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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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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敌人学习——苏格拉底的爱国主义
·从禁令封口到恶法禁言——再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
·中国权贵的暴发户心态
·从革命党到利益党
·希望国内维权远离境外的暴力或政变等煽动
·回应呼吁国内“见坏就上”的高寒
·邪恶与无赖莫过于金家政权
·俄罗斯的沉重新生和中国的腐朽权贵
·从太监党到秘书党
·从办事处现象看中国的合法腐败
·知识人的乌托邦和野心家的工具————狱中读《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
·混世魔王毛泽东
·民间娱乐恶搞红色经典
·白痴官员“恶搞”中共
·“色搞”泛滥的中国(之一)
·崩溃论与稳定论的互补
·胡锦涛漫画事件的背后
·特权福利与两极分化
·“色搞”泛滥的中国(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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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极权式腐败——为毛泽东死忌三十年而作
·孔子编史与中国的避讳传统
·从王朔式调侃到胡戈式恶搞——兼论后极权独裁下的民间笑话政治
·从陈良宇案看官权对民财的掠夺
·国际社会的无能纵容出朝鲜核爆
·跛足改革的“竞次主义”
·从中共党员到中共体制的叛逆者——悼念林牧先生
·金正日激怒了胡锦涛
·刘晓波、胡平:北京为奥运提前清场
·胡江“反腐”一脉相承
·沈从文自杀与毛式暴力美学
·掠夺老百姓活命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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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官权的人权展
·在刀锋上行走——狱中读《布拉格精神》
·深圳警察恶搞胡温中央
·反抗者的谦卑——为《格鲁沙诗文选》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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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国崛起的背后
·继承赵紫阳的政治遗产——赵紫阳去世二周年祭
·找不到方向的胡温政权——比较《大国崛起》与《居安思危》
·出版自由之敌的龙新民和邬书林
·公然作恶的中共广电总局
·从禁书看中共的合法性败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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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俞可平、吴思、刘军宁看普及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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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寡头独裁的衰败
·赵紫阳的家庭会议
·禁书与出版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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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回避赵紫阳 记者会文字稿被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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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法》争论背后的政治较量
·独裁制度对人的道德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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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法》对民权扩张的意义
·为王小波去世十周年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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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由主义的当代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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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两次扼杀的生命——有感于大连警察开枪杀死三个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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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奥运在北京
·官权“明抢”与广西计生风暴
·那个春天的亡灵——六四十八周年祭
·6月3日晚丁子霖夫妇和徐珏女士前往木樨地祭奠爱子亡灵
·历史真相与六四正名——六四18周年祭
·天安门母亲的诉求与转型正义——“六四”十八年祭
·虚幻盛世下的尊孔闹剧
·司徒华先生:有尊严地回乡(《单刃毒剑》大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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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民炒股看中国人的癫狂
·别跟我说“黑窑奴童”惊动了胡温!
·就“黑窑童奴”向胡温中央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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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回归十年的香港
·广西博白计生风暴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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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奴”凸显独裁制度的冷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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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人大对黑窑奴工案的无所作为
·我看茅于轼的“为富人说话”
·对黑窑童奴案的继续追问
·大陆媒体久违的赵紫阳照片
·有感于著名作家胡发云支持四十人建议书
·今日中国毛派的处境
·我看薛涌与《南方都市报》的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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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历史上的迫害异端


   编者按:北京警方上个月中旬突然闯进刘晓波先生家中搜查,并将他拘留审问,一天后释放,但抄走他的电脑、通讯录和文字软盘,至今未退还,刘晓波现在家中无法写作、上网。所幸以往他曾发给本刊一些存稿,以备急需,此文即其中之一。
     公元四世纪,古罗马诞生了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在他的庇护下,基督教由屡受迫害的异教变成了正统国教。当徒手的耶稣战胜了持剑的恺撒之后,基督教逐渐征服了西方人的精神,对西方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诸多贡献。
   一、驯化野蛮人的基督教
     从人性进化的角度讲,特别是在精神及其伦理层面上,基督教在古希腊的理性精神之外,提供了统一的持久的超验信仰,对天堂的期待安抚着地上的苦难,信徒的良知反抗着世俗权力的蛮横,并通过圣徒的殉道和忏悔为人们提供道德典范(比如,耶稣殉难之后,又有圣彼得和圣保罗的殉教,圣·奥古斯丁的忏悔)。这信仰,这典范,提升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也作为在道德上凝聚社会的纽带连接起世世代代的伦理传承。由基督教和古希腊形而上学的结合而形成的超验伦理,在西方文明中具有超越世俗功利的绝对价值,并逐渐演变为普遍有效的公德标准。来自上天的超自然的恩惠和制裁,许给为善者入天堂的万世至福,降给作恶者下地狱的永生惩罚,又通过忏悔的途径给人以赎罪和自新的机会。上帝之子耶稣用甘愿上十字架的代价,背负起人的“原罪”,以绝对的非暴力对抗暴力,以绝对的爱与宽恕降恩于所有罪人。生而有罪的人类,唯有终生向上帝祈祷和忏悔,在行为上不断行善积德,才能在无限的赎罪之路上接近天国。正是这种恩罚并重、忏悔赎罪和良知反抗的超验伦理,逐渐把凶悍的野蛮人和贪婪的惟利是图之徒,驯化为平和、节制和反省的文明人,也就是把本能人提升为具有信仰的理性人。
     从历史进程的角度讲,基督教兴盛于大一统的罗马帝国开始走向衰败之时。北方蛮族的入侵、内部的暴虐统治、腐败奢侈、权争阴谋和底层反抗,已经失去道德方向的罗马帝国,强大的武力只能带来更大的灾难。幸运的在于,罗马帝国在武力上败给了蛮族,基督教却在精神上驯服了野蛮人,使之逐渐变成文明人。古罗马帝国的统一传统与北方蛮族的分离势力发生武力冲突,在世俗意义上,促成了罗马帝国的衰亡和民族国家的纷纷独立,但在属灵意义上,教权之下的信仰及教会的统一,等于在另类意义上延续着昔日的罗马帝国统一。正如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领袖温斯顿·邱吉尔所言:“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获胜的野蛮人也同样被基督的福音迷住了。虽然他们并不比今天的善男信女更能克制自己的邪欲,但是他们有共同的教义和神灵的启示。一条联接着欧洲各个民族。一个世界性机构遍布所有国家,它无比强大,而且是罗马时代幸存下来的惟一成为系统的机构。这一机构的首脑是罗马的主教,他在精神上或者至少以教职的形式,恢复了罗马皇帝已经丧失的权威。”(《英语民族史》第一卷《不列颠的诞生》,温斯顿·邱吉尔著,薛力敏林林译,南方出版社2003年版P83)
     正是凭借着圣徒的榜样激励、教会的超然权威、教义的普世正义、教士之布道安慰、仪式之庄严魅力、信徒之坚定虔诚……才培育出互助、慈善、克制、苦行等社会公德。僧侣们的开荒拓土,教堂和修道院对弱势者的庇护、对穷人的赈济、收养鲧寡孤独、安顿迷途旅客,教会医院救死扶伤,特别是救助那些被遗弃的罪犯和传染病人……等等,宗教场所不仅成为施善育德和救死扶伤之地,也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源泉,交战双方不得进入宗教场所,已经成为世界通则。
   二、改变社会结构的基督教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的发展具有三大功能。
     1,教会成为凝聚社会大家庭的组织纽带和自治权威,也成为秩序与和平之源。不仅是罗马教廷提供了西方属灵世界的统一权威,而且各地方教会也成为社区自治的组织核心。这种以教会为组织核心而形成的秩序,对结束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来说,具有着远比世俗政府更强大的功能。怪不得有人戏称:“梵蒂冈的世界性权威就是宗教领域的‘联合国总部’。”但与现在的联合国相比,梵蒂冈的统一权威具有悠久的传统,而联合国的权威仅仅是二战后的产物,所以,梵蒂冈对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会的权威之有效,远非纽约联合国总部对各成员国的权威所能比拟。梵蒂冈训令对全世界的教徒具有强大的约束力,而联合国决议却难以真正约束各主权国家的行为。
     2,基督教信仰,逐渐凝聚起整个西方教徒的信仰共识,从而形成了相对于世俗权力及其利益的超验良知,随着教会的普及和日渐扩张,这种独立于世俗王权之外的道德的或精神的普遍共识,逐渐变成了高度组织化的宗教权威,在世俗政权本身无法形成对最高权力的内部制度化制约的情况下,基督教作为社会性的精神权威,发挥着从外部制约世俗王权的作用。由此,基督教改变了西方社会的整体结构,即在世俗政府的权威之外,造就了另一个独立的属灵权威,构成了两种权威、两套法律、两种责任的并存。神权的确立及其教会财产的合法化,在使西方人的宗教信仰由多神教变成一神教的同时,也使古希腊遗留下来的一元社会随之退出历史舞台,西方社会的权力结构逐渐由一元变成二元,神权与王权、教会与政府、僧侣与俗人、宗教法与世俗法……的并存,构成了古罗马社会结构的二元化:一是僧俗并存并日趋走向政教分离,二是自上而下的封建和自下而上的自治并存。正是在两种不相上下的社会力量及其制度的相互对抗中,西方社会才能逐渐形成两种统治力量相互制约的权威均衡,为西方制度向自由宪政的演变提供了成熟的社会条件。
     3,为西方法治秩序的形成提供超验基础。在基督教成为古罗马的国教之后,不仅教会法在技术上为世俗法提供了可资效仿的对象,而且对来自超验正义的教会法为法治秩序的超验基础,于是,西方人逐渐形成了这样的法治思想:法律如若要形成稳定的普遍的规则,首先,法律来上帝的意志,乃善法而非恶法,《摩西五经》是法律的原型;而法律如果仅仅来自恺撒,就很容易变成主要服务于统治者意志的恶法。其次,法律只有被信仰,才会被尊重、被自愿服从,整个社会才能具有以遵纪守法为荣的公共意愿。否则的话,法律要么变成“恶法”,只服务于统治者的意志;要么形同虚设、被法律之外的潜规则代替。
   三、培育西方人文精神的基督教
     从人文精神的特质和文化发展的角度讲,基督教为西方文化提供了精神、制度和物质的伟大贡献。
     1,基督教的教义及其神学思想,对西方的人文学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教义提供普世道义,拉丁文提供统一文字,自耶稣殉难以来的西方,没有基督教背景的一流精神产品,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无论是神学、哲学、文学,还是绘画、音乐、建筑,只要是人文和艺术的创造,无一不打上鲜明的基督教印迹。不要说神权时代的人文精神被基督教信仰所左右,即便是在理性化世俗化的近、现代西方,基督精神也为人文创造提供深层的滋养,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和非理性主义运动之中诞生的文化巨人们,尽管以复兴古希腊的理性精神来对抗神权主宰的中世纪,但是从但丁的《神曲》到意大利三杰的绘画,从莎士比亚的戏剧到歌德的《浮士德》再到贝多芬等人的交响曲,从康德的绝对律令到尼采的超人,人们都能看到基督受难的形象和听到天国的钟声。可以说,基督教已经渗入了西方文化的血肉之中。特别是那种指向绝对价值的超越精神,已经成为西方文化的最醒目的标志。
     2,基督教教会和神职人员在保存古代文化遗产方面贡献卓著,不仅是与基督教传承直接相关的古典遗产,还有大量异教和异端的文献资料。经院神学家对古典哲学做出的独特性解释,对古典精神的传承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教会开办的神学院为西方高等教育体制奠基,是西方的近、现代的大学及其研究制度的母体。教会、修道院和神学院训练出大量的教师、学者、法官、外交官和内阁大臣。教会的慈善事业也包括资助艺术创作,西方的音乐、绘画和建筑所达到的艺术高度,没有教会所提供的精神资源和物质支持,也是难以想象的。
     近、现代以来,借助于强大的经济、先进的技术和优越的制度,基督教的信仰征服已经从西方向非西方国家扩展,而且一直持续到当代世界。基督教及资本主义文明具有强烈的扩张性,先后造就了罗马帝国、大英帝国和二战后的美利坚新帝国,并由武力的征服和占领的殖民扩张演变为资本的扩张和福音的扩张(道义扩张),基督教为西方文明的扩张意识注入了“传播上帝福音”的道义动力,其世俗化进程表现为经济上的自由市场的全球化和政治上的自由民主的全球化。在“资本”为了利润而进行的无远弗界的扩张中,虔诚而富于献身精神的传教士,也不惜历尽千难万险地传播福音,甚至于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西方传教士的足迹。
     进入20世纪之后,人类历史富于戏剧性的发展证明:自发形成于特定地区的基督教、市场经济和自由宪政,之所以具有难以抗拒的扩张性,就在于它们具有其他文明所缺乏的与人性的内在契合性——善待人性、确立人的尊严、鼓励自由竞争、确保和平秩序和激发人的首创精神。所以,西方文明逐渐显露出其普世性品质,被越来越多的其他地区和其他文明所接受,甚至演变成难以抗拒的历史大势,顺治者昌而逆之者亡。
     然而,基督教对西方的伟大贡献并不能掩饰其制造的灾难。在基督教主宰西方精神的漫长历史上,教会犯下的最大罪恶便是迫害异教和异端。这样的迫害史,从公元4世纪初一直延续到20世纪后期。
   四、初为国教时期的迫害异端
     非常讽刺的是,基督教由异教变成正统之后,也变成了制造并迫害其他异端的信仰独裁者。从此,作为国教的基督教忘记了自己作为异教徒被迫害的伤疤,开始了在权力的支撑下的漫长的迫害异教徒的过程。君士坦丁大帝在把基督教定为国教之后,就开始迫害其他宗教信仰和基督教内部的异端。他就针对异教颁布严格的禁令:禁止在新首都敬拜任何偶像,禁止任何异教的集会并焚毁其会堂。四世纪的最后20年,狂热的基督徒在罗马各城市里不断地制造骚乱,摧毁异教的古老神庙,清除所有偶像和异教徒,禁止异教的祭祀和仪式。异教派别主要源自古希腊的精神遗产,如,新柏拉图派、斯多葛派、犬儒派和密斯拉教派(Mithraism),其中尤以新柏拉图派和斯多葛派的影响最大,并通过圣·奥古斯丁的神学而融入基督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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