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刘晓波文选
[主页]->[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刘晓波文选]->[在日常生活中拒绝说谎──余杰文集序]
刘晓波文选
·我看茅于轼的“为富人说话”
·对黑窑童奴案的继续追问
·大陆媒体久违的赵紫阳照片
·有感于著名作家胡发云支持四十人建议书
·今日中国毛派的处境
·我看薛涌与《南方都市报》的决裂
·从中共独裁的新特征看十七大
·昨日丧家狗 今日看门狗——透视当下中国的“孔子热”
·胡温政权的意识形态焦虑
·柏林奥运的前车之鉴
·政治奥运,腐败奥运!
·我看《读书》前主编汪晖的愤怒
·毛泽东仰望斯大林的媚态
·被民族主义狼奶毒化的中国愤青
·面对“袈裟革命”的中共政权
·责任伦理让勇气升华——为《张思之先生诞辰八十周年暨执业五十周年庆贺文集》而作
·十七大前的道德净化运动
·爆发户中国仍然一无所有
·尼采的天才与狂妄——狱中读《尼采传》
·从习近平、李克强的跃升看中共接班人机制
·为什么自由世界敦促独裁中共干预缅甸
·新教伦理创造出世俗奇迹——狱中读韦伯笔记
·十七大与党魁权威的衰落----评中共十七大胡锦涛报告
·我蔑视这个老大政权
·包包,我们爱你!——为包遵信先生送行
·理性的荒谬及其杀人——狱中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
·劳教,早该被废除的恶法——坚决支持茅于轼、贺卫方等人废止劳教制度的公民建议
·另一种更深沉的父女情
·独裁中共对自由西方的灵活应对
·中国农民的土地宣言
·毛泽东为什么发动鸣放和整风——我看反右之一
·毛泽东为什么发动鸣放和整风
·面对权力暴虐的下跪
·杨帆教授又拿国家安全说事儿了
·赵紫阳亡灵:不准悼念和禁忌松动
·中共的年龄划线与黔驴技穷
·奥运,中共的最大面子
·民粹主义是独裁的温床
·毛泽东为什么由鸣放转向反右——我看反右之二
·奥运年与喻华峰获释
·垄断“救灾” 正是独裁之灾
·坏制度与“好总理”
·当代文字狱与民间舆论救济
·胡温政权的画饼民主
·黑暗权力的颠狂——有感于腾彪被绑架
·西藏危机是唯物主义独裁的失败
·章伯钧的幻觉与毛泽东的阴谋
·胡温又一场“政治改革秀”
·汉人无自由,藏人无自治
·当选的马英九还敢向中共打民主牌吗?
·迎风而立的王千源
·我看中共开启谈判大门
·不同于爱国颠狂的另一种民意
·“抵制家乐福”变成大陆网络的禁忌——写于世界新闻自由日
·大地震中的民间之光
·今天国旗降下,哪一天国旗再降
·孩子 · 母亲 · 春天──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写给王元化先生的在天之灵
·从野草到荒原—“2008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答谢辞
·民间问责VS官权的歌功颂德
·韩寒评“大师”已经很客气了
·当搜救犬也成为英雄
·“瓮安事件”的启示
·余秋雨—专向孩子们瞪眼的“英雄奴才”
·爱情、思想与政治——读《海德格尔传》和《汉娜•阿伦特》
·上海警方不能私吞杨佳案的真相
·当杀手变成大侠
·改革时代的新启蒙----以西单民主墙为例
·杨佳案——上海政法委书记吴志明难辞其咎
·杜导斌案——湖北警方的卑劣
·瓮安民变所凸显的政权合法性危机
·官权的暴力统治与杨佳的暴力复仇
·奥运前的政治恐怖
·迎着西伯利亚寒风而立的橡树——悼念反极权的伟大思想者索尔仁尼琴
·独裁不变,谣言不止!
·开幕式-独裁美学的精华版
·作为体育盛事的北京奥运
·金牌崇拜与独裁民族主义
·杨佳式暴力复仇仅仅是“原始正义”
·铁窗中的感动——狱中读《论基督徒》
·超越始于恐惧
·杨佳案戳破奥运自信泡沫
·“结石儿”死于制度之癌
·中宣部也是毒奶粉泛滥的罪魁
·中共奥运战略的金牌综合症
·温家宝的道德狂妄
·中共权贵的暴发户心态
·嗜血和失血并存的时代
·“以民为敌”必然逼出“以官为仇”
·在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背后
·待到涅磐完成时——为包遵信先生安葬而作
·土地私有化才是真正的还产于民
·共和党对奥巴马当选的贡献
·杨佳母亲出现,最高法院何为?
·杨佳死了,觉醒的民心不死
·杨佳案的审判与杨母现身
·中国改革的深层动力来自民间
·打破行政垄断就是消除“合法抢劫”——向罢运的“的哥”致敬
·毛泽东如何杀人——读杨继绳的《墓碑》
·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
·我的自辩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在日常生活中拒绝说谎──余杰文集序


   附录:余杰著《拒绝谎言》目录
   作者:刘晓波
   --------------------------------------------------------------------------------
   还是在大连的监狱中,我初识余杰的名字和他的文字,妻子探监带来了他的文集《火与冰》。也许,妻子想让我从余杰的文字中读出了对八十年代的记忆,那确实是一个充满了思想激情和启蒙热忱的时代,余杰的文字中也确实洋溢著与八十年代一脉相承的启蒙激情和批判精神。
     
   在六四后压抑的思想环境中,在人们只能借助于对金钱的贪婪和对高消费的攀比来宣泄欲望之时,在大众只能借助于小品化的调笑来填补精神空虚之时,在官方用恐怖政治和利益收买堵住知识精英们的嘴巴之时,在知识界用“历史缺席权”为自身的懦弱辩护、用“思想淡出而学术凸现”为藉口逃避社会责任之时,在言说和行为完全分裂的犬儒化生存策略盛行之时……余杰的第一本文集《火与冰》的出版,立刻在知识界和青年群体引起强烈反响。我这个过来人,对于八九后一代颇为隔膜,但余杰的文字多少破除了这种隔膜。我被他的尖锐如冰的犀利批判所震动,为他对历史苦难的探根溯源所感动,也为他的青春自恋和对老师的溢美之词而悲哀。于是,我出狱后对“黑马丛书”的作者们的第一次发言,不是肯定而是批判,特别是对余杰和摩罗的批判很是尖刻。我承认,我是有意藏起了余杰的文字给我的安慰,想从反面刺激这批新崛起的知识人。
     
   后来,见到了余杰本人,我们之间居然没有论敌的仇视,甚至连第一次见面的尴尬也没有,之后的交往和共事使我们变成了以诚相待的朋友。他拙于口语表达,为人平和宽容,即便他在文字中常常直呼批判物件的名字,给人以苛责他人的感觉,但那只是因为国人习惯于拐弯抹角的言说,习惯于文人恶斗所养成的思维,反而不习惯甚至不容忍直白的实话实说,经常把思想论战等同于人身攻击。而余杰,他对具体的人并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他的所有批判性文字只是对事不对人,不会因文字上的论争而祸及人身。
     
   余杰恰逢其时地崛起于世纪末的中国景观之中,这种世纪末景观在更深的意义上绝非物理时间的尺度,而是民族精神的衰败的广度和深度。故而,余杰的出现既是一个异数,也是一种必然──平庸的生存需要激情之思的冲击,万马齐喑的舆论环境需要锐利呐喊的刺痛,刻意制造出的繁华盛世需要批判勇气的警醒,被淘空的记忆需要真实历史来喂养,灵魂荒漠需要良知信仰的滋润,普遍的人性冷酷更需要爱的温暖。
     
   余杰不同于大多数自由知识份子的特异之处还在于,他从自己的基本人权被剥夺的亲历中痛感到:在一个独裁社会中,对于维护每个人基本的权利和尊严来说,即便是诚实的言说,仅仅坐而论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具有起而行的勇气。当他因言论而被中国作协剥夺了工作权之后,他从为争取自己的工作权开始,不断地为无辜者受害者向独裁制度发出挑战。他为同龄人杨子立等人的无辜被捕而大声疾呼,他为刘军甯、秦晖和钱理群等自由知识份子的被整肃而鸣不平,他为官方禁止高行健的作品在大陆出版而发出公开信,更为弱势群体的被歧视被迫害而呐喊……而且,在大多数知识份子有意回避与被监控的政治敏感人物共事的环境中,他却有意与这些边缘人保持密切的关系,和他们一起签名向政府呼吁改善人权。他还在境外媒体中发表了大量在国内无法公开发表的时事评论,他直呼其名地呼吁朱熔基总理尊重民主,如同他在国内发表的文化批评中直呼众多社会名流的名字一样。
     
   为了使批判具有建设性的精神维度,余杰转向宗教寻找精神资源,在这本《拒绝谎言》的文集中,他多处引证《圣经》和宗教圣徒特雷莎修女、神学家朋霍费尔、圣雄甘地、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等人的言论和行为,引证把反抗极权主义与宗教的超越精神结合起来的哈威尔、索尔忍尼琴等人的言论。这说明,在当下中国的惟利是图盛行的无灵魂状态中,余杰不满足于批判,还要寻找填补信仰空白和伦理荒漠的精神资源。这种倾向,不仅是余杰个人的选择,更是一代自由知识份子的共同选择。我在1999年出狱后,借助互联网又陆续结识了一批青年知识份子,像任不寐、摩罗、王怡、杨支柱等人,他们与八十年代的自由知识份子一样,具有鲜明的自由主义立场、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批判现存制度的勇气;他们也具有不同于八十年代的自由分子的自身特质:一是充分利用互联网提供的方便传播自由主义常识;二是具有强烈的对超越精神的渴望。他们在批判传统和现实、反抗言论管制的同时,不约而同地转向基督教的精神资源,寻求终极关怀和超越价值。
     
   我非常理解这批青年自由知识份子的选择,因为中国文化一贯奉行实用主义的功利原则,最缺少超越性的精神维度。儒家的重义轻利,实际上与超越价值无关,它既是“以礼吃人”的牧民之具,也是统治精英的意识形态口红──把小人包装成君子、把独裁装璜成仁政。特别是:当毛泽东时代的高调乌托邦破产之后,邓小平就连意识形态口红也不要了,而是高唱赤裸裸的实用主义“猫论”,当代中国的做人指南,除了利益,再无他顾。头上没有星空,周围没有法治,心中没有道义,不是无知者无畏,而是无信者无畏。所以,那些知识渊博的文化人,才会以充当得宠的高级幕僚和御用文人为荣,才会在评奖游戏中既当球员又当裁判且不断破门赢球,才会肆无忌惮地把无道义当学术、把剽窃当成果、把假文凭当学历、把犬儒当聪明……中国知识界的道德水准之下流,正在向最无耻的官场看齐。
     
   正是在这样的道德背景下,新一代自由知识份子转向了对超越价值的寻求──既为自己的自由信念寻找超世俗的价值支撑,也为新制度的建立寻找文化的和伦理的依托。他们希望以宗教性的爱弥合仇恨造成的人性分裂,以宽恕改造唯我独尊的霸道态度,以谦卑和敬畏矫正既无知狂妄又自卑自贱的传统人格,以非暴力反抗来改造代代相承的暴力崇拜,以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来摈弃犬儒主义和冷漠麻木,以普世道义对抗愈演愈烈的狭隘而功利的民族主义。当灰暗的现实令人沮丧之时,个人面对神圣信仰的祈祷和自省,使其在内心深处保存著道义责任和乐观希望。
     
   但是,我也有某种忧虑:这种对基督教对神圣价值的追求,是否会变成真正的精神资源,而不沦为文化新贵的“精神白领”──如同自由主义言说沦为牟取名利的手段,也如同所有过眼云烟的时尚。对超越价值的敬畏和勇于承担的良知,必须践行才有真正的道义力量。如果只是言说而不必践行,那么自由也好,信仰也罢,既不是道义,更遑论力量!
     
   余杰曾以专文向朋霍费尔献上他的敬畏之情。面对牢狱和绞架,这位圣徒始终平静地微笑著,因为他的灵魂被神圣的价值和对上帝的祈祷所充满:他悲观,为了使幸福不至于变成甜蜜的毒药;他乐观,为了让未来不至于落入恶棍之手。而在当下的中国,物质上的小康幸福正在变成精神毒药,普遍的麻木正在纵容独裁下的邪恶肆无忌惮地挥霍和透支未来。
     
   凡独裁者皆是最大的谎言制造者,反抗独裁的有效方式就是从每个人的不说谎开始。在靠谎言支撑的中共独裁秩序中,余杰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效应,绝非因为他的文字多么高深多么漂亮,而仅仅是因为他诚实──诚实地说出自己的所想,凸现了被官方的意识形态和知识界的学术包装所歪曲所遮蔽的常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独裁制度已经把人性扭曲得面目全非,以至于连做人的起码底线都被践踏,人性的基本自律变成险象环生的畏途。于是,诚实──做人的诚实和言说的诚实──对于中国知识人来说,变成了一种奢侈品。有人甚至制造出多种言说方式来为沉默和不诚实辩护。
     
   当对共产乌托邦的狂热盲信崩溃之后,在资本和独裁权力狼狈为奸的时代,国人什么也不信,却相信谎言的力量──谎言可以给人带来安全、财富、权力甚至荣誉。当靠谎言生存的策略被知识人身体力行之时,他们也许暂时逃过生活困扃甚至肉体毁灭的灾难,而且还能活得像个体面的有产阶级,但是整体的精神毁灭之灾难便在每个人的参与下不可避免地降临,知识人也就沦为没有任何尊严和人性的精神乞丐和知识掮客──放弃所有做人的底线,像俘虏高举双手一样地交出自己的灵魂。对这种普遍的精神灾难,说谎者们的最通常的自我辩护是:“我无计可施,因为他们太强大。我也痛恨说谎却不得不说谎,我甚至就是近于绝望地说谎。”多么无奈而诚恳的表白,多么令人同情的处境,难道这样的说谎者不值得原谅吗?
     
   不!不值得原谅!
     
   容忍谎言就等于自动强化暴政。在日常生活中,除了谎言,暴政再无其他资本为自身辩护。暴政要求人们的自我作践,它甚至是体谅民意的,不要求人们真诚地相信它,而只要求人们违心地承认它和歌颂它,足矣!所以,暴政永远不会主动放弃威逼利诱、放弃对人性的践踏、放弃让人们向自己的良心说谎。正是我们的驯顺使暴政显得强大且道貌岸然。暴政最害怕的甚至不是激进的以暴易暴──局部的暴力反抗会被镇压,而整体的暴力革命很可能催生出又一个新的暴政──而是每个人、首先是以言说为职业的知识人,拒绝说谎、不参与说谎,不靠谎言生存!是的,我们不需要高调,做不到绝食、自焚、公开发言,但在日常生活中坚守诚实做人的起码底线,并不要求我们多么勇敢多么高尚,而在生活细节上拒绝谎言,恰好是对靠谎言维持的暴政的最致命颠覆。如果在六四大屠杀过后的大清查和效忠表态运动中,不必有90%,而只需50%甚至30%的人不参与说谎,不出卖良心,不写交代和检查,不做效忠表态,暴政就不可能支撑到今天,更不可能还显得那么成绩卓著。
     
   余杰成名于诚实的言说,而他的这本《拒绝谎言》却只能在海外出版,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一党独裁是多么害怕诚实的言说,中国的制度环境对言论自由的扼杀是多么严厉,遍布谎言的社会又多么需要越来越多的知识份子能够实话实说,我们当下的精神处境又是多么怪诞:一方面是对诚信的渴望,另一方面又是普遍地践踏诚信。即便如此,准备为诚实付代价的人仍然可以抱有乐观的信心,仍然可以逐渐地拓展实话实说的领域。余杰在非政治领域的诚实使他成为文化名人这一事实,说明了沉默的大多数在内心深处是厌恶谎言而期待诚实的。在政治恐怖和利益诱惑之下,当人们出于既得利益而在外在言行上与谎言制度合作之时,这一制度的道义合法性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已经腐烂。这种人性分裂和精神悖论,既标示出目前中国的伦理危机的可怕深度,也提供了对中国前途抱有乐观信心的人性依据。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