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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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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黑窑童奴案的继续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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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于著名作家胡发云支持四十人建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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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薛涌与《南方都市报》的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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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行政垄断就是消除“合法抢劫”——向罢运的“的哥”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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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如麻的帝王戏与主旋律


     作者按:该文所引证的史料,以《资治通鉴》为主,参考《史记》和《汉书》。行文中就不再一一注明。
   九十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中国的国力军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官方外交开始由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转向江泽民的大国外交,民族主义思潮也由防御性的怨妇诉苦转向进攻性的喊打嗜杀,影视界戏子和御用文人也闻风而动,于是,荧屏上刮起“帝王戏”旋风,至今未衰。从“戏说帝王”到“历史正剧”,一部接一部,拍完了清朝拍明朝,拍完了明朝拍唐朝,拍完了唐朝拍汉朝,每部动辄40-50集以上,而且,专门喜欢拍对外征讨的战争大场面,最近播出的《汉武大帝》长达58集,征讨匈奴等异族乃重中之重,再次引来舆论的关注。
   官方对历史剧的取舍倾向也颇为鲜明,凡是有助于维护独裁、主旋律灌输和煽动民族主义的帝王戏,官方总是一路绿灯:这些戏大都在黄金时间热播,而且边播边炒作,每部大戏都能成为一段时间的舆论热点;首播结束后,央视和地方台还会不间断地反复重播。唯一一部不同于帝王戏的长篇历史剧《走向共和》,再现了清末民初由独裁帝制向宪政共和转型的艰难进程,虽然深得民间好评和观众期待,却在首播还未完成时就惨遭红灯,至今再也见不到重播。如果说,《戏说乾隆》、《还珠格格》、《康熙微服私访记》、《铁嘴钢牙纪晓岚》等“戏说帝王戏”,更多是出于商业目的,只供人在茶余饭后消遣,大可一笑了之,不必认真;那么,《雍正王朝》、《康熙大帝》、《天下粮仓》、《大明天子》、《汉武大帝》等所谓的“历史正剧”,除了商业目的之外,更在乎迎合官方主旋律和独裁政治下的民族主义狂热,看看这些帝王戏的主角,已经不再是丧权辱国的无能君主,而是敢打敢杀、开疆拓土的“大帝”们,如康熙、乾隆、成吉思汗、汉武帝等,其献媚于当今独裁者的倾向,一目了然。即通过对“帝王伟业”的夸张展示,直通当下的“领路人”、“小康盛世”和“伟大复兴”。
   一、把司马迁变成歌功颂德的工具
   中国古人云:知往鍳今。
   西谚云: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当下中国的帝王戏热,当然也是为当下现实服务的,只不过,这类帝王戏对家天下独裁的评价,不是基于“人命为大”和“统治有道”的现代文明的价值观,而是基于“皇权至上”和“成王败寇”的古代野蛮的价值观;这些历史剧所服务的对象,不是深受漫长的独裁传统之害的国人,而是至今仍然在全力维护独裁制度的政权。刚刚播完的历史剧《汉武大帝》,也不例外。
   该剧对暴君汉武帝的颂扬由全剧的开场奠定,专门让遭遇宫刑且在史书中针砭汉武帝的司马迁来歌功颂德:
   整部戏的序曲,年老的太史公奉诏进宫给汉武帝解闷,汉武帝已垂垂老矣,却仍“霸气逼人”;司马迁虽秉笔直书,却一如既往地谦卑。君臣之间的对白如下:
   太史公:“仆臣司马迁待罪皇帝驾前。”
   帝曰:“朕看了你写的书,朕气病了,至少要折寿一年。你还嫌不够吗?你是想让朕杀你,好让千秋万代都颂扬你的忠烈,而唾骂朕是个暴君吗?朕偏不成全你!书,你可以拿去!但重新起草,大可不必。有人劝过朕,要烧掉你的这部书,朕说没必要。你的这部书,朕看虽然不能作为国家的正史;但是可以作为你这位史官的一家之言。”
   在武帝面前独排众议为李陵辩护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悲叹“腐刑极矣!”的罪人,写出“无韵之离骚”的太史公,此刻却只有感激涕零、赞美今上的言辞:“你的胸怀就象大海一样深遂,不是臣这样卑微的人所能够真正看透的。”“陛下,您总是从千秋万代着眼,您总是为社稷子孙预作谋划,心存大仁慈,的确不是一般人所能够理解的!也许微臣根本就没有资格来评论陛下。”。
   对于大大冒犯过武帝的小小史官,似乎只阉不杀,已是大度;现在,一言九鼎的皇帝,看了待罪史官的不无贬斥的秉笔直书,居然没焚了倾注一生心血之书,也没有罪加一等,坑了作者,无疑就是圣明了。所以,在21世纪的中国人的价值标准里,无论如何也算是“伟光正”了,两千多年前的无屌史官怎能不高唱赞歌!
   看御用文人献媚,本该无话可说,但把司马迁当作献媚的工具,愈感当代文人的可鄙。二千多年前的太史公被割了生殖器,二千多年后的文人们却是精神自阉。
   在我看来,司马迁是有人性的史官,也是有血性的史学家,更是中国历代文人中罕见的清醒之人,而汉武帝是熟谙宫廷阴谋的狡诈政客,是为了权力而六亲不认的权力狂,更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杀人如麻的暴君。在两千多年前的武帝时代,当汉武帝对李陵的投降极为震怒、满堂文武皆曰“李陵该杀”之时,只有司马迁为李陵做了极为人性的且通情达理的辩护,结果更加激怒了汉武帝,惨遭宫刑,已经是网开一面了。由此,在帝王御前跪满了用“汉大赋”来歌功颂德的文人骚客之时,只有司马迁具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属于一架绞肉机,自己的智慧除非属于一部伪造的历史,否则的话,重则满门抄斩,轻则下狱阉割。他由此看清了文人骚客在宫廷里的戏子地位,在那封泣血的《报任安书》中,他历数自己在皇家政治中的无能,坦陈自己的地位不过是“娼优所蓄”而已。不仅与漫长帝制历史上的文人们相比,就是与二千多年后的历史学家郭沫若等文人相比,司马迁已经是中国文人的奇迹了。
   不错,汉武帝从登上皇位之初就野心勃勃,企图变更文景之治的黄老之术,开创只属于他自己的伟业。所以,他广泛网罗儒生入朝,特别是采纳了董仲舒的主张,在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似乎要把“无为而治”的文景之治提升到“有为仁政”的汉武之治,但汉武帝首开帝制时代的制度化思想独裁,他独尊儒术,更多的是为了标新立异;他厚待儒生,更多是为了装点门面和歌功颂德,司马相如、东方朔、杨雄等御用文人创作的“汉大赋”,那种无所不用其极的华丽铺排的文体,正好投合武帝的独断霸气和好大喜功,首开汉语谄媚的恶劣文风。而一当儒生的谏言不入帝耳,立马翻脸不认人,即便对于首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儒董仲舒,汉武帝也是顺之为我所用而逆之弃之如蹩的态度。
   司马迁,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伟大史家,尽管其历史著作有主观性过强之虞,与其当作史书来读,不如当作具有历史价值的传记文学来读。然而,在伴君如伴虎的帝制时代,他敢于直书他自己身处其中的负面史实,敢于公开褒贬汉代的帝王将相,其文字确实是活生生的浸血著述。
   在我看来,被割掉的睾丸之悲凉,足以淹没一个人的尊贵和一代文人的高傲;阉割时迸溅出的血污,也足以让所谓的几千年灿烂历史,暗淡无光。
   二、汉代的文景之治
   有比较才有鉴别。我以为,汉代司马迁和宋代司马光这两位著名史家,之所以对汉武帝的为政极为不满,很重要的原因是有“文景之治”的对比。但在当代中国文人的笔下,文景的仁政被贬为胸无大志、优游寡断、软弱可欺的妇人之仁,而武帝的暴政却被奉为志向远大、坚毅果断、无所畏惧的新政。
   我读史书的感觉是,所谓的“文景之治”主要是文帝之治。继汉高祖刘邦首开对秦朝暴政的拨乱反正之后,文帝是承前启后的一代明君,正是他在位的二十三年,开创了中国帝制历史上罕见的仁政时代,堪称帝制时代的明主仁君的楷模,景帝对文帝仁政的继承仅仅是差强人意而已。
   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以仁义无为治国。文帝的自律是清正廉洁、恭谨简朴、勤于自省;文帝的驭臣是招贤纳才、广开言路、宽以待臣、从善如流;文帝的外交是和善异族、息战求和、开放边关;文帝的内政是废除酷刑、刑法平等、免除税赋、鼓励农耕、安养百姓、国库充盈……得到了大史家司马迁、班固和司马光等人的一致赞扬。
   比如,在君主自律上,文帝多次公开检讨自己的错误和不德;他知道了祭祠官员只为皇帝个人祈福祷告之时,就对群臣说:“只为朕一人祈福而不为百姓祈福,朕倍感惭愧。以朕这样的失德之人,独占神灵所降下的福荫,而百姓却不能分享一点,这是在加重朕的过失。此后祠官在祭祀祷告时,不要再为朕个人祈祷祝福。”在文帝死后如何安葬方面,文帝遗诏宣告:朕听说,只要是有生命的天下万物,没有不死的。死乃自然规律,没有什么值得悲哀的。现在的世人乐长生而厌死亡、为求厚葬而不惜倾家荡产,为强调服丧尽孝而损害身体,朕很不赞成这些做法。况且,朕本人确实没有什么德行,没有给百姓带来什么好处,现在死了,如果再让臣民们长期地为朕服丧哭祭,遭受严冬酷暑的磨难,使天下父子悲哀伤心,使老人流涕伤感,减少他们的饮食,停止了对鬼神的祭祀,这正是加重了朕的失德,让朕怎么对得起天下的人呢!朕有幸获得拱卫宗庙的权力,以渺小之身,得以称尊于天下诸侯王之上,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幸亏有天神的保佑,国家的洪福,才使境内安宁,没有战争。朕确实不聪明,时常害怕自己做错事,而使先帝遗留下来的美德蒙受耻辱,惧怕年久日长,自己可能会因失德而不得善终。现在万幸的是我得以享尽天年,又可以在高庙供养,哪里还有什么值得悲哀的呢!因此,朕诏告天下官员百姓:从遗诏下达之日起,哭吊三天,就都换下丧服;不要禁止娶妻嫁女、祭祀、饮酒、吃肉。从那些办理丧事、参加哭吊祭奠的人开始,都不要赤脚接地;孝带不要超过三寸宽;不要在车辆和兵器上套戴服丧的标志;不要组织百姓到宫中来哭灵吊丧;殿中应当哭祭的人,都在早晚各哭十五声,礼仪完毕就停止哭祭;非早晚哭祭时间,严禁擅自前来哭祭;棺椁入土后,凡属‘大功’的宗室亲友,只穿十五天丧服,‘小功’只穿十四天丧服,‘纤服’只穿七天丧服,就换下孝服。其他未在诏令中明文规定的问题,都要按照诏令的用意办理。遗诏要向天下臣民公布,使大家都知道朕的心意。霸陵周围的山脉河流都保持原貌,不许有所改变。后宫中的妃嫔,从夫人以下到少使,都送归母家。
   然而,汉武帝在登基后的第二年,即建元二年,就开始为自己修建陵墓茂陵,陆续将许多豪强和百姓强制性地前往茂陵。而且,武帝从年轻时代到垂垂老矣,几乎是终生迷信长生不老,屡屡出巡和召巫师入宫以求仙问道,不但劳民伤财、戕害生命,而且宫中巫风盛行、巫蛊案不断,导致数万人因此而被处死。
   在朕即天下、朕即法令、严刑峻法的帝制时代,文帝可谓历代帝王中异数,他不为皇帝的生杀大权所惑,不逞皇权的威风,而是肯于倾听司法官员的判决意见,比如,文帝前三年(公元前177年),文帝出行经过中渭桥,有人从桥下跑出,惊了銮驾的马匹。文帝命令骑士追捕,抓住后交廷尉治罪。张释之奏报处置意见说:“此人违反了清道戒严之规,应罚金。”文帝发怒喝道:“此人直接惊了我乘舆的马,幸亏这马脾性温和,如若是烈马,不免要伤害我身!可廷尉仅判他罚金了事!”张释之对曰:“法,是天下人应该共同遵守的。此案依据法律只能如此定罪;加罪重判,法律就失去了取信于民的作用。……皇上既已把他交给了廷尉,廷尉本来是保持天下用法公平的司法官,稍有倾斜,天下就没有公正稳定的法律了,百姓怎么生活呢?请陛下深思。”文帝思虑半晌后说:“廷尉的判决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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