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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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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政治的悲剧——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改革(2)

刘晓波

   二、 邓小平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变化

   绝对极权的政治、陷于崩溃边缘的经济、物质供应的极度短缺、连沉默权都不允许的强制、普遍的人权灾难、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阶级斗争和连梦都不敢做错的恐惧气氛,刚出生的婴儿作为历史反革命的狗崽子而被刨腹,阶级斗争的野草覆盖了维持基本温饱的禾苗……由于大陆中国进行改革的背景太黑暗太荒芜太灭绝人性,以至于红太阳刺瞎了所有人的眼睛,所以,只要有人能给这黑暗中带来一点光亮,在这荒芜中开出一寸绿洲,在这人性大灭绝中稍显仁慈,谁就能赢得主流民意的衷心拥戴。

   与毛泽东时代相比,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打破了一个人的头脑代替所有人思考的极端个人专制局面,结束了全面阶级斗争的内战,废除了可以任意剥夺国民的人身自由乃至生命本身的极端人治秩序,使1949年之后的中共体制及其意识形态发生了全面的动摇。

   尽管,邓小平已经于1997年作古,但他所开创的跛足改革仍然在继续,自从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开明派被清除出最高决策层之后,无论是已经过去的江朱时期还是现在的胡温体制,邓小平的阴魂,不但左右着高层的权力交替(江泽民、朱鎔基、胡锦涛、温家宝四人的权力皆来自邓小平的生前钦定),而且左右着中共的改革模式,所有的变与不变仍然是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加机会主义的跛足模式的产物。也就是说,现在的中国仍然没有走出邓小平的阴影。而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不论中共现政权如何固守邓的跛足改革,但逐渐觉醒的民间权利意识为中国改革提供的自下而上的自发动力,则是任何力量无法阻拦的。中共高层在局部制度上的每一次改革,皆是民间压力积累到某一局部临界点的结果。

   正如极权时代的波兰著名异见者米尼奇克所言的后极权时代:“权力依旧而民意大变”。

   (一)在经济领域的变化

   事实上,所谓的邓小平改革,也仅仅亮出了经济改革的绿灯,而改革的具体设计者和执行者则是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和总理赵紫阳。在二人先后下台的15年之后再看中国的经济改革,事实上,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中国经济能有今天的发展,显然是受惠于胡、赵时代的赵紫阳模式。集体经济的“苏南模式”已经失败,朱鎔基意在挽救国有企业的所有改革也日暮途穷,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经济活力的模式,只有赵紫阳树立的“温州模式”,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主导模式。换言之,由全盘计划向市场、由完全公有制(党有制)向私有制的渐进转型已经不可逆转,正是在逐渐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过程中才会有:经济增长的高速度、物质供应的逐渐丰富、民众生活的大幅度改善,买方市场的形成,非国有经济的日益强大和在中国经济中所占有的主体地位,迫使执政党不能不进行立法上的事后确认,由对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的政策性允许向法律性保障的转变,已经开始进入宪法层次。

   尽管,执政党对经济还有很大的操控能力,对金融、电信、能源、土地、媒体、基础建设等重要行业的垄断依旧,无法可依的行政干预随处可见,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使大陆的经济自由化变得畸形;尽管,对私营经济还有立法上和事实上的诸多歧视,但是90%以上的市场定价、非国有经济对经济成长和政府财政的压倒性贡献,全社会要求行政权力撤出市场和反腐败的压力、私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事实上的主体地位、以及加入WTO的国际压力,必然使大陆的经济制度逐渐走上自由化、私有化、法治化的不归之路。现在,经济上的利益分化和多元化以成为不争的事实,从各类利益集团到无数个人利益,以顽强的生命力逐渐蚕食着官方的控制和垄断。正是在民间要求私有化的强大压力下,保障私有财产的力度才能在《宪法》层次上的逐步提升,旨在限制行政权滥用的《行政许可法》也已经付诸实施,无所不在的行政权力必然有所收敛。当下中国的经济,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不是是否市场化和私有化的问题,而仅仅是怎样把权贵私有化的“强盗式资本主义”和平转变为公平竞争的“法治化资本主义”。也就是已故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所言:怎样避免“坏的资本主义”而发展出“好的资本主义。”

   (二)思想文化道德的变化

   文革后,一方面是由民间发动并得到官方有限支持的思想解放运动,冲破了毛时代的万马齐喑的局面,中共意识形态的衰落和主旋律的无人倾听,个人意识和自利观念的觉醒,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迅速传播、传统文化的复兴、港台通俗文化的全面渗透和文化消费的大众化娱乐化,已经在文化上开启了价值观多元化的大门。

   另一方面是犬儒化生存策略的普遍化。在公开的场合,非政治领域的言论开放,已经到了可以在媒体上胡说八道的程度,私有化在成为经常性的热门话题之后,现在已经变成了主流民意中的常识;政治性言论的公开表达,尽管还有严格的限制,但是也不是全无发表的空间,只要在行文上隐晦一点,不直接针对现任当权者,对现行体制的批评和对政治改革的呼唤及争论,即便在国内的媒体上也时有发表;同时,鲜明的政治异见可以通过国际媒体和互联网反馈回大陆。六四后收听外国电台人数的激增和互联网的日益普及,使执政党的新闻封锁越来越失去传统的效力;在私下的场合,民众议论政治已经没有多少风险,甚至拿执政者寻开心和发泄对政权的怨恨,已经成为老百姓饭桌上常规的娱乐项目。这个制度的合法性根基,已经在人们的灵魂中瓦解,剩下的仅仅是恐怖政治和利益收买,统治者心惊肉跳地心虚气短地发号施令,而民众三心二意地虚情假意地拥护。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御用智囊,在公开场合的拥戴高调,必须要有在私下场合的骂娘低调来平衡,以至于,在私下场合,“不端起碗骂娘”,便无法在亲朋好友中混下去。

   1,在中国未来发展方向上的价值歧义日益激烈:御用智囊的权威主义和民间的自由主义构成主要论战对手,前者强调维护现存秩序和跛足改革的优先性,后者强调启动政治改革和争取民权的紧迫性;自由主义内部又有自由民主派和自由宪政派的分野,二者在共同信奉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及其制度安排的前提下,前者主张实现选举民主的优先性,唯有民主化才能保障个人自由;而后者主张民权运动的优先性,即争取法定个人自由不断扩大的优先性,唯有在民权逐步扩张的前提下实现选举民主才是稳妥的;此外,还有新左派的毛泽东情结和王道政治的儒家情结,但二者在骨子里与权威主义合流,而与自由主义歧途。

   2,大众文化的渐次崛起。在思想解放和启蒙激情的八十年代,商业文化对大陆的冲击主要来自港台,形成对独裁文化的两个层次的反叛:一是对党文化垄断的反叛,促成了中国人背离官方意识形态的斗争哲学,而开始转向人性人情的觉醒。一是对所谓文化精英主义的反叛,打破了文化精英的话语霸权,文化市场和受众趣味开始出现分化。以港台歌曲、金庸武侠和琼瑶言情为代表的通俗文化风靡大陆,不仅使官方说教越来越失去市场,也使精英文化的影响力急遽衰落,所谓的严肃文学的读者群迅速缩小。也就是说,通俗文化对文化大一统起到了非常好的瓦解作用,使大陆的文化市场开始有了分化,促成了官方文化、精英文化和商业(大众)文化的多元并存。在党文化强制推销的主旋律和精英们的说教文化之外,民众在文化消费上有了选择新的文化产品的余地。然而,在官方主旋律卫道士面孔和商业化的大众趣味之间,经过了八十年代的分野之后,六四后即开始进入合流阶段,主旋律需要商业文化的包装,商业文化需要官方的权力支撑。与物欲横流的权贵私有化相适应的商业文化消费,也像富贵攀比的物质消费一样,日趋享乐化、浅薄化、平庸化,其社会功能也越来越成为现政权维持独裁秩序的帮闲工具。小品化调笑的精神按摩,发挥着麻痹灵魂和瘫痪记忆的功能;亲民化宣传的强制灌输,强化着救主-臣民意识;现实中的包二奶、泡小姐、婚外恋、一夜情等性混乱,与商业文化产品中所表现的情色狂欢相对应,变成纵欲主义的工具。

   同时,在争相献媚于权钱的台面上的大众文化之外,还有一种更为真实更为大众化的流行文化,那就是以“新民谣”和“政治笑话”为主的地下文化。当台面上的商业文化营造着虚假的歌舞升平之时,地下的“民谣”则凸现着另一个腐败横行、两极分化、厚黑无耻的中国。执政者的作秀和官场腐败成为最大的民谣和笑话的素材库,几乎每个人都能讲一段以黄色为调料的政治笑话,几乎每一城镇和每一村庄都有广泛流传的讽刺性民谣,它们才是大陆民众真正的公共语言,与官方控制的媒体上的公开语言形成了鲜明对照:如果你每天只接受来自公开媒体的信息,满眼就是一片光明,恍如生活在天堂里;而如果你每天只汲取私下聊天的信息,就会举目皆是暗无天日,简直活在地狱中。而这些民间的信息交换和传播无法在阳光下公开进行,只能在私人之间的小圈子里流传。如果说,政府的各类公开的和非公开的禁令是正规黑幕制度的话,那么民间的小道消息就是另一种由恐怖统治制造的非正规黑幕,权贵在黑幕中瓜分全民资产和搞政治阴谋,民众在黑幕中发泄不满和自寻开心。两种黑幕中的大陆人遵守的是同一套规则,即正规制度下的非规范反规范的灰色潜规则。

   3,爱国主义成为中共意识形态的新说辞,在政权的鼓励和纵容下,大陆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正在日益高涨,反美反日反台独成为民族主义的三大发泄口,大国外交、赶超美国和伟大复兴成为民族主义的三大目标。所以,许多人指出中国正走向法西斯主义。然而,我觉得民族主义思潮发展为法西斯主义,其前提需要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双重支撑:硬实力是迅速攀升的国力军力和国际地位;软实力是全民对抽象的群体利益和救世主式领袖的中魔化狂热,国家利益和民族复兴及其代表人物已经变成了全民图腾,并在个人行为的选择中以绝对的优先性压倒小集团和个人利益。现在,中国的硬实力确实有较大的提升,但软实力则一塌糊涂,目前在国人价值选择上泛滥成灾既没有对国家利益的压倒性偏爱,更没有对希特勒式或毛泽东式的救世主图腾的崇拜,而有的仅仅是畸形的经纪人理性——个人利益至上,是绝对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即对个人利益的绝对偏爱、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和对一切神圣价值的蔑视。从最高决策层到精英层的新左派、儒教王道再到最低层的愤青,爱国主义狂热仅仅是国民意识的表层,而真正主导国人行动的则是畸形的经纪人理性,也就是个人私利最大化,而决非为祖国为民族这类抽象的整体利益。所以,中国最容易走上法西斯道路的时期是毛泽东时代,而非国力逐渐增强的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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