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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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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绅士VS政治流氓—再论太石村非暴力抗争的启示

   
   迄今为止,广州市郊番禹市鱼窝头镇太石村村民对当地官权的非暴力反抗,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村民们的接力绝食斗争也将近一周,国内外舆论的声援也逐渐扩大。
   在这一民间维权和官方镇压的冲突中,民间权利的觉醒VS官权独裁的愚昧,民间的知法护法VS官权的执法违法,民间的非暴力文明VS官权的暴力野蛮,民间的阳光心态VS官权的阴暗心态,民间的坚韧意志VS官权的内在虚弱,民间维权策略的理性灵活VS官权应对的非理性僵硬,……也就是说,村民们要争取和捍卫的,不仅是“民主权利”且“法定的民主权利”,而作为执法者的当地官权对村民维权的反应,不仅剥夺了村民的合法政治权利且践踏了现行的法律;村民们的维权方式,不仅是合法的且是高度文明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非暴力,而官权的护权方式不仅是违法的且是极为野蛮的暴力镇压。
   两相比较,底层民间表现得竟是如此文明,而地方官权表现得竟是那么野蛮,甚至就是政治绅士VS政治无赖。
   尽管,我现在还无法预见到这场官民冲突的未来结局,但我能够看到太石村村民维权昭示出底层的阳光而健康的政治生态:

   首先,在官民冲突的心态上,与其等待官权尊重民意并对某些亲民举措感恩戴德,不如依靠自身的行动来显示民间的自尊,通过自组织来达成自发团结和相互激励。
   其次,在面包与自由的关系上,与其满足于被恩赐的面包,不如自己争取到法定自由;因为,由官权恩赐的面包随时可能被官权再次夺走,而自发争取到自由权利足以保护民间的面包不官权被任意掠夺。
   第三,在维权策略上,与其奢望官权出台保障民权的完善法律,不如以行动来用活现行法律中极为有限民权条款;与其用以暴易暴的方式来宣泄一时的愤怒,不如用持之以恒的非暴力方式来达成长远的目标;与其首先等待上级官权的干预,不如首先争取民间各界的广泛支持,包括信息的披露和反馈、逐渐扩张的道义声援和步步为营的法律援助。
   在此意义上,村民们所争取的最小政治权利(罢免腐败最基层的村官的民主权利),已经产生了最大化的政治效应。这种政治效应昭示着中国政治生态的积极因素,也昭示了推动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路径依赖。
   从政治生态的角度讲,中国政治生态现状的确是民权的奇缺,但这并不表示其他社会领域里没有民主因素的生长,即便在政治领域,官权压制下的民权奇缺,正好说明官方对不断成长的社会性民主力量的恐惧。因为,谁也无法否认,巨大的社会变化导致民主力量在非政治领域的自发成长,民间维权行动的此起彼伏几乎遍及社会的各个领域。不断成长的民间资本蚕食着政权的经济基础,日益分化的价值观念挑战着政权日益虚弱的意识形态,特别是民间心灵对民主的价值认同也日益普及;持续扩张的民间维权加大着挑战蛮横官权的力度,不断增长的民间勇气使政治恐怖的效力日益萎缩。
   从政治转型的路径依赖角度讲,现在的中国,官权根本不打算进行“还政于民”的政治改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政治转型很难乞灵于自上而下的政治革命,但我们可以寄希望于自下而上的民间努力及其社会渐进改良。因为,在官府权力VS民间道义、社会的日益多元化VS政治的僵硬一元化的格局下,民间的民主意识不断觉醒和民间维权活动的此起彼伏,使官权控制越来越现出捉襟见肘的窘态,其政治镇压也越来越心虚气短,民间自发争取到维权空间也必然随之扩大。
   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转型肯定是一个远远超出人们预期的漫长过程,所以,追求自由民主的民间力量,绝不要奢望通过激进的政权改变来重建整个社会,而只能致力于踏实的渐进改良,依靠不断成长的民间社会来改造合法性不足的政权,也就是通过自发民间力量所推动的渐进社会改变来逼出政权的改变。
   
   2005年9月5日于北京家中(《民主论坛》05-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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