的口号,更变成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和一代激进青年的模仿对象。当中国的红卫兵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学生造反运动”也在风靡西方。说来也巧,在中国文革高潮的1968年,法国也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五月风暴”,萨特旗帜鲜明地支持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如同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支持红卫兵运动一样。萨特喜欢学生提出“把禁止禁止掉”的口号,他还煽动说:“暴力是遗留在学生手中的唯一的东西, ……在我们西方国家,学生代表了反对既定统治的唯一力量。”与此同时,美国的“校园反战运动”也贯穿六、七十年代。正如《毛泽东传》的作者菲力普•肖特所言:对于成长于1960年代、被革命激情燃烧的一代欧洲人来说,遥远的中国和轰轰烈烈的“文革”让他们充满向往与理想,尽管并不清楚那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1960年代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刻下烙印。
   萨特不仅赞美斯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也同样赞美卡斯特罗的古巴。他也曾作为古巴政府的座上宾前往哈瓦那,在主席台上与极权者卡斯特罗并肩而立,接受数十万民众的欢呼。在那次聚会上,卡斯特罗的演讲从下午延续到深夜,居然长达八个小时,萨特也和十万愚民一样聆听到底。集会散后,萨特惊叹道:古巴革命塑造“新人”的事业竟如此成功,甚至改变了人的生理需要,征服了睡眠、休息和自我。他还与卡斯特罗和格瓦拉进行彻夜长谈,他把格瓦拉奉为世界上最完整的人,进而把极权古巴当作“一种直接的民主制”。
   
   随着东西方冷战的结束,两人之争作为反省冷战时期的西方左倾思潮的一部分而被再次提起,西方知识界才明白:共产主义暴力的信徒萨特是荒谬的,他的政治视力只有0.5,而和平主义者加缪是正确的,他的政治视力是1.5。
   新世纪里回首萨特当年的明言:“反共产主义者是条狗。”我不得不说:“萨特一度曾是共产极权的一条名狗!”只不过,这条名狗生活在西方,享受着免除恐惧的自由,即便对资本主义的抨击再激烈,也不必担心被批斗、被流放、被下狱、被枪毙、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而活在斯大林时代或毛泽东时代的名流们,不要说公开反对“共产主义”,即便是完全拥护共产主义的名流,只要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与极权者稍有不同,也难逃被打入地狱。从苏共的托洛斯基和布哈林到中共的彭德怀和刘少奇,以及太多的知识名流,大都由“共产主义的名狗”沦为“共产主义的弃狗”,进而在大清洗和文化大革命之中变成尸骨无存的“死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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