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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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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婪的囚犯--给被剥夺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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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玩偶们诉说--给每天与玩偶们游戏的小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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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杜拉斯致刘霞--一个曾经爱过黄皮肤男人的白皮肤老女人给一个黄皮肤女孩的遗书
·一封信就够了--给霞
体验死亡
·体验死亡(北春、2000、7)—“六•四”一周年祭
·给十七岁—“六•四”二周年祭
·窒息的广场—“六•四”三周年祭
·一颗烟独自燃烧—“六•四”四周年祭
·从一块石头的粉碎开始—“六•四”五周年祭
·记忆—“六•四”六周年祭
·我将放纵我的灵魂—“六•四”七周年祭
·那个日子—“六•四”八周年祭
·又逼近并击穿—“六•四”九周年祭
·站在时间的诅咒中—“六四”十周年祭
·献给苏冰娴先生─“六四”十一周年祭
·一块木板的记忆—六四十二周年祭
·我身体中的六四—六四十二周年祭
·六四,一座坟墓—六四十三周年祭
·在亡灵目光的俯视下─“六四”十四周年祭
·六四凌晨的黑暗—六四十五年祭
·让清明变成石头—六四十五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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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面对苦难?

   

   刘晓波 在某些特定的情景中,坚持活下来比毅然赴死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更坚韧的内心承受力。比如,在类似“奥斯维辛”的严酷中,一死了之是解除痛苦的捷径,而坚强的个体会做出相反的选择:不坚持到最后一刻就决不放弃,哪怕是借助于微茫的希望、卑微的幸福感和善意的谎言,内心深处的一点明亮和乐观精神,就将把外在的物质漆黑撕开一道缝隙,使人在希望的激励下,拿出活下去的勇气。

   在匈牙利著名作家、2002年诺贝尔奖得主凯尔泰斯.伊姆莱(Kertesz Imre,1929——)笔下,生活于“奥斯维辛”的平凡小人物,而且是小人物中的弱者——少年,却在向读者讲述着“集中营的幸福”,讲述着在残酷中寻找幸福的人性光辉。那是一种顽强的生存意志对几乎是宿命般的悲剧命运的反抗,以一种罕见的生存勇气战胜死亡的威胁,以近乎黑色的幽默智慧调剂没有微笑的生活,它所迸发出的内在明亮穿透了外在的黑暗。这种人性的明亮、勇气和乐观,这种智慧的幽默和平静,不但挽救过身陷“死亡营”中的某些生命,而且在奥斯威辛之后,继续挽救着变得更加孤独、更加荒芜的人性。

   严酷的外在环境是可怕的,但更可怕的是内在勇气和健康心态的匮乏!集中营中的少年居然能够在“痛苦与痛苦的缝隙中寻找幸福”,类似于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在不可能中寻找可能,在虚无中荒诞中寻找意义,在不值得活下去的环境中寻找活下去的理由,使生存困境变成对人的似神性的检验,并得到伦理意义上的合理解释:在意志上拒绝被外在邪恶所强加的屈辱和死亡,就是在伦理上坚守对人性的尊严、善良和希望。

   只有在希望中,某一时刻的绝望才不会变成自杀的毒药,特定的苦难才不会把人变成喋喋不休的怨妇,才不会陷于“为什么我如此倒霉?”的自我中心的深渊,才不会沉溺于“我是天下最不幸的人”的悲叹中而无力自拔,才不会觉得全世界的人都“欠我一笔还不完的债”,稍不如意就大发雷霆或哀声叹气,并将自身的冤恨、愤怒、悲观、厌世、沉沦、颓废等情绪转嫁到外在环境和亲人、朋友及其他人身上。只有哀怨而没有希望,便无从在苦难中发现意义,无法将消极的苦难变成积极的生活动力并从中汲取人性的滋养。所谓生存的勇气,唯有希望才能给予,正如十字架殉难的意义来自神圣之爱和希望。不理解希望也就不理解人的存在。

     在此意义上,圣徒朋霍费尔的主动受难及其乐观精神,与凯尔泰斯的作品及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所表现的逆境人生,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那是人性中似神的勇气、干净和明亮,在极端严酷的考验面前,倔犟地展示着生命的高贵,永远值得所有身处逆境的人们的深思和尊敬!

   “死亡营”中的内心明亮,绝非文艺作品的虚构,而是活生生的生命光辉本身。比如,死于纳粹集中营的朋霍费尔所表现出的圣徒人格,正是来自坚守信仰的乐观主义。

   二战时期,朋霍费尔为了分担同胞的苦难,放弃了在美国的安全生活,他回到德国后,因反纳粹而遭逮捕,被关进佛洛森堡集中营。狱中的朋霍费尔一直保持着“不让未来落入恶棍之手”的乐观精神。

   从被关进集中营的那一刻起,朋霍费尔就清楚地意识到了死亡,但他始终没有后悔当初决然回国。从他留下的《狱中书简》看,他写于狱中的每个字都不只是用来表达悲哀,更是表达乐观的希望,其份量沉得比任何悲观或绝望都丰富。在失去自由并随时可能走向终结的苦难中,他始终平静地对自己微笑,也在信中向家人传递着乐观的信心。在胜利前夕的1945年4月9日,也就是在盟军解放这座集中营的前一天,他被押赴刑场。在临刑前,他向狱友告别时说:“这,就是终点。对我来说,是生命的开端。”

   朋霍费尔以生命的代价分担了同胞的苦难,赢得了参加战后重建的充分资格,他的行为本身和留下的《狱中书简》,深深地影响了二战后的西方,为德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留下了丰厚的人格及精神遗产:以面对灾难和死亡的乐观态度,成就了甘愿上十字架的不朽亡灵,参与了人类的精神和信仰的重建。  

   我是在大连教养院时,还读到集中营中的犹太孩子们写下的诗。孩子们对苦难的感受决无成年人的低沉和绝望,更没有存在主义式的复杂和灰暗,而只有简单的句子和简单的感受,却因一种发自纯真天性的明亮而令我铭心刻骨。孩子之诗的节奏在铁窗内鸣响,炸开了封闭而灰暗的空间,让我进入另类阳光下的辽阔,一点点童贞之光所照亮的是近乎无尽的黑暗,在黑暗中混混噩噩的生命随之牟然惊醒,泪水倒流向心中,清洗着溢满怨毒的身心,血液似乎由浑浊变得清澈。

   所以,应对恐怖的最好办法是战胜内在恐惧,用振奋代替颓废,用勇敢的挺立代替懦弱的颤抖和乞求,用诚实的面对代替背叛和说谎,用乐观代替悲观,用对未来的希望代替当下的绝望。

   死于集中营的无辜死者留下的遗言,几乎就是令所有幸存者无法承受的证词,它们掘出记忆中的一座座坟墓,临终的眼神透彻着最后的恐怖、最后的哭泣、最后的挣扎、最后的祈祷,而那最后的最最后的,是留给幸存者的希望。从灰烬从废墟中挖出的记忆,尖锐得能刺穿骨头,几乎无法用肉眼去正视与阅读。但是,留下这些证言的人确实具有决绝的勇气,使大灾难的幸存者们,得到赐福和提升。

   在苦难中发现希望(意义),就是为生命的质量树立起一个神圣价值参照,没有神圣价值参照的生命只是一种深渊似的贫乏。形而上学的维度所无法证信的东西,必须从信仰的维度来加以证信,人的生命能够从渴望神圣的信念及其践行中,获得存在的丰富性和高贵性。否则的话,历史和精神就是一片空白,虽有延绵,但无意义,至多留下一堆物质垃圾。灾难就是一种对生活的纯粹否定,如果仅仅呼天抢地或悲叹哀求,虽情所难免却毫无力量,被自我恐惧逼入作茧自缚,被顾影自怜腐蚀成变态自恋狂,至多引来几声廉价的同情。而抱有希望,是以向死而生的勇气克服人的局限;幽默地面对,是以向死而生的超然蔑视邪恶,唯有乐观的坚韧,才是以向死而生的信心战胜无所皈依的绝望。在苦难深渊中微笑的人,需要的恰恰是卡夫卡式的冷静与哈谢克式的幽默。

     在苦难中保持寻找幸福的激情,绝非把苦难和死亡浪漫化为甜蜜的毒药,而是在医治无限制地放大灾难所带来的时代悒郁症以及个人心理疾患。我以为,无限制地夸大自己的苦难是反面自恋,甚至比夸大幸福的正面自恋更愚蠢更轻浮,更容易使幸存者滑向沉沦绝望和玩世不恭:我经历过苦难我怕谁!沉溺于反面自恋中的人,会把个人困难当作世界上最大的不幸(正如无限制地夸大个人幸福,就是把自己当作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一样),进而把苦难当作向生活讨债的资本,把自己当作理直气壮的精神高利贷,似乎这个世界中的每个人都对不起我,欠我一笔永远还不清的巨额债务。

     苦难中的幸福和危险中的从容是无法伪装的,在直面苦难的同时,坚守对明天的希望,绝非廉价的自欺欺人的乐观主义,而是一种积极的悲观主义。换言之,它不是纵欲主义者的沉溺于世俗享乐,也不是禁欲主义者的企求永生,更不是出世主义的逃避现实,而是直面人生的悲剧性,非但不逃避,反而在正视人世的残酷、血腥、荒谬、无意义的前提下投入现世生活,每个人都要在失望中保持希望,即便一次次失望,也决不放弃寻找希望,起码要在充满苦难的抗争中完成自己独特的一生。人生是荒谬的,人是要死的,未来是不可知的,虚无是笼罩于人类头顶的不散的乌云。尽管如此,生而自由的人都命定了无权逃避,只能别无选择地投入和尽力战胜悲剧。不要企求会出现终极的奇迹,没有目标而只有过程。徒劳也好,失望也罢,希望之出现就在于尽最大的努力来完成一次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的自我创造。因而,在积极的悲观主义者看来,正因为不可知,生命才渴望求知;正因为终要死亡,才该珍视生命的完成;正因为人生荒谬,才追问生存的终极意义;正因为存在的无根基,才寻找价值的依据;正因为投入对悲剧宿命的抗争,生命才有动力。换言之,正因为这种悲怆的投入,哪怕是充满挣扎的投入,才使人的生命充满不息的活力和似神的光辉。即便悲剧是生命难以摆脱的宿命,人也决不能无抗争地屈服。正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所表现的:人是可以被打败的,但人永远不会被征服!

     面对困难的内在明亮,首先是爱和希望,其次才是理智,绝对的爱和不灭的希望,无条件地构成人性向善和生存意义的必须条件或前提。

   2005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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