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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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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体中的六四—六四十二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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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凌晨的黑暗—六四十五年祭
·让清明变成石头—六四十五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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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为朱久虎和冯秉先呐喊
·自由灵魂的飞翔竟如此美丽—— 献给卢雪松和艾晓明
·从政治指控到经济指控—置疑以腐败罪起诉黄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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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无国界与黑箱无底洞

   11月9日,约旦首都安曼三家酒店发生连环恐怖爆炸案,造成57人死亡、三百多人受伤。死后的调查显示,此次恐怖惨案为扎卡维领导的伊拉克圣战基地组织所制造。
   
   在此次恐怖袭击中,已经确定的死者国籍分别为:约旦38名、伊拉克4名、巴勒斯坦4名、中国3名、卡塔尔1名、黎巴嫩1名。再次凸现出恐怖主义的“杀人无国界”的邪恶特征。
   
   自美国9·11的恐怖主义惨案以来,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论调认为,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恐怖袭击主要是针对西方人,是弱者反抗强者的极端形式。然而,在世界各地不断发生的恐怖袭击中,死伤的平民并不都是西方人,甚至大多数不是西方人,比如,2005年7月23日,发生在埃及红海旅游胜地沙姆沙伊赫的连环爆炸,造成83人死亡,200人受伤,死者中只有8名外国人,伤者中也只有28名外国人,其余的死伤者全部是埃及人。

   
   中国人死于恐怖袭击的人数,从2001年8月19日两名中国人死于发生于菲律宾南部的绑架案以来,已经有29名中国人先后在海外恐怖袭击中遇难。可悲的是,对国人惨死于恐怖袭击的悲剧,大陆中国的官民反应却尽显荒谬。
   
   首先,在中共式反美爱国主义的长期灌输下,对发生在西方各国的恐怖惨案,大陆媒体和网路上的叫好声不绝于耳。即便对同胞惨死于恐怖袭击的反应,也有大量网民不是谴责恐怖分子,而是把罪责归罪于美国。然而,反美反西方是一回事,用平民生命来要挟美国是另一回事。如果不用平民生命作人质,对美国的反抗或许还有些许合理之处,而一旦用屠杀平民生命来宣扬反美,就是比黑社会绑匪更邪恶的犯罪,根本得不到任何意义上的辩护。极而言之,即便是对一个恶棍的报复,也不能用屠杀恶棍的亲人或无辜的人来实施。
   
   其次,三名国人在约旦死于恐怖袭击,尽管中共官方在第一时间谴责恐怖主义,并要求驻外使馆全力安置死伤者、慰问其在国内的亲人、做好善后工作,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官方媒体对三位死者的身份却一直讳莫如深:在惨案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官方媒体只提及三名死者为中国国防大学学员代表团成员,却不愿意透露该代表团的人数、去安曼何为,特别是不愿提及三位死者的真实身份,甚至在报道中连死者的名字都不愿披露。翻看新华社10月10日、11日的报道,根本没有提及三名死者的名字和身份的完整信息。直到11月12日的报道才第一次披露三人名字:“由国防大学副校长赵刚率领的赴约旦处理遭遇恐怖爆炸善后工作组12日上午乘专机抵京,同机将遇难学员孙靖波、张康平、潘伟的遗体和国防大学学员代表团接回北京。”虽然说出了三位死者的姓名,但仍然没有透露三人身份的完整信息,继续将其称为“国防大学学员”。
   
   而据海外媒体披露,国防大学访问团共有34人,代表团成员为国防大学师职领导干部学习班学员,带队的是国防大学某教研室负责人,少将职衔。三位死者实际身份皆为中共军官,潘伟,44岁,解放军总后勤部副局长;张康平,42岁,解放军总政治部军;孙靖波,41岁,军委办公厅军官;从三人的职位推测,他们的军衔低则少校、高则大校。
   
   正因为三人皆为中共军官且任职于中共军队的要害部门,所以中共军方才会进行高规格的安葬。据中共在香港的喉舌《文汇报》10月13日报道:据消息人士透露,在约旦恐怖袭击中遇难的三名中国军官孙靖波、潘伟、张康平的告别仪式,将于14日在八宝山告别大厅举行,15日国防大学将举行追悼仪式,预料中央军委副主席级领导将前往参加。三位死者将会被追授烈士称号。
   
   为什么中共新华社的报道刻意淡化三人的军官身份?为什么境外的人可以通过中共驻港喉舌了解到三人的真实身份和职位,而大陆人却只能知道“国防大学学员”这样模糊的身份认定?
   
   如此隐瞒三位死者的真实身份,于死者、于官方、于国民,皆是只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愚蠢行为。
   
   从国民权利的角度讲,中国仍然是个充满政治歧视的社会,大陆新华社和香港《文汇报》同为中共喉舌,但由于前者主要面对国内公众,而后者主要面对港台和其他海外华人,所以,二者对同一时政新闻的报道,就可以在事实方面有重大区别:香港人有权知情的,大陆人却无权知道。同为中国人,大陆人与香港人相比,在政治上注定了二等国民的地位,连了解自己的同胞在境外遭遇恐怖袭击并遇难这样重大的公共信息,也要受到如此不平等的歧视对待!
   
   从死者及其亲属的角度讲,中国传统讲究“人命关天”和“死者为大”,特别是死于重大公共灾难的国人,更应该得到上至政府下至国民的关注和悼念,也应该得到国内媒体的准确、全面、客观的报道。三位军官的遇难显然属于死于重大公共灾难,按照官方的规定也属于“公务殉难”,但他们身份却被官方媒体先隐瞒、后含糊,这对死者及其亲属而言,是极大的不尊重;对那些关注和悼念死者的国人,也是一种知情权侵害和情感亵渎。
   
   从官方角度讲,隐瞒意味着把公共信息锁进黑箱,难免让外界猜测这些中共军官前往安曼的意图。如果仅仅是军事院校之间的交流,为什么要隐瞒?难道这种交流中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机密?即便实际上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但这样来处理公共信息,只能给人以极为负面的观感:中共治下的中国似乎是个黑箱无底的社会,握有公权力的政权可以基于党权的政治需要,任意操控那些向社会提供准确、客观的公共信息的媒体。只要官方愿意,任何本来属于全社会的公共信息都可以被定义为“国家机密”,并在国内媒体上或消失或歪曲或片面或含糊其词。
   
   正如国人无法从国内媒体上了解中共掌权以来的历次重大、特大公共灾难的真相一样。不要说从毛时代的镇反、三五反、反右、大跃进、文革到后毛时代的六四、镇压法轮功的人为灾难,国人无从获知基本真相,即便是数不完的公共安全事故灾难和自然灾害的真相,国人也无法从国内媒体上得到比较完整的信息。
   
   恐怖主义毁灭生命,信息封锁践踏人权。
   
   如果说,在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的人类社会中,恐怖主义的“杀人无国界”,是专以毁灭宝贵的生命为职业的野蛮之最;那么,在信息自由已经成为普世公认的基本人权的现代社会,中共媒体的“无底洞黑箱”,就是专以毁灭宝贵的公共信息为职业的前现代野蛮。
   
   2005年11月13日于北京家中(《民主中国》首发2005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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