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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主义外交的宣示 —— 有感于布什总统的第二任就职演讲

    美国总统布什的第二任就职演讲,宣示的对外政策的核心便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希望在于把自由扩展到全世界。” 他进而指出:共产极权破产后,世界之所以仍然“火光四射”,就在于独裁暴政及其“宣扬仇恨和为屠杀寻找借口的意识形态”的存在。正是“邪恶轴心”孳生着仇恨、暴力、国内的恐怖政治和国际的恐怖主义,如若不对“邪恶轴心”坚定地说“不”,毁灭的威胁就将随时变成毁灭的现实。所以,自由国家应该记取如下教训和常识:“自由是否能在我们的土地上存在,正日益依赖于自由在别国的胜利.对和平的热切期望只能源于自由在世界上的扩展。”

   在演讲中,布什总统多次提到美国的理想主义传统——由新教信仰所昭示的普世主义:所有人皆是上帝的子民,因而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人应该得到上帝的祝福和拥有对上帝的信仰。在以基督教新教为主要信仰的美国,美国人从发表独立宣言的那一刻就抱有如下信念:“他们坚信,他们推翻了专制暴政,避免了血腥无度和社会动荡,缔造了一个共和国,而这正是上帝为全世界所预设的道路。”(《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美]沃沦.I.科恩主编,陶文钊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P14)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也指出:“给予他们热爱平等和自由之心得,是他们的父辈;但是,赐给他们广袤无垠的大陆从而使他们拥有长久地保持平等和自由之方式的,却是上帝。”

   正是这种来自新教信仰的普世信念,才使早期传教士不畏艰险、长途跋涉,将上帝之音传遍世界。经过现代化的人本主义洗礼,来自基督教的伦理圣律,逐渐世俗化为坚守人类的天然共性以及由此延伸出的普世道义,殖民主义的牟利和传教的双重驱动,在为西方人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和殖民地血泪的同时,也将西方的先进价值观传入殖民地。中国最边缘的蛮荒之地的云贵高原,居然成为最早留下西方传教士足迹的华夏土地之一;也正是这些传教士,最早把现代文明的理念、技术和制度引入中国,中国现代化的肇始与传教士的努力密切相关,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报纸、慈善也都是由传教士创建的。二战之后,当“和平演变”代替“武力殖民”之后,西方价值因其善待人性的优势而日益普及,美国因对铲除暴政和推广自由的杰出贡献而成为自由同盟的领袖。正如布什总统在2003年1月28日的《国情咨文》所说:“我们所引以为荣的自由并非美国给世界的礼物,而是神给全人类的礼物。”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美国都不是完美的国家,但美国至少是当今世界上最富理想主义和使命感的自由国家。基于道义理由而不惜付出巨大牺牲的传统,表现在历届伟大的美国总统的政治作为中。在美国国内,奠定于《独立宣言》所宣示的原则中,践行于华盛顿领导的独立战争中,完成于废除奴隶制的林肯时代;在外交政策上,肇始于一战后的“威尔逊主义”,践行于抗击法西斯极权的二战时期和对抗共产极权的冷战时期。现在,在抗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全新斗争中,布什总统抛弃了尼克松时代的权宜性现实主义外交,而接续里根时代直面邪恶帝国的勇气,再次高举理想主义外交的旗帜。

   华盛顿作为美国政治家的化身,他从政时的所作所为、特别是他主动退位的权力谦卑,为所有执政者做出了表率:政治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权谋,而是人类共处的美德;政治不是一切服务于权力,而是用一切权力服务于公益;政治不是暴力征服,而是和平协商的艺术;政治不是面包和温饱,而是人的自由和尊严。在还没有自由的地方,政治就是为了赢得自由和尊严而进行的不屈抗争;一句话,政治不只是手段,还有自身的目的,也就是康德所言: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任何人不能以任何方式把人作为实现其目的的手段。

   在美国的自由传统中,既有费城制宪时的妥协先例,也有决不向邪恶势力妥协的杰作,二者共同受制于新教伦理所提供的超验的普世正义。必要时,为了自由秩序的长远活力,自由政府甚至会做出暂时有损经济效率和稳定秩序的决策,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林肯政府不惜陷入可能导致国家分裂的南北战争,也要做出废除奴隶制的决策。正如英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家阿克顿在评价美国为废除奴隶制而进行的南北战争时所言:那是一场“南方的利益”与“北方的信念”之间的战争,是人人平等的价值诉求与歧视性的特权利益之间的战争。废奴主义者的伟大正义感是勿庸置疑的,因为废奴主义者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并存着自由制度和奴隶制度,即便具有形式上的统一,实质上仍然是分裂的,正如爱默生所言:“我看不出一个野蛮社会和一个文明社会怎样组成一个国家。”也如福山先生所言:正是这种人类一家的共同命运感,才使“一个人可以为一个他并不属于的阶级打抱不平。美国内战前激进的白人废奴主义对奴隶制表现出的愤怒,全世界人民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愤怒,都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在这些情况下,愤怒的产生都是因为感到愤怒的人相信他们是人类,即因为为种族主义牺牲的人其价值没有得到认可。”在此意义上,实现普遍自由的道义理由,不仅高于种族利益即南方的白人奴隶主的利益,甚至高于国家统一的利益。

   林肯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的《葛底斯堡演说》,为人类留下了“民治、民有、民享”的珍贵思想遗产,更在于他敢于对抗整个南方白人奴隶主的意志,甚至不惜通过战争来废除奴隶制。林肯道出了废除奴隶制的自由主义箴言:“给奴隶自由就是保障自由人的自由……那些剥夺他人自由的人不配享有自由,而且在上帝公正面前,他们也不会长久.……我们将要么高尚地挽救,要么卑鄙地丧失人间最后一丝最美好的希望。”为此,林肯甚至绝决地宣称:“如果上帝的意志要(这场战争)继续下去,一直到奴隶们250年无偿苦力堆砌起来的财富全部毁灭,一直到鞭挞流出的每一滴血都用剑血来偿还,那么3000年前人们所说的‘主的判决是真实的、正确的’这句名言,现在仍然可以沿用。”(林肯于1865年3月连任总统的就职演说)

   这就是来自新教信仰的美国式理想主义精神——保有每个的自由乃普世道义。

   人们喜欢谈论以“门罗主义”命名的美国孤立主义传统,但是,从近百年的历史上看,孤立主义传统远没有普世主义传统强大。自美国被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理念上,从一战之后的“威尔逊主义”到二战时期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从里根总统的“邪恶帝国论”到布什总统的“邪恶轴心论”;在实践上,从抗击法西斯极权到遏制共产极权,从第一次海湾战争到科索沃战争,从终结塔利班暴政到推翻萨达姆暴政的反恐之战,从遏制朝鲜金家暴政到对中国等独裁国家的人权外交,美国外交中的普世主义或理想主义一脉相承。正如布什总统的第二任就职演说所言:“正是因为我们继续着我们国家解放者的传统,成千万的人们获得了自由。”

   尽管,自由美国向全世界传播和推广自由理想的事业,面临着种种艰难险阻,但美国决不会放弃,因为“所有的美国人都见证了这理想主义”:“美国需要理想主义和勇气,因为我们要完成国内的任务,美国自由的未竞之业,在一个走向自由的世界里,我们要展示自由的真义和自由的承诺。”所以,“中途放弃是可耻的。”只有坚定的自由理想及其践行,才是实现世界和平的希望。通过自由联盟的团结协作,点燃了人们心中的自由火种;也通过独裁国家中心向自由的人们的反抗,“终有一天,这无可熄灭自由之火将照亮我们世界最阴暗的角落。”

   2005年1月23日于北京家中

   (作者为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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