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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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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什么发动鸣放和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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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女粉丝的民间自组织意义


    
   掀起“超女”风暴的最重要角色,与其说是台上的“偶像”,不如说是台下的“粉丝”,正是庞大的粉丝群体掀起了一场自发的“草根造星”运动。

   虽然,这种“草根造星”与政治民主无关,然而,它显然具有民间自治的意义。
   投票权利激发出的热情和责任
   商业化娱乐必须具有强大的“造星”功能,只有永不缺席的“明星”,才能造就出源源不断的“追星族”。“超女”之所以取得超级成功,在于它创造了新的“造星机制”,进而创造了空前庞大的粉丝群体,超女粉丝对偶像的狂热追捧,远非其他娱乐明星的追星族所能比拟,华语流行歌坛的“四大天王”,大概也没有享受过如此拥戴。
   在其他类型的商业娱乐中,偶像与纷丝的关系严重失衡,偶像的出现与粉丝没有多大关系,主要来自专业公司的制造,所以,偶像主动而粉丝被动,偶像高高在上而粉丝在下仰视。而“超女”打破粉丝无法参与“造星”的这一常规,让粉丝们拥有了直接参与制造偶像的权利,使粉丝由被动的看客变成了主动的参与者,甚至,粉丝的投入程度、动员能力和运作效率,就能直接左右其偶像的命运。同时,“超女PK”的现场直播,使粉丝的造星效果同步显现,这对粉丝们来说,无疑会构成巨大的激励。50进20、20进10、10进7、7进5、5进3、3进1,偶像们一路PK,粉丝们一路扩大;那些眼看着自己制造的偶像PK掉对手的粉丝们,每次PK都紧张亢奋,偶像的过关都能带来前所未有的欣喜。用湖南卫视自我评价的语言说:“超女”的成功源于“草根造星”运动的诞生。
   粉丝们参与造星的权利具体化为“拇指投票权”,而在中国现实中,这样的投票权利,几乎就是当下中国的城市平民唯一拥有的权利,也就必然激发出粉丝们的参与激情和强烈责任感,而激情和责任带来的不仅是狂热,更是理性筹划和组织能力的迸发。
   在有关超女的报道和评论中,有一种明显的缺陷,那就是过于渲染粉丝们的狂热,而忽视了粉丝们的责任感催生出的理性筹划和自组织的能力。比如,“超女”评委黑楠这样描述过他的亲身感受:“每次我走近湖南台所在的广电大厦,还有几百米距离,就已经看见成千上万的‘粉丝’们围在道路两旁,那景象真是令人叹为观止,比如人数最多的‘玉米’身穿统一的黄色上衣,列着方队,就像古罗马开过来的‘黄色玉米兵团’,还高喊口号“玉米不怕累”,那种沸腾的场面只能用疯狂来形容……”
   然而,如果深入到粉丝的内部,你就会发现,在“那种沸腾的场面”背后,不止是黑楠感受到的“疯狂”,还有清醒的理性,统一的服装和列着方队,显然是经过理性筹划的秩序,而非无政府式的混乱。其实,每个偶像的粉丝团都派出团队驻点湖南卫视的现场,协调支持群体的行动。不同歌手的粉丝们的自我命名以及统一的服装,诸如“凉粉”们统一穿白色,“玉米”们统一穿黄色,看似偶然,实际是粉丝们经过网上的热烈讨论和多数认同才最后确定下来的。
   有组织的粉丝团队的出现
   粉丝们之所以能发挥着巨大的造星作用,完全依赖于民间的自组织能力的发挥。开始时,粉丝们只是在网上发帖,抒发各自的感慨和评价,分析每场比赛的形势和下场比赛的走向。逐渐地,为了自己的偶像能够最终胜出,粉丝们就要想方设法使自己的支持产生最大化效益,所以,他们自发地结束了各自为政的分散状态,进入了有组织的筹划和行动,从而形成了一个个具有竞争力和号召力的粉丝团体。
   《中国青年报》的文章《超女评选中的公民意识》(2005年08月26日)介绍了张靓影的粉丝们的自组织行为:“‘凉粉’成立了五个职能部门:宣传部、策划部、财务部、组织监察部和长沙现场工作部。那些素昧平生的人,在网上策划、讨论、决策,共同起草、制定和修改规则,并公之于众。整个过程,都遵循公开透明的原则。”
   许多粉丝感叹说:“大家慢慢地找到了组织”。
   全国性粉丝网络的诞生
   李宇春之所以得到最高选票,与“玉米们”的组织和动员高度相关。他们创建全国性的网上“玉米基地”(包括“李宇春网站”、“李宇春Fans 家园”和“李宇春后援团论坛”等网站),还设立了“华北”、“华东”、“华南”、“华中”、“东北”、“西北”、“西南”、“直辖市”和“海外”九大“玉米分基地”,在全国五十多个大中城市设有链接,总基地协调各个分基地的行动,收集各地反馈回的每天更新的信息,以便根据形势来随时调整策略。
   每一分基地都有分支机构,一方面保持与基地总部的联系和协调,传递新信息和执行总基地的新指示,一方面负责本地区的组织筹划活动,从而使每个城市闹市区都成了“玉米们”的拉票地点。他们不仅动员有手机的人投票,而且动员没有手机的人去移动话吧和移动营业厅投票,他们收集了全国各地的几百个移动话吧和移动营业厅的地址并在网上公布,方便那些没有手机的人参与投票。
   组织化的拉票和投票
   那些在朋友聚会时、在各大城市的闹市区、在白领们集中的写字楼……为自己偶像拉票的“粉丝们”,他们的拉票不是分散的而是有组织的行为:拉票的地点、时间和联系人都在网上公布,不仅派专人“扫街”,还有专门的团队去“扫楼”(主要是写字楼)。他们身着统一的服装、举着偶像的招贴来吸引路人注意力,他们用一个梆梆糖等小礼物来请求过路陌生人的支持,……超女粉丝们的这种街头拉票方式,在民主国家的竞选中能够经常看到。
   比如,《新京报》8月18日报道《“超女”粉丝闹北京京城“凉粉”全体出击》称:昨天为张靓颖拉票的凉粉一共分散在北京四处地方:中关村、西单、国贸、嘉年华,在西单图书大厦门前,他们看到身穿统一白色上衣,举着张靓颖的大幅海报,拿着介绍她的宣传单,还有她们为张靓颖刻录的录有她28首英文歌曲的CD。这些“凉粉”都是在网上认识自发组织来拉票的。“凉粉”拉票的成绩也不俗,仅在西单一地,从12点到17点,至少2000张票进账。
   他们制定了《拉票办法》和《投票细则》,通过网上交流和讨论,不断地积累拉票、投票的经验,诸如“七天单人拉千票法攻略”的帖子比比皆是。玉米们的“街头拉票守则”是:
   一、体贴。天这么热, 大家可以准备一些矿泉水或者面纸,发给投票的人!(价格都不贵)二、礼貌。不管人家投不投,哪怕被拒绝,也要和人家说谢谢!三、准备小礼物。如小贴纸、照片、CD、都不错的,刻CD大概只需要2元的成本(也不贵)四、统一衣服的颜色。黄色,很有气势,非常有气势!五、经济支持。有条件的,凑钱买卡;不愿意上街拉票的,老规矩,到拉票地点支援点人民币,五块不嫌少,100不嫌多!哪怕一张卡都是好的,多一张卡就多了30票!六、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
   《投票细则》详细介绍了投票方法,包括“短信投票的方式”、“定制方法”、“步骤”、“关于退订”、“短信费用”等条款;此外还有“声讯投票办法”、“移动话吧投票办法”和“移动营业厅投票办法”,并列出全国各地的几百个移动话吧和移动营业厅的地址。
   投票细则还特别提醒:1,手机可以投30票给春春,大家要记住。2,每部手机,小灵通每场只能投一个选手15票;3,记住是每场比赛的时间。
    文明的竞争规则
   每个粉丝团队都制定了诸如《优质玉米守则》的自律规则,核心是遵守公平透明的竞争规则和尊重竞争对手的文明规则。
   所以,人们在决赛现场看到了粉丝们的文明素质。粉丝们分坐在T型台两侧的亲友区内。由于空间有限,贴近T型台的观众也必然受到限制。所以,为了保证每位选手出场时比赛时都能得到各自粉丝的最大化支持,粉丝们主动进行位置轮换。
   《中国青年报》的文章《超女评选中的公民意识》记录下这样的台下场面:“每到广告时间,亲友区的粉丝们就开始非常有秩序地带着自己的小板凳更换位置,保证即将上台较量的选手的歌迷坐在离选手最近的位置。虽然存在激烈竞争,但为了保证自己的偶像获得最有力的支持,歌迷们自发达成了默契。”
   没有这种自发的组织化运作,很难设想五湖四海的陌生人能够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也就很难掀起如此空前的娱乐风暴。
   粉丝自组织与互联网平台
   “超女”风暴凸现出现代高科技信息革命对民间的自发动员和自我组织所起到的巨大作用。除了电视传媒的广阔覆盖力之外,手机和互联网成为催生“超女”风暴的关键技术。没有手机短信,粉丝们便无法通过投票来参与“草根造星”。但与手机短信相比,互联网的作用更为关键。
   在政治依然封闭的大陆中国,民间的知情权、表达渠道和自组织空间,一直处在奇缺状态。多亏互联网的出现,以它难以完全封锁的技术优势,为独裁政权的信息封锁和组织打压出了一道难题。网络不仅为民间获取多元化信息和千奇百怪的异见表达提供了渠道,而且为民间的自组织行为提供了平台。
   如果没有互联网,首先,互不相识的“超女”粉丝,不可能有充分的信息沟通、分享和交锋,也就无法就参与效率的最大化的方式、方法形成基本共识;其次,相互陌生的粉丝们,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如此庞大的粉丝群体的聚集,超女也就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人气聚集;第三,没有粉丝们的聚集和自组织,也不可能产生有计划的资金筹集、宣传造势策略和拉票投票动员等行为。
   所以,超女粉丝们掀起的“草根造星”运动,必须感谢互联网为粉丝们提供了自组织平台。
   超女粉丝的自组织现象告诉我们:
   1,在当下中国,中共掌权仍然在全力维护敌视民间的官权至上制度,民间自治还缺乏必要法律保障,民间的自组织成本及风险仍然高昂。
   2,从中共政权的角度看,民间社会不具有自组织能力来捍卫自身的具体利益,而从民间的角度看,大陆民间决不缺少自治的意愿和能力,而缺乏的仅仅是自治的空间和机会。
   3,大陆民间蕴含着强烈的自治意愿及巨大潜力,即便在官方的严防死守之下,民间力量也在寻找一切自组织的可能和机会,一旦出现灰色地带或相对而言不敏感的时机,自发的民间力量便乘虚而入。
   4,通过见缝插针的民间自组织实践,一方面不断蚕食官权垄断的社会空间,另一方面积累民间自治的经验和提升民间自治的能力,从而自发地推动公民社会的渐次壮大。其结果,就是由民间推动的自发社会变迁来改变党权至上的僵化制度,或者说,只有不断壮大的民间社会才有能力逼迫现政权作出妥协。
   2005年9月8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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