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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是一面下垂的白旗


   2005年10月17日,巴金,这位有文学成就且良知未泯的百岁老人,终于解脱了。带着他未能完全兑现的“说真话”表白,带着他未能完全解脱的内心不安,带着他未能如愿的“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提议。
   10月24日下午,巴金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胡锦涛等中共要员献上花圈,中共政协主席贾庆林等人到现场慰问,文化界名流们发表的美誉之词更是充斥国内各大媒体。

   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中,不苛责、不贬损、不拔高的评价,才是对巴金这位世纪老人亡灵的尊重。分享过巴金作品的人,理应表达一份悼念;欣赏他号召“说真话”、“忏悔”和“建立文革博物馆”的人,更应该以行动来完成亡灵的遗愿;对巴金曾经有过的懦弱和盲目,也可以给予同情的理解。因为,在暴政的中国,不要说类似林昭那样的圣女,就是类似马寅初那样的宁折不弯的名流,也只能是极为罕见的“人格”。如果说,苛责容易导致“棒杀”,那么,无限拔高就必定要走向“捧杀”。
   官方主导下的悼念巴金,是中共如何关心文学大师的统战表演。中共恩赐了“人民作家”和“文学巨匠”的荣誉,新华社发出的《巴金同志遗体在沪火化 贾庆林等到殡仪馆送别》报道,全文1121字,只有222字用于巴金丧葬,绝口不提文革中巴金遭遇的迫害,更没有提及巴金的“说真话”、“忏悔”和“文革博物馆”,却把889字用于中共当局的关怀,其中仅罗列各级中共高官的名字就占了583字。
   再看文化界对巴金的悼念,颇有无限拔高的“造神”味道。几乎所有参与悼念巴金的文坛名流们,都高调赞美巴金的“说真话”和“自我忏悔”的精神,王蒙等文人更给巴金戴上“一面旗帜”和“世纪良知”的高帽,但几乎无人肯用“说真话”和“忏悔”的行动来继承巴金的遗志。比如,余秋雨称:巴金“说真话”的遗训“最重要”,是“这个世纪箴言”;舒乙说:“《随想录》是个纪念碑。”然而,余秋雨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表演,舒乙对自己在文革中批判亲爹老舍的大义灭亲之举,至今都毫无忏悔之意,更谈不上说真话了,居然还好意思大言不惭。所以,这种无限拔高的悼念,大都是又一次犬儒大表演。
   在我看来,如果把中国现代文学放入整个世界现代文学中比较,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就根本没有“文学巨匠”。就巴金的文学成就而言,他也仅是一位有影响的作家而非文学巨匠。我这代读过大学中文系的人,大都学过1949年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知道所谓的“现代文坛六大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和巴(金)、老(舍)、曹(禺)——之评价,他们六人几乎占据了整个现代文学史,但这样的文学成就排序是政治性的,完全是中共钦定史学和统战策略的产物。
   作为作家,巴金的最大缺陷是文学语言没有什么独创性,甚至写过一些很烂的作品,对汉语文学写作的贡献远逊于鲁迅、沈从文、老舍、曹禺等人,甚至不如张爱玲和萧红。巴金虽然创作了不少长篇小说,但只有一部长篇《家》还算差强人意,而且只是在社会影响的意义上,而非文学独创性的意义上。巴金的其他长篇则拖沓、臃肿、矫情,表达缺乏克制,文字毫无美感,起码我在大学时代就读不下去。
   如果以自然生命而论,巴金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六大文坛楷模中最长寿者,活成了中国文坛上第一位百岁泰斗。然而,以文学生命和人格生命而论,六位中最幸运的,倒是死的最早的鲁迅,他毕竟没有在中共治下变成文学植物人。他死于1936年,不可能陷于强制性的思想改造泥潭,也不可能被逼无奈地写检查羞辱自己,更不可能或被游街批斗、或蹲牛棚、或下大狱、或被打死、或死于不堪侮辱的自杀。换言之,鲁迅过早的肉体终结成全了其精神长驻。尽管他被毛皇帝钦定了“骨头最硬”之旗手地位,变成戏子之间相互混抡的打人棍子,但那不是鲁迅本身的过错,而是极权制度的罪恶。
   其他的五人,郭沫若从“流氓加才子”堕落成最无耻的文人,茅盾由小资加左倾活成圆滑平庸的文坛不倒翁,曹禺由戏剧天才变成懦弱的御用捧艮,老舍作为京味小说大师,先是被奉为“人民作家”,继而在党国无义和妻儿无情的夹攻之下,变成了太平湖里的鱼食;最长寿、也享受了最多官方优惠的巴金,由多产作家变成文学上的准植物人。
   当敏感的沈从文先生在50年代初被迫害并自杀未果之时,身为老朋友的巴金并没有说真话;在沈从文先生放弃文学而选择沉默之时,巴金却在高歌伟大的新时代,在反胡风运动中落井下石。面对惨遭文字狱之害的胡风等人,巴金表达了足够的“愤怒”,再次发出“我要控诉”的呐喊,他声讨胡风的文章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和《文汇报》上。他甚至批判胡风的微笑是“包着侮蔑”,把胡风等人比喻为令人作呕的“脓”。他说:“对付他们应该用他们的办法:一不做,二不休,是脓,总要排出!”(见《他们的罪行必须受到严厉的处分》,载于1955年5月27日《文汇报》)在更大规模的反右运动中,巴金的太多的熟人和朋友纷纷落难,但巴金却幸运地躲过一劫,所以他开始加倍地进行效忠表演,1959年中共掌权十周年大庆,巴金连续发表了《我们要在地上建立天堂》、《迎接新的光明》、《无上的光荣》等七篇散文。
   但巴金的效忠并没有让他免去所有灾难,横扫一切的文革也落在巴金一家头上。当老舍先生在文革的百般羞辱中选择自我了断之时,巴金一家也遭到了1949年后的第一次冲击。红卫兵翻墙进入巴金的家,喝令巴金全家人都站出来。巴金的妻子萧珊溜出去向派出所报案,派出所居然不敢管。巴金、他的两个妹妹和女儿李小林一起被关在厕所里;后来,巴金又被赶进牛棚和挨批斗,他在五七干校里写自我作践的检查,还揭发和批判自己的同仁。妻子萧珊在文革中病故,巴金也没能为她送行。
   尽管,在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巴金写出《随想录》,提倡“说真话”和“忏悔精神”,自我解剖“由人变兽”的过程;胡风平反后,巴金无颜见胡风,并在《随想录》中向胡风等人忏悔;他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以总结历史教训、避免此类悲剧重演。特别是巴金的自我忏悔,在当时文坛的一片诉苦声中,的确极为罕见的良知发现,曾一度让人们看到了1949年前巴金的模糊影子。但也必须看到,他的讲真话和忏悔是有界限的,即只在中共当局划定的范围内。比如,他只在被当局定性为“十年浩劫”的文革上讲真话,他也是在胡风等人平反后才表示忏悔,但在八十年代批《苦恋》、“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等意识形态整肃运动中,他并没有讲真话;六四大屠杀及整个90年代的万马齐喑,是最需要说真话的时刻,也是巴金这样的名流最该说真话的时刻,但巴金却选择了“沉默是金”!无怪乎著名学者朱学勤曾质问道:“ 他(巴金)说,他最后的十年,他是以三个字活过来的——说真话。这十年该说的真话太多了,您老人家说几句吧!不要说一百句,你说一句行不行?说一句没人拿你怎么样?”
   也就是说,巴金的后半生,懦弱多于良知,假话多于真话。如果说,1949年前那位发出“我控诉”呐喊的独立作家巴金,是一代苦闷青年的代言人;那么,1949年后,独立作家巴金死了,剩下的不过是“御用文人”加“政治花瓶”的巴金。
   巴金去世前,自1999年以来,在上海一座著名的医院中某一间特护病房内,躺着中国文坛仅存的所谓泰斗,任何人要去看他都要经过特许。只有当巴金去世后,公众才知道他躺在华东医院1号楼的某间病房里,一楼楼层和电梯都有警卫把守。这位说不出话、认不清人、手不能动、足不能抬、食不能进、排泄失禁的“人民作家”,基本处于植物人的状态,也许连痛苦都感觉不到了。媒体上却说,巴金对前来祝寿的中共高官还能以微微点头来表示谢意。据说,每天用于维持巴金生命的费用高达三万元左右,而这对于正在经济腾飞的大上海来说,肯定是一笔小钱。为了炫耀代表“先进文化”的姿态,独裁党肯定不会在乎这点钱。
   病夫治国,乃独裁国家的独特景观。想当年,毛泽东连话都说不清了,但通过对口形,毛仍然具有一句顶一万句的权威,主宰着数亿人口的大国。巴金的晚年,病得比老毛还重。据说,在巴金的头脑还间或清醒之时,曾多次请求“安乐死”,均被拒绝。因为,党不答应,家属不答应,热爱文学大师的人们不答应。巴金经不住人们的极力挽留,只好服从比他个人的痛苦更宏伟更高尚的大道理,就只好表示“为大家而活”。
   于是,他仍然作为“娼优所蓄”之文坛的名义领班——中共作家协会主席和中共政协副主席——而活着。许多歌功颂德的大戏还需要他的荣誉出场。比如,每年的巴金生日,这位“文坛泰斗”都要在家人和医护人员的精心侍侯下,接受来自独裁权力和文坛戏子们的虚假膜拜,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特别是中小学生们的祝寿。 2003年,全国同贺巴金百岁生日,巴金被授予“人民作家”的荣誉称号,温家宝亲临病榻前探望。
   在中国,统治者与著名文化人之间的统战游戏古已有之,从先秦诸君主豢养大堆食客就开始了。中共是此传统最具有创造力的继承者,玩的既得心应手又残酷无情(与斯大林统战高尔基颇有共同之处),如何玩,全看中共的政治需要。需要点缀时,就是价值连城的古董花瓶,摆放在高高的醒目之处;而不需要时,就是一堆碎石烂瓦,弃之于无人荒野。当中共眼中的巴金还有利用价值之时,他的亲人就一定要精心地守候和看护,生怕稍有不慎摔成碎片——哪怕这只古董的内在价值早已死去!
   2002年的中共两会,虽然巴金远在上海的病床上,却仍然被北京人民大会堂里的代表们选为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那一刻,把植物人钦定为国家领导人且全力维持巴金心跳的中共当局,继续让整个中国付出“心死”的道德代价。
   巴金去世后,据《金陵晚报》10月18日报道说:“昨晚7点多一点,记者就得到了巴老去世的噩耗,马上赶到华东医院,但警卫已经戒备森严,待到许多记者都赶过来,几名武警也赶到了现场,把守住医院的两个门,只有上海市政府的车辆不断穿梭,市领导们纷纷来吊唁巴老。门前的记者越围越多,警卫也越来越严。”
   中共武警对巴金之死的戒备森严,只允许当官的出出进进,而把记者和公众挡在门外,典型地凸现了被中共供养的最后巴金,他绝非中国的“世纪良心”,而是极权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即作品平平、人格卑微和名声巨大之间的反差,几乎是中国当代知识名流的共同形象。当下的中共高官及文人们对巴金的礼赞,也是这种形象的延续。巴金身后的“巨匠”、“良知”和“旗帜”的评价,凸现的绝非当下知识界对老人的尊敬,而是知识犬儒时代的自我矫情:政治权力的戒备森严、俯身倾顾和贴耳软语,展示着权力俯视下的上等奴性;文人颂歌的华丽艳俗、夸张拔高和虚伪矫情,延续着低贱仰视中的高境界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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