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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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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的人类毒瘤恐怖主义—向伦敦恐怖爆炸中的死难者致哀

   
    
   
   
   

   申奥成功的伦敦,还没有尽情享受胜利的喜悦,连续的爆炸声便把伦敦和英国推向悲痛的深渊。
   
   看电视画面,被炸毁的公共汽车、地铁车窗上的大洞、救护车在穿梭、救援人员在忙碌、抬着死者的担架、头部流血的伤者、布莱尔首相的严肃表情……据来自英国警方的最新消息,死于爆炸的死者已有37人,伤者700多人!
   
   这起恐怖袭击,是针对G八峰会。大陆电视上的特约评论员和主持人都说:选择G八峰会开幕之时发动袭击,显然是为了表达对八大强国主宰当今世界秩序的不满。然而,伦敦遭遇恐怖袭击,与纽约的9·11和马德里的3·11一样,都是恐怖分子的惯用方式:企图通过大量无辜平民的死伤来达到其政治目的。所以,无论其政治诉求是否合理,仅凭其手段的野蛮残忍,就决定了恐怖主义的邪恶性。
   
   恐怖分子的攻击行为,特别是那些幕后的策划者和操纵者,正是以其超出任何文明底线的邪恶,利用人性的善良和自由社会的文明,制造出最自私、最卑鄙、最残暴、也最怯懦的恐怖大灾难。
   
   首先,恐怖元凶都把别人的生命作为实现邪恶目的的工具。恐怖主义的幕后操纵者本人,决不会甘愿充当人肉炸弹或实施袭击,而是雇佣和训练众多的亡命之徒,且从小就开始进行封闭式培训,就要把人培养成实施恐怖主义的工具。他们灌输盲目的仇恨情绪、献身精神,最主要的是灌输对生命的轻蔑,培养不择手段的杀人意志 ——生命不属于你自己而是属于“圣战”。为了“圣战”,就要成为杀人不眨眼的冷血工具。而这,恰恰是所有大邪恶者的共性:利用人性中的天真幼稚和理想主义来达到邪恶的目的。正像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金日成等独裁暴君,理想旗帜举得比任何人都高,道德高调唱得比任何人都动听,但是其统治比任何人都下流和暴虐,说他们“以万物为刍狗”,“视生命如草芥”一点也不过份。
   
   当今世界的恐怖主义,让我想起希特勒怎样把德国人训练成种族屠杀的刽子手;想起毛泽东是怎样利用年轻的红卫兵进行疯狂的打、砸、抢、杀。恐怖主义的肉弹四处开花、屡屡得手的前提只有一个,就是不把人当人,肉弹被强制洗脑,洗尽人之为人的所有人性,洗出一批只有仇恨和杀戮的亡命之徒。
   
   其次,除了恶毒的仇恨和嗜血之外,就再没有任何其它情感的恐怖分子,才会肆意践踏长期进化所形成的文明规则。恐怖分子就是要充分利用了人类文明的规则,利用人们对规则的遵守和维护来破坏这些规则,利用自由社会对个人自由的保障来攻击自由。习惯于自由制度和上帝之爱的人们难以相信人性竟如此邪恶:恐怖分子最善于利用的所谓“人性弱点”,恰恰不是人性的制度的邪恶而是人性的制度的善良,不是情报系统和安全措施的漏洞百出,而是自由文明不会为了防范恐怖袭击而戒备森严,不会因为怀疑就随便抓人,不会因为某个民族或某种宗教容易孳生恐怖分子就重蹈种族歧视的覆辙,不会仅仅出于安全的考虑就走向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对人权的侵犯……所以,越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度高的开放社会,越是没有相互防范和猜忌的健全心态,越是宽容异己、容纳多元、保障人权的文明,一句话,越是把自由作为立国之基的国家,就越容易遭到恐怖分子偷袭,其偷袭的成功率就越高。
   
   恐怖主义的幕后支使者们,为什么在偷袭成功之后还不敢出来承担责任?为什么想让反恐怖之战找不到具体的目标?除了自保的动机之外,更是为了造成更大规模的灾难。恐怖分子知道,复仇正义在找不到具体目标时,很可能发展到疯狂的程度,他们就是要利用阴谋把正义变成不义:一方面利用国际社会的善良,给受害者的反恐怖之战制造国际障碍,另一方面利用受害者在实施武力打击时难以避免的伤及无辜,挑起种族及信仰之间的仇杀,最后使反恐怖主义在道义上陷于和恐怖主义一样的不义深渊。这不仅在道德上构成了怯懦之后的怯懦、而且在法律上构成阴谋施暴之后的罪后之罪。
   
   所以,恐怖分子杀戮的不仅仅是无辜的平民生命,更是劫持了人性的善良、文明的准则、对自由社会的信心。
   
   再次,恐怖分子是一群充满变态仇恨、以极端手段追求轰动效应的纯粹恶魔,总在寻找对人类文明最具有象征性的目标下手。最初,他们之所以把仇恨的主要目标对准美国的纽约,就因为美国世界第一,是财富、强大、特别是自由的象征;之所以选择纽约的世贸大厦,就因为纽约是世界上最大最富有最自由的城市,世贸大厦又是富中之富,打垮了世界第一的人就是第一的第一,正如某些专门刺杀名人的变态狂一样。也如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笔下的变态少年,就要让所谓日本美的象征金阁寺,在宣泄压抑的烈焰中化为灰烬。由此可以理解,塔利班为什么把炸毁本民族文化瑰宝的邪恶,用电视画面展示给全世界,就是为了既得到刺痛文明双目的快感,又向善良的人们示威:“谁也别来干涉我作恶,我是什么恶事都敢做的亡命之徒!”
   
   什么“圣战”、什么“弱小者对强者的反抗”、什么“为信仰而献身的英雄”……统统都不是,统统都是杀人的借口。恐怖分子制造出一系列的毁灭平民生命的大灾难,全是用不明示、不宣战的手段屠杀平民,恰恰因为他们怯懦、阴暗,作为武装分子却不敢与真正强大的武装人员直接交锋,而只针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施暴;因为他们清楚恐怖主义是不敢见阳光的邪恶,是不敢承担灾难后果之责任的无赖,只能采取黑箱运作和偷袭的方式进行,如同人类历史上一切见不得人的罪恶一样。而无辜的平民,既是他们屠杀的目标,又是他们想免于追究的人体盾牌。他们知道,制造完全匿名的偷袭屠杀,最容易使对恐怖分子的打击伤及大量无辜平民。即便9·11大灾难唤起了全世界反恐怖主义的高度共识,但是,担心美国报复心切而滥用武力,造成新的人道主义灾难,正在成为全世界越来越关心的问题。国际社会不想看到大量伤及平民的反恐怖主义之战,这种善良恰恰成了恐怖分子在作恶之后的又一个护身符。
   
   英国是人类自由制度的发祥地,美国在二战中崛起为自由世界的领袖。二战时期,英国是欧洲反法西斯的最后堡垒,美国是全球反法西斯同盟的领袖和兵工厂。可以说,对自由文明作出最大贡献的两个国家无疑是英国和美国。
   
   现在,两个伟大的自由国家又是国际反恐主义的中坚。9·11大灾难并没有吓倒美国,反而激起了美国反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决心,组成了以英美为核心的反恐同盟。于是,恐怖分子便把目标放在瓦解反恐同盟上。3·11马德里恐怖惨案后,西班牙新政府真的屈从于恐怖主义的恫吓,已经退出了反恐联盟。得手之后的恐怖分子便把恐吓的目标锁定为欧洲的反恐中坚英国。
   
   虽然,现任英国首相布莱尔身为工党领袖,却颇有二战时期的保守党领袖邱吉尔之风采。当年的邱吉尔,果断地否定了张伯伦的绥靖主义外交,勇敢地站在欧洲反法西斯的第一线,而且,邱吉尔还是力劝美国尽早参战的最大功臣。1941年8月,邱吉尔首相和罗斯福总统在太西洋上完成了第一次私人会面,当二人在《大西洋宪章》上签下各自的名字之时,一个美英之间的伟大自由联盟从此诞生,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灭亡命运也由此注定。这一亲密的自由联盟,在21世纪的反恐之战中的传人,就是布什总统和布莱尔首相。
   
   在新旧世纪之交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上,英国一直坚定地站在捍卫自由和推广民主的美国一边,共同抗击各种类型的独裁政权。布莱尔之所以在法德的强烈的反美合唱和强大的反战民意之中,不顾工党的一贯左倾传统而坚决地站在右倾的布什总统的身边,主要是基于推广自由和铲除独裁的价值观,使他具有了自由大国领袖的历史责任感。同时,他不仅对恐怖主义和邪恶政权有着的清醒意识,知道绥靖的结果就是纵容,而且,他对历史时机具有正确的把握,阿富汗反恐之战的胜利,使他产生了抓住有利的历史机遇的紧迫感。所以,他对美国倒萨之战的坚定支持,与其说是军事上的帮助,不如说更多的是道义上的支持,因为,仅凭美国自身的实力,就足以单独打败当今世界上的任何邪恶政权。
   
   遭遇7·7恐怖袭击,是伟大的英国为推广自由和铲除邪恶而付出的代价!
   
   虽然,从一系列恐怖袭击的巨大代价上看,人性的邪往往是强大的,而人性的善良则是脆弱的;但从历史的经验和长远的未来的角度讲,最能代表人性之善的“自由” 则是迷人的伟大的坚韧的,任何邪恶对自由文明的劫持与偷袭,都只能得逞于一时,而无法战胜自由。纳粹主义、军国主义、共产主义等邪恶势力,都是一度劫持过整个国家的不可一世的邪恶帝国,但它们一个个地败给了“自由”;极端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企图劫持自由文明的企图,也必将被“自由”所打败。
   
   邱吉尔领导下的昔日英国,在二战中能够成为欧洲反法西斯主义的最后堡垒;布莱尔领导下的今日英国,也不可能屈从于恐怖主义的恫吓。正如布莱尔首相在7·7恐怖袭击发生后所表示的那样:“那些发动恐怖袭击的暴徒们已经意识到我们保护财产和生活方式的决心要比他们通过破坏和对无辜群众的屠杀来达成极端目的的决心强得多。无论他们采取何种手段,他们破坏我们英国乃至全世界公民财产的阴谋永远不会得逞,这就是我们的决心。”
   
   2005年7月8日凌晨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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