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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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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色狂欢-----中国商业文化批判之一

六四后的中国,与物欲横流的权贵私有化相适应的商业文化消费,也像富贵攀比的物质消费一样,日趋享乐化、浅薄化、平庸化,其社会功能也越来越成为现政权维持独裁秩序的帮闲工具。小品化调笑的精神按摩,发挥着麻痹灵魂和瘫痪记忆的功能;亲民化宣传的强制灌输,强化着救主-臣民意识;现实中的包二奶、泡小姐、婚外恋、一夜情等性混乱,与商业文化产品中所表现的情色狂欢相对应,变成纵欲主义的工具。

     于是,当年的政治革命狂热,一变而为今天的财富崇拜和性放荡;当年的最高道德楷模毛泽东,在价值观的非毛化和毛遗产的商品化的过程中,神的光环逐渐褪去,而暴君的本来面目日渐显现,其私生活的糜烂也渐次爆光。毛等已故中共高官的私生活,不仅成为民间笑话的素材,也成为今日的大小官员们包二奶的榜样。毛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及其名誉资源,不仅为左派们煽动民粹主义提供思想资源,更为商人们提供发财致富的卖点。

     一夜暴富的黄金梦中包含着夜夜风流的渴望,压抑已久的性欲一旦得到释放,必然变成现实中普遍的“包二奶”和“泡小姐”,再包装成文化产品中的婚外恋矫情和床上尖叫。看不完的肥皂剧和贺岁片,再也离不开“肉弹”的四处开花;文学作品也进入“肉体写作”的时代,“美女作家”之后又有“美男作家”,白领们的酒吧情色之后,又有妓女的卖淫自白,接下来又有完全纪实的“下半身日记”,紧跟着是自称硕士的知识女性将自己的裸体照贴到网上。网络文学的热点之一就是“情色文学”的兴盛。作品中的男女,也越来越赤裸地展示肉欲和性变态行为,甚至到了没有羞涩表情而只有色欲饥渴和肉弹发射的地步。

   一、肉体展示的渐近高潮

     (一)八十年代冲破政治禁区的情色

     在思想解放和启蒙激情的八十年代,商业文化对大陆的冲击主要来自港台,形成对独裁文化的两个层次的反叛:一是对党文化垄断的反叛,促成了中国人背离官方意识形态的斗争哲学,而开始转向人性人情的觉醒;一是对所谓文化精英主义的反叛,打破了文化精英的话语霸权,文化市场和受众趣味开始出现分化。以港台歌曲、金庸武侠和琼瑶言情为代表的通俗文化风靡大陆,不仅使官方说教越来越失去市场,也使《人民文学》、《诗刊》、《收获》为代表的精英文化的影响力急遽衰落,所谓的严肃文学的读者群迅速缩小。也就是说,通俗文化对“文化大一统”起到了非常好的瓦解作用,使大陆的文化市场开始有了分化,促成了官方文化、精英文化和商业(大众)文化的多元并存。在党文化强制推销的主旋律和精英们的说教文化之外,民众在文化消费上有了选择新的文化产品的余地。

     商业文化的反叛当然也涉及到爱情和性欲领域。在八十年代,情色的解放首先来自港台的流行歌曲、手抄本小说和日本影片,其中,尤以邓丽君的情歌和日本电影的影响最大。邓丽君特有的软绵绵气嗓,倾诉着如泣如诉的情爱悲欢,对于听惯了“钢铁旋律”的国人来说,无异于瓦解革命意志的靡靡之音,但她的声音确实听醉了文革结束后的一代青年,即便在“清污”的打压下,她的歌声仍然风靡全国,也影响到大陆通俗歌曲的最初亮相。日本电影《追捕》中女主人公的飘逸长发,《生死恋》中男女之恋的刻骨铭心,也使城市青年的夜晚被情色幻想占据。到八十年代中期,中国人宣泄性饥渴的主要方式,一是大量阅读外来的翻译文学,如劳伦斯等人情色小说;二是偷看黄色录相,聚在某一有录像机的朋友家偷看“毛片”,已经成为朋友交往的最亲密的方式之一;三是有幸出国的人,把资本主义世界的“红灯区”当作旅游景点,出国归来的人,也乐于在亲朋好友间讲述西方的红灯区和性自由。

     在文学上,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作家的情色解放还不能直接展示性欲和肉体,而只能以政治禁忌下的“爱情”来包装。张洁的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是爱情主题突破政治禁区的代表作,第一次控诉了极权政治对人性之爱的蹂躏。即便是纯民间的地下文学如《今天》上的作品,也是以抒发爱情为主,舒婷的《致橡树》便是代表作。到八十年代中后期,文学中的男女恋情也逐渐在情感描述中加入性内容,张贤亮的中篇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之所以轰动一时,就在于作品对右派男主人公在流放中与村姑之间的性爱描写,但张贤亮的性描写,还只是其意识形态批判的附属部分,一方面服务于冲破写作禁区和追去创作自由的启蒙目标,另一方面服务于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命运的表现。这部中篇小说赋予了性行为以过于夸张而沉重的意义,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命运的倾诉,也是知识分子的“人民上帝观”的另类表达——底层村姑用丰润的肉体治愈了落魄士大夫的性阳痿,用朴素的性爱拯救了知识分子已经沉沦的灵魂,最终把男主人公送进了铺着红地毯的人民大会堂。电影《芙蓉镇》也是对反右迫害的控诉,落魄文人与泼辣村姑的情色故事,赢得了中国最高电影奖项。这就意味着,政治禁忌下的右派与“破鞋”之间的偷情,既被大众视为美好人性的展现,也已经得到了官方颁奖的正式肯定。

     与此同时,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论风靡大陆,潜意识理论影响着许多作家对性问题的处理,可以说,观念化先行是当时文艺的普遍特征。比如,王安忆写出的性欲系列小说“三恋”,重在表现极权政治之下的性压抑和性扭曲,给我的阅读感受是:她一边捧读《性学三论》,一边写出了潜意识中的性冲动。张艺谋导演的影片《红高粱》之所以风靡一时,从选材的角度讲,就在于影片讲述了一个充满野性的野合故事,影片主题曲“妹妹,你大胆往前走”的粗狂吼叫,是对性欲所代表的原始生命力的大肆张扬。以荒凉大西北的火红高梁为背景,在开阔的蓝天和大太阳的俯视下,土匪对村姑的强力劫持,高梁地里的野合狂潮,土匪们为争夺女人而相互厮杀,女主人酿酒的大缸里射入男雇工的尿骚,居然神奇地酿出了远近闻名好酒“十八里红”,等等,这一系列戏剧性的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不仅完成了男女性欲的奇特交合,而且营造出神奇生命力的视觉幻想。《红高粱》的获奖象征着国人性观念的转变:把“情色张扬”作为“生命力旺盛”接受下来。

     政治禁忌和偷情高潮的奇妙混合,在王小波的长篇小说《黄金时代》中,得到了更为艺术也更为深刻的表达。其中,最为精彩的章节是对主人公“王二”的知青生活的描述。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另一面,是城市青年在农村得到了最现实的性启蒙,一种朴素粗俗、酣畅淋漓而又充满偷吃禁果的刺激的性启蒙。男女生连手都不太敢拉的城市中学生,在变成了响应伟大领袖号召的知青之后,兵团和集体户的特殊环境,突然拉近了男女之间的距离,乏味的精神生活需要用男欢女爱来填充,也消除了性的羞涩和罪恶感。于是,“广阔天地”中的“大有作为”,被王小波描述为“大有‘性’为”。农村那空旷的无人田野,为大城市中倍受性压抑的一代青年提供了偷情私通的性欲飞地。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中,小资情调的恋爱是必须清除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偷情就更是大逆不道,特别是“私通”中女人,要被扣上一顶极具诬蔑性的帽子——“破鞋”。男主人公王二与女主人公陈清扬进行田野交媾的前奏,就是两人讨论“破鞋”问题:陈清扬被当地人视为“破鞋”,而她本人却不承认自己是“破鞋”。然而,即便政治禁忌和道德歧视造成的偷情风险仍然令人恐惧,但其惊险恰与偷吃禁果的刺激成正比。

     王小波笔下的女主人公以前不是“破鞋”,但在王二的性攻击下真的变成了“破鞋”。文革前,绝对没人敢把国家主席的夫人侮蔑为“破鞋”,而文革中,王光美的脖子上却被红卫兵挂着上了“破鞋”。文革结束后,当刘少奇及其遗孀获得平反之时,以前的“破鞋”也逐渐褪去罪恶色彩,而变成小说中的正面人物并被赋予道德正当性,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为“性”重新命名的纵欲时代,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破鞋”,变成了人人追逐的小康时尚“新鞋”。君不见,在当下大陆的电视剧中,有一段被各类剧中人重复的台词:“婚姻如同一双鞋,只有穿的人才知道是否合适”。

     (二)九十年代的情色享受

     进入九十年代,通俗文化越来越屈从于商业操纵,对党文化的消解作用逐渐淡出,精英们也纷纷投身于商业文化的逐利竞争之中,于是,通俗文化逐渐与党文化主旋律合流:一方面,党文化灌输越来越借助于通俗文化的包装,小康时代的独裁秩序更需要商业娱乐来点缀其歌舞升平;另一方面,通俗文化也越来越需要权力化市场的支持,需要官方大媒体为其提供推销自己的舞台,媚俗成为大陆文化的主要品质。官方每年一度举办的春节晚会,各类娱乐明星之所以争相亮相,就在于它是自我推销的最大广告。与此相应,性内容在文化产品中的政治色彩也越来越淡,而单纯的情色享受倾向日益加强。

     1991年1月26日,我走出秦城监狱,被从北京遣送回大连。下火车后,我浏览了车站附近的书摊,一个特别醒目的杂志封面赫然跳进眼帘,封面上是个斜躺着的、线条优美的裸体女人,下面的标题是《天边飘来一具死尸》。印在其他杂志封面上的标题中又有:《首次曝光中国特大性虐待案》、《恋阴癖的秘密》、《徘徊在校园里的色狼》、《色胆包天的性虐狂》、《告诉你享受性生活的秘诀》等,甚至还有《毛泽东和他的第二任妻子贺子珍》。

     当时,我看了这些流行书刊,着实大吃一惊:六四刚过不到两年,邓小平也还没有南巡,刺激物欲的第二轮经济改革还未开始,官方还在声嘶力竭地反自由化反和平演变。在官方宣传中,反自由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打击私营经济和扫黄。但这些书摊上的报刊和书籍说明,扫黄根本没起作用,非但没有扫掉,反而大有泛滥之势,已经远远超过八十年代。后来,我又逛了大连和北京的几个图书市场,发现色情加暴力的通俗读物最为畅销,另一类畅销读物是已故中共高官的私生活秘闻。

     与此同时,在所谓的严肃作家笔下,也出现了轰动效应的“性文学”,从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的风靡中,从张艺谋的电影《菊豆》所渲染的“乱伦”激情中,《大红灯笼高高挂》所展示的妻妾成群的大宅院里的争风吃醋,昏暗的大红灯笼下的“捶足性高潮”中,从美国婚外恋小说《廊桥遗梦》对无数中年妇女的征服中,从大陆媒体对朦胧诗人顾城在新西兰杀妻后自杀的炒作中……中国文人的腐朽没落的传统“性情趣”高调回归,大陆人倍受压抑的情色世界怦然敞开,严肃文学变成了开启商业文化中的“情色狂欢”的催化剂。对野合、乱伦、三妻四妾的题材之热衷,对婚外偷情的细节化把玩和士大夫化品味,渗透文人们的猥亵和肮脏的性趣味,士大夫家居生活的渴望是妻妾成群,被幻化为深宅大院中每夜点亮的大红灯笼,让人不能不想起《金瓶梅》、《三言二拍》、张爱玲、张恨水等情色文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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