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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是起而行的果实——有感于茅于轼的声明

   刘晓波

   

   为改变现有制度而斗争是中国知识分子良心的事情。在不许自由的地方,如果要实现自由理想,只有用行动践行它。

   最近一段时间,大陆的体制内异见者不断向中共的言论管制发挑战,北大新闻系焦国标副教授声讨中宣部的檄文的之余响还在回荡,《中国青年报》的著名记者卢跃刚又致信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让中共的喉舌制度的丑陋和小官僚的霸道无知,接受公共舆论阳光之烘烤。紧接著,7月16日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公开挑战中共禁书制度,就他的新著被禁发表公开声明: 我的著作(由何宗思编辑)《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一书在2003年5月于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首次印刷8300本,销售良好,又于2004年1月第二次印刷2065本,并且台湾未来书城出版社又在台湾出版.近日文联出版社得到有关当局电话通知,不得继续印刷,已经印刷尚未出库的不得出库销售.使得出版合同无法继续执行。我对于这种违反宪法,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做法深表遗憾。希望有关当局要学习宪法,懂得依法行政,即刻纠正这种违宪的行为。

   茅于轼 2004.7.16

   茅先生的公开声明,像他一贯的敦厚宽容的文风一样,注重法律、措辞温和,但其首开体制内人士公开抗议禁书的先河,不仅是对言禁制度的尖锐挑战,对有宪法而无宪政的法制现状的批判,而且对于其它的被禁作者也是一种感召(如被禁的《往事并不如烟》、《中国农民调查》、《潜规则》、《血酬定律》和《犁与铁》等)。

   茅先生,不但一直为自由主义价值进行辩护,而且屡次以行动扞卫国民的自由;他不但敢于起而扞卫自己的言论自由,而且当别人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之时,他也能起而扞卫,多次参与敏感的政治性维权活动,表现出言行合一的知识良知:论证自由,固然重要,但自由不是坐而论道论出来的,而是身体力行地做出来的。特别是,茅先生曾毅然加入对杜导斌的声援,曾令晚辈肃然起敬。因为,就在导斌被捕的前不久,导斌曾撰文批驳茅老的《已见曙光、待见朝阳》一文,其文风之激烈,笔走偏锋,在所难免。茅先生没有著文回应,却在导斌被捕时加入声援的行列,以其实际行动践行著自由主义的铁律:我可以不同意你的某个观点,但我要以生命扞卫你说出这个观点的权利。

   茅先生一直关心农民和农民工,在帮助弱势群体上,他也做到了言行一致。他为争取农民地位的改善而撰文,为身陷冤狱的农民企业家孙大午而呼吁;他在贫困乡村建立民间的“农村小额贷款”,帮助当地农民解决融资难的问题;他在北京创办“保姆培训学校”,为打工妹们更好地就业提供帮助。

   去年,我曾在《声援杜导斌的茅于轼先生》一文中说:“自由主义是一套价值观念,也是一种制度安排,更是一种生存方式,只有当作为一种生存方式的自由主义得到普及之时,自由才不仅开了花,而且扎了根。在当下大陆,自由主义的书斋言说已经进入‘准自由’的盛境,但在制度安排上和日常践行上则极端匮乏。这种匮乏,不仅表现在独裁制度的扼杀自由上,也表现在日常行为的拒绝自由上:人们对每天发生在身边的罪恶装作视而不见,在公共发言中公开说谎并为说假话辩护……”

   其实,在对中国当下现实的判断上,知识人之间的观点冲突并不重要,重要是知识人能否说出真相,因为真相是判断的前提!特别是,中国早已进入了祛魅的时代,知识人已经跳出了迷醉于“毛泽东巨手”的中魔状态,不大可能还愚昧地被“伪先知”和“大救星”所欺骗。反而,革命唯物主义的领袖拜物教转变为逐利唯物主义的金钱拜物教之后,知识界已经变得“太人性”和“太世俗”了。以至于,为了既得利益而不择手段的技巧,已经达到了“以无厚入有间”化境,可以卸下任何道德负担和知识诚实,明明知道“指鹿为马”,还偏要“指鹿为马”。

   或者说,当权威主义一再证明当下的独裁权威的合理性而反对自由主义时,也当新左派反复言说当下中国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土化和全球化”之间的冲突时,当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把毛泽东奉为中国宪政道路的奠基者时,现实中发生的却是强大的言禁与弱小的反言禁的不对称,也就是“独裁和反独裁”之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谁都明白,毛之后的中国仍然是这样一个国家:当权者一不高兴,想封那本书就封那本书,想抓谁就是谁。甚至,有人可以神秘地失踪,如同“人间蒸发”一样。所以,大陆知识界时刻面临著对恐怖秩序的“顺从还是反抗”的抉择。正如极权时期的波兰著名异见人士米奇尼克所言:“为改变现有制度而斗争成了所有波兰知识分子良心的事情。”

   遗憾的是,在当下中国,选择关乎知识良心的事情的知识分子不多,而选择昧于良心的功名利禄的知识分子太多,与极权下的当年东欧大同小异。所以,哈维尔痛切地指出:“沉默的大多数”才是权力蛮横得以畅通无阻的深层原因。波兰的著名异见知识分子的米奇尼克,才会在当年激愤地说:“你必须知道,知识分子受一种复杂的情绪所折磨,这也就是他们在1970年12月工人流血时保持沉默的原因。如果我能够大声说出这一点,是因为我当时不是一名知识分子,而是一名‘工人-持异议者’的杂交品种。”他接著叙述说:“我记得1976年参加一次关于乌尔苏斯的审判;我听到了不公正的判决。我看见妻子们在哭泣,感到巨大震惊。我意识到丢下这些人不管是不能允许的。我很快写了一封关于知识分子角色的抗议信。”

   头脑是复杂的,有知识的头脑就更复杂;良心是天真的,有知识的良心就更天真。问题是,面对近在眼前的迫害,复杂的头脑因左顾右盼而失去了知识的力量,而天真的良心却显示出知识的力量。与那些喜欢对现实进行复杂化解释的知识分子相比,茅先生的公开抗议就显得有些戳穿皇帝新衣的孩童般的天真。

   今年上半年,体制内异见者的一连串行动,使2004年的民间维权出现了一种新气象:对言论自由的信念,在越来越多的体制内知识人身上变成公开扞卫言论自由的行动,民间维权勇气正在由体制外向体制内的扩张。而一旦越来越多的社会名流自觉加入到践行自由的行列,中国的自由前景就会如茅先生所预言的那样:“已见曙光、待见朝阳”。

   在不许自由的地方,如果要实现自由理想,只有用行动践行它;在泯灭真理的地方,如果相信真理不灭,就要用行动见证它。

   2004年8月15日于北京家中

   2004-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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