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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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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惊动了我——《王怡文集》序

刘晓波

   ⊙劈头先给王怡一闷棍

   劈头先给王怡一闷棍,然后再容我细细“捧杀”。

   其一,自打青年王怡出了名,关于宪政,他写得最多,大致可分为“历史宪政”、“武侠宪政”、“影评宪政”、“时评宪政”,乃至还有“饮食宪政”和“丁克宪政”,如此眼花缭乱的宪政论说,读起来却大多脉络清晰、让人获益,比干巴巴的抽象宪政,也更有滋味和情趣,确实需要另类的才华。然而,这样的宪政言说,也免不了有些绕弯子,弯子绕得太复杂,也会把作者自己绕进去,让人感到困惑、生硬和别扭。

   比如,他赞同别人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易经》箴言,与哈耶克的“自发演进秩序”勾联起来,并进而解释说:“易经的精神尚有一种‘天行健’的先验主义背景。但易经的经验主义性质就在于‘天行健’是相当虚泛的,它构成一种背景但并不构成一种教条。”我看不出易经箴言与“自发演进秩序”之间的联系,也看不出不无所不包的、怎么解释都行的“易经的精神”与西方基督教的“圣约”之间的关系。我只知道,无所不包的言说大都“一无所包”。王怡的解释,倒是让我想起八十年代的文化论战中,许多人把中国的“民本”和西方的“人文主义”或“民主”扯到一起。

   再如,王怡的《丁克家庭、创世记和宪政民主》一文,尽管里面讲了许多逻辑推演的问题,但还是看得我云山雾罩:他反对中国传统蛮横地把“专制政府与细民的关系模拟为父子关系”,但这并不能反证如下逻辑演绎的合理性:从父子关系和人神关系之间的模拟联系,推出血缘关系乃父子之间的契约,再推演出宪政的先验基础。我不知道王怡的如此“创世”说服了多少人,但他起码没能说服我。

   其二,时而信奉自由主义的王怡,也要回到传统里,接点悠远的气脉,“鸡蛋里跳骨头”地汲取些许古典精华,且拿出自己的饮食习惯来佐证,以证明自己是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不但理论上是,生活细节上也是,似乎做个英美派的自由主义者,必要一副文化保守的尊容,否则就不正宗。王怡在《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中自述道:“我也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吃牛肉面都不会换地方。我最迷恋的概念之一就是‘传统’。传统在这里代表一种方向性,比如我在一篇文章里说,情欲是一种有传统的性欲。性欲原本是没有方向性的,方向性在针对特定对象的传统之中形成。”

   尽管,王怡反复强调文化保守应该与政治自由主义融为一体,但在他的论证中,也常把不同层面的文化因素与保守/激进、传统/现代混在一起说,混淆了非制度性文化因素和制度性文化因素的区别。其实,爱吃川菜或爱读庄子,喜欢字画扇或沉溺于京剧,实在与百年来中西大碰撞的语境下、及中国当下语境中的保守或激进无关,也与提倡“读经”的民族主义王道政治差之千里,更与选择自由或甘于奴役无关,大可不必张冠李戴,更不必如此张扬。

   每个个体都是多元的,社会也是多元的,不能用例举一元的方式来指认多元的活人,更不能把多元中的不可比因素硬拉在一起。

   英国最著名的保守主义思想家埃德蒙•柏克,他的保守主要集中于政治制度和法治秩序方面,而很少论及传统的非制度化因素。他的保守,正面前提是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的自由权权利和宪政法治的传统,它既是传统,也是柏克时代的活生生的政治现实。正因为英国有着这样的传统和现实,才无需法国式的大革命。他的保守,反面前提是“我憎恨专制,……我尤其憎恨多数人参与的专制。多数人的专制不过是扩大了的专制。”(《自由与传统》,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P55)所以,让专制王权异常强大的法国学习英国式的保守,可能吗?正如中国“百日维新”的失败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之间的差异一样。

   在现代中国,被公认为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胡适,既是最早提出“打倒孔家店”和“全盘西化”的激进反传统主张的人,也是一贯提倡“点滴积累、渐进改良”和“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的人,同时,与五四一代的其他人相比,胡适在生活细节上,也算得上传统和保守。

   垮掉一代的经典诗人金斯堡,一边发出声震美国的“嚎叫”,一边喜欢静谧的佛教。这位嬉皮诗人的叛逆之作变成美国大学中的经典之后,并不意味着激进的愤青已经变成保守的教授。

   王怡自称吃牛肉面从不换地,但我也知道他看光碟的紧跟潮流,而且基本上是西方影片,总不能说前者是保守、后者是激进。正如拼命拽着西方时尚的尾巴乱转的“酷一代”,不见得就是激进一族,说不定他们在如何钻营上颇为老道。

   其三,偶尔,读王怡还会读出小卖弄。显示渊博,固然是知识人难以根绝的嗜好,但引经据典时,总要尽量避免文不对题和节外生枝。一些不必引经据典就已经说清的常识问题,还要绕几道弯,掉掉书呆子,那不是渊博,而是轻浮。中国读书人的注经和掉书袋子的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先秦之后没有“子”,汉代以来,由孔孟而马列,一路注下来掉下来,已经把国人的精神创造力逼入“穷途当哭”的绝境,否则的话,“老杜之诗,无一字无来处”的诗评,怎么可能变成大诗评家的审美标准?“点石成金”的用典,怎么可能演化为大诗人推荐的作诗法则?

   其四,最让我不舒服的是,王怡的文字中,冷不丁会流露出传统知识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骄狂。比如,王怡为“宪政论衡”开张写的“广告辞”,题目本身就有些张狂:“存在主义的宪政观——千年暗室,一灯即明”。用于解释这一题目的文字中也有不少大话:“所谓千年暗室,一灯即明。有一明的信念,就当有千年的恒心。易经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的宇宙观与历史观,一种非目的论的根植于先验背景下的经验主义。我愿意将这句话看作现代宪政的根本精神。”

   读过不少神学书和哲学书的我,实在看不懂这样的表述:“一种非目的论的根植于先验背景下的经验主义。”也无法理解这句王怡喜欢引用的易经箴言,怎么就能被“看作现代宪政的根本精神”?

   尽管,在王怡的全部文字中,类似这样的骄狂文字极为罕见,但只要出现就该自我警惕。在上帝的俯视下,人的最大原罪就是心无谦卑和目无神圣的狂妄:知识狂妄遮蔽真理,道德狂妄亵渎良知,权力狂妄制造人祸。

   如此作序,还是给一本在国内无法公开出版的文集作序,大概有欠“厚道”,那现在就开始“厚道”吧。

   ⊙初次被王怡的文字惊动

   我被王怡的文字惊动,缘于他的那篇短文《美得惊动了中央》:一部青春偶像剧《流星花园》,让王怡夫妇回到校园青春期,品味那份“朝花夕拾”的初恋,必定很闲适、甚至激动。F4的扮相和发嗲的对白,尽管平庸,但毕竟优美。只是,王怡大大低估了党中央对“不健康舆论导向”的敏感,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么老大个的政权,竟然视大众化的“优美”为威胁,来自中南海红墙内的禁播令,使《流星花园》半途而废。

   这样的蛮横,犹如一个常年不洗澡的恶汉,仅仅依仗穿了一身官服,就悍然闯进民宅,并把臭气熏天的汗脚伸进刚刚放满清水的澡盆,极大地冒犯了有洁癖的王怡们:剥夺了其天然权利,亵渎了其审美趣味。所以,在王怡看来,权势者扼杀了给无权者带来“赏心悦目”的优美,是不准“平庸”的蛮横,其背后所隐含的审美指向,庸俗而邪恶。或者说,极权的邪恶乃平庸之最。

   审美依赖于极端个人化的偏好,审美经验也大都是隐秘的私人经验,所以审美是最多样化的精神体验,正如西谚所云:“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个哈姆雷特”。而独裁国家只要求一个钦定的“哈姆雷特”,只允许大一统的权力美学,它的程式化抽象化干瘪化的趣味,天然地敌视个人、个人偏好和私人经验,所以就只能制造精神垃圾,并把这样的垃圾强行塞满家家户户的夜晚,所以,王怡愤怒了:

   “一般而言,我们认为足以惊动中央的事件总在善恶之间,而与美丑无关。尽管善恶之间的立场,往往会妨碍审美的品位,造成审美的堕落。……在一个后极权主义的世界,我们可以承认自己缺乏道德了,决不能承认自己没有品位。……我不太在乎政府对我的道德水准造成的歧视,我极其注重的,就是这个禁播令对我的审美能力进行了当众的羞辱。”(《美得惊动了中央》)

   王怡没有经历过更严厉的羞辱个人美感的时代,那是连衣裙、披肩发、高跟鞋与诸多经典名著共同被押上红色审判台的时代,是焚书、砸唱片、刮壁画、毁庙宇的时代,是毛泽东的“不许放屁!”的昏话被捧为佳句的时代,是郭沫若的献媚四六句被排在文学刊物头条的时代……,而在这样的审美沙漠中,一个敢于偷看《红与黑》、偷听情歌、私下里朗诵情诗的中学生或青年人,其清爽的灵魂必定有极柔软的部分,柔软到可以为了美、为了独立思想的尊严而冒险(比如郭沫若之子郭世英之死)。这样柔软的灵魂,也必定被美被诗被爱所拯救,如同《1984》中那对偷情的男女。所以,在奴隶制仍然残存的俄国,陀思妥也夫斯基祈祷:美将拯救世界!诗将提升我们的卑贱灵魂!(大意如此)

   然而,独裁国家,没有宗教,没有哲学,也没有伦理,更不必说它的审美情趣了。因为,独裁者只信仰权力、只为权力辩护、只为了权力而不择手段,只欣赏装饰权杖的花纹……面对羞辱个人美感的粗俗政权,王怡写下了基于个人美感的文字,读这样的文字,我能感觉到他那种蔑视强权的发自内心的骄傲。我们面对的这个庞然大物,尽管一刻不停向我们炫耀着它的权力和皮鞭,但它越是嚣张跋扈、不可一世,就显得越发平庸猥亵和空洞下作。

   ⊙基于个人自由的谦卑反抗

   身处后极权中国的年轻王怡,自我定义为“知识分子”,但不是古代士大夫标榜的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民众代言人,而首先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知识个体,一个争取个人尊严的维权者,一个为个人自由辩护的言说者——在自负和内疚之间取得平衡的“罪人”。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无知是一种罪,知道了不说出来是罪加一等’。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因为‘知识’构成了知识分子的一种原罪。知识分子的本质就是‘怀璧其罪’。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意味着我要活在自由的言说中,在言说中呼吸,在言说中为个人自由作无罪的辩护。”

   “一个知识分子的诞生大致需要两种情结,一是自负,一是内疚。我总是认为我在一些领域和事件上比一般人知道和了解得更多,才能感到公共言说的冲动。……一个人没有这种自负就不会写文章。……否则就比自负还糟糕,叫自私和不负责任。”(《王怡:知而不言是一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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